人物简介

　　宋仁宗赵祯，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王，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在位42年，是两宋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时候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主要经历

　　宋仁宗赵祯天性仁爱宽容，政治清明简缓，国家繁荣发展。仁宗优容厚待士大夫，崇尚文教，促进了刚毅正直士风的养成。但始终无法解决冗官冗兵以及边患问题，庆历新政半途而废，为继任者留下了祸根。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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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位之初的纷扰

　　宋真宗赵恒驾崩，遗命由皇后刘氏、宰相丁谓等辅政，时年14岁的赵祯继位，改元“天圣”。“天圣”隐藏着玄机：天，即二人，意味着皇太后与皇帝二位圣人共治天下。史称，刘氏才能卓著，垂帘听政期间，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新皇帝在她的羽翼之下成长，默默学习着治理国家之道。

　　赵祯有着一颗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宽容臣下，体恤民生疾苦，很快就赢得大臣们的尊重。天圣四年，江州太平兴国真君庙神像的金冠被盗，地方官员上书请求重新制作。赵祯说：“庙宇地处偏僻的山谷之中，用黄金制作神像妆饰，是引诱老百姓犯罪，使人受到严厉的刑罚，应该用铜作冠而用金粉涂上去。”宰相王曾私下感叹道：“皇帝忧虑百姓可能因盗冠犯罪，废去用金，可称得上‘仁’啊!”

　　刘太后对赵祯的保护可谓无微不至，在其即位之后、未立皇后之前，都不许离开她的周围，婚姻大事也一手包办。郭氏、张氏两位美人同时入宫，赵祯很喜爱张氏，想将她立为皇后。刘太后一定要立郭氏为皇后，他只能尊重太后的旨意，而将张氏封为才人。事实证明，在择偶方面，赵祯的眼光要比刘太后准得多。

　　郭后始终得不到皇帝的欢心，郁郁而终。张妃圣眷优厚，在危急关头救了皇帝性命。某年闰月十五，皇帝想在宫中张灯结彩庆祝，张妃认为会引发不测之事，极力阻止。三日后，几名卫士乘着夜色翻墙潜入宫中，想要刺杀皇帝。事起突然，赵祯想要闯出宫避险，张妃却命令闭门坚守，派宫女迅速前去通知守卫护驾。刺客杀到福宁殿，砍伤宫女，哀哭声传遍大殿。太监恐怕皇帝受惊，谎称：“只是大宫女教训小女孩而已。”张妃大声斥责道：“反贼在殿下杀人，皇帝已经知晓，正想出去避难，你还敢欺瞒!”她料定反贼必然会放火，就让太监、宫女们准备好水救火。贼人果然放火烧帘，但随即被大家浇灭。为鼓励太监奋勇战斗，张妃亲自剪下他们的头发，许诺平定叛乱后，以头发为证，大加封赏。于是，太监们出死力保卫，援军到后，反贼悉数被擒。

　　刘太后挟真宗遗命，又有宰相丁谓相助，群臣不得不听命，但深感不满。太后在朝廷之上问武则天是怎样的人，宰相鲁宗道答道：“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害江山社稷!”太后无言以对。当时有人上书，请为刘氏按天子之礼立七庙祭祀。刘太后问宰相意见，鲁宗道强烈反对：“不可!如果刘氏立了七庙，皇帝应该用什么规格的礼仪呢?”

　　十年之后，赵祯24岁，改元“明道”。“明道”同样暗藏玄机：明者，日月也，皇帝是日，太后是月，日月同辉，光照天下，太后垂帘听政还没有结束。明道二年，太后病死，临终时遗诏要将杨太妃晋封为太后，“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老太后死去，新太后又登场听政，诸臣不愿再沉默，御史蔡齐直截了当地质问：“皇帝已经成人，熟悉国事，怎么还能使后宫相继听政?”宰相丁谓哑口无言。范仲淹、庞籍、薛奎等忠直之士纷纷上奏大加反对，显示出宋朝士大夫以国为己任的自信精神。八十馀年培养出的士大夫集团，不愿只做皇权的附庸，要与皇家共治天下。迫于群臣压力，第二天，遗命便删去“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皇帝亲政。

　　年轻的赵祯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差点影响皇族内部团结。当时有流言蜚语传荆王赵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元俨是宋太宗的八子，亦即小说戏曲中盛称的“八贤王”，地位无比尊崇。内侍臣抓捕了谣传八贤王造反的人，严加审讯，株连数百人。皇帝愤怒之极，下令彻查，然而案件无端而来，无从查起，有关部门不知道如何是好。整个京师宗室、官员、百姓都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御史蔡齐说：“此案不过小人无知造谣，不值得您劳师动众地调查处理。而且事情闹大，荆王心中也会不安，不知陛下是不是借故除去他。”一夜之间，三次上书，皇帝终于明白，只鞭打了几个人而已，大事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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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君气象

　　亲政之后，赵祯十分勤政、俭朴，每天退朝之后，一一批阅所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奏折，丝毫不敢自我放松。日常用餐不欲珍馐美味，穿衣服都是用普通的布料制成，经过多次洗涤，宫女们都偷笑。吃饭时发现食器之中有虫子，掩盖着不让人知道，怕有人因此获罪。赵祯对吕夷简说：“我告诉你宫中的事，并非想大家知道，我嫌恶沽名钓誉之举。”

　　在国家大政方面，对内不断减轻徭役赋税，赈济灾民;对外谨守澶渊盟约，继续保持与契丹的友好关系，不轻启战端。

　　周世宗柴荣曾下令征收河北的盐税，违反者立即处死。河北父老跪在路边哭诉严刑峻法，请求将盐税分摊到日常税务中，而放松禁令。周世宗同意实行，盐钱制度延续到宋朝。财政部不知道此事，提议征收河北沧州、滨州的盐税，赵祯说：“要老百姓一下子就食用昂贵的盐，并非我意。”御史张方平进谏说：“重复征盐税会大大加重百姓负担。现在契丹人贩私盐行动非常猖獗，征税后，公盐价格更贵，契丹私盐卖得更好，朝廷受怨而契丹获利。禁止契丹私盐，非动武不可，盐税能补军费之用吗?”

　　赵祯感到事态严重，想马上叫宰相罢去盐税法。张方平认为，盐税法虽然尚未制定，但河北百姓家家知道，皇帝应当直接以手谕诏告免除盐税，不应从有关部门传出消息。赵祯大喜，命令他撰写手诏传示河北。河北百姓扶老携幼，出迎手诏，自发做了七天的佛会报答圣恩。

　　契丹使者来拜见皇帝，住在馆驿，正好遇上日食。富弼曾出使契丹，对其风俗人情有深刻认识。他认为天有异象，不宜宴乐，请求不宴请使者，赐给简单的饮食即可。宰相宋庠反对。富弼说：“如果契丹罢宴撤乐，会使朝廷蒙羞。”宋朝出使契丹的人回来，说契丹见到日食，果然罢宴撤乐。失礼于外国，赵祯深深感到后悔。后来，契丹王去世，赵祯下令停止办公七天，京城、河北禁止音乐七天，并亲自举哀。以礼乐标准来对待外族，不卑不亢，显示了仁君的气度。

　　在教育方面，崇尚儒术，亲贤人远小人。赵祯尊崇孔子，雅好儒家经典，汲取历代兴亡教训，作为治国的要道。祭祀孔子时，有关官员说按礼仪标准，严肃地作揖即可，赵祯却特地拜了两拜。赐给孔子46代孙、汝州龙兴县处士孔旼布帛，资助其生活。至和二年，下诏封孔子后裔孔宗愿为衍圣公，令其得以世袭，自此成为定例，绵延千年。大学者胡瑗精通礼乐，行动合于古礼，特诏更定雅乐，聘为国子监主讲教授，推崇备至。对以儒术作为进阶的小人，则远斥之。林瑀号称精于易学，推算说：“皇帝您应的是《需》卦之象，主饮食游玩，应该大办宴会、巡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赵祯大惊，从此疏远林瑀。

　　在统战方面，注意收揽前朝皇族的人心，示天下以宽宏大量。赵祯下诏，录唐李氏、周柴氏、晋石氏、南唐后主李煜、吴王钱镠、蜀王孟昶、南平王高季兴等先朝皇帝的后裔入仕为官。提拔唐李氏、周柴氏亲属官职，免除徭役，赐钱一万。宣布前代帝王后裔，在宋朝任八品以下官职的，其祖父母、父母、妻子所犯流放以下之罪，可以以钱来赎;未曾在宋朝为官，而曾经受过朝廷赏赐的，不犯凶恶大罪也可以钱赎罪。按儒家的说法，是“兴灭国，继绝世”，保存历代帝皇的荣光，示天下以公心，非至仁者不能做到。

　　●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赵祯提拔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为相，着手准备改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改革进程中，赵祯显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见三人时，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范仲淹私下对人说：“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但事情有缓急，革除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赵祯继续颁下手诏：“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们不要回避，尽快拟定改革方案，陈列献上。”督察得很急。

　　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遗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圣的意义。赵祯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赐座，赐纸笔，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赵祯如此举动，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丢给臣子。二人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就座，仓皇告退。范仲淹穷尽心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一是明黜陟，二是抑侥幸，三是精贡举，四是择官长，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前四条是人才选拨政策，第五、六、八条是经济政策，第七条是军事政策，第九、十条是提高行政效率政策。新政在皇帝直接干预之下，得以全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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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欧阳修敏锐地意识到，范、富二人可能会受到攻击，上书给皇帝打预防针：“当今君臣同心协力，是难得的局面。范仲淹等人定会承受小人的怨恨，陛下应当尽力支持、信任他们，拒绝听信谗言。”然而，新政规模阔大，行之过急，各方面利益纠缠不清。一时之间，心存侥幸之徒大肆造谣，朋党之论大兴。

　　赵祯毕竟身居天子至尊之位，需要一些人揣摩、迎合自己的意思。范仲淹笃信儒学，刚正不阿，行事但求合乎道义、无愧于心，并没过多考虑皇帝的感受。他曾经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到饶州。后来，吕夷简得知皇帝有意重用范，便请求特别加以提拔。赵祯因此认为吕是厚道的长者，要范表示感谢，冰释前嫌。范仲淹断然拒绝，说：“我曾经讨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吕没有私人过节。”

　　君臣之间的嫌隙，是观念、思想的不同，皇权不可以无限妥协，需要奉承逢迎;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需要更多的政治自由。双方始终貌合神离，不能对国家大事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找不到改革平衡点。范仲淹对此体会很深，很有危惧之感。淮南匪徒作乱，高邮守将晁仲约估计抵挡不住攻击，要郡中富豪献出金银，杀牛备酒，向匪徒送上厚礼。匪徒高兴，绕行而过，不侵害高邮百姓。朝廷得知，要诛杀晁仲约以正法纪。范仲淹想为其开脱，富弼则以为非杀不可。二人在皇帝面前争论，最终赵祯听从范仲淹的主张。退朝后，范仲淹对富弼说：“宋朝开国以来，未曾轻易诛杀大臣，是天大的好事。同僚之间，哪里还有像我与您这般深厚的情谊?此事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如果轻率引导他杀戳大臣，他日杀得兴起，我和你不一定能自保。”富弼不以为然，后来从河北回京，被拒在城门外。他猜测不到皇帝的用意，安危未卜，整夜彷徨不已，叹息说：“范六丈，圣人也!”

　　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富弼终于抵挡不住不小人的疯狂攻击，相继求外任，赵祯无可奈何，批准他们离开京城，庆历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然而，范仲淹身上刚毅正直的品格，希望向“古贤人”看齐的人生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深刻影响着有宋一代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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