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忠君卫道的人杰
不可否认，韩愈是忠君的。
虽然他多次向皇帝上书，直陈时弊，然而这正是大忠的表现。不盲从，不明哲保身，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体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质。同时，当君王有难、皇权不稳时，他更能挺身而出。
统兵在外的大将割据一方、不听朝廷调度是唐朝自玄宗以来的老问题。到了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为节度使，公开背叛朝廷，发兵攻掠周边地区。当时朝中主和的大臣众多，御史中丞裴度极力主张应该派兵征讨，韩愈给宪宗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平叛的战争打起来后，由于将领不齐心、指挥不得力等原因竟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年，到了817年，裴度在宪宗的支持下，到前方亲自督战，担任前敌总指挥，并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参谋长)。韩愈先行来到沐州(今河南开封)，恩威并用，劝说驻军首领韩弘归顺朝廷，剪除了吴元济的羽翼，使吴元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接着韩愈又向裴度建议派兵直人蔡州(今河南汝南)吴元济的大本营，为平叛行动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叛乱平定后，韩愈也以功升任刑部侍郎(副部长)。
821年，朝廷派往镇州(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田弘正被手下大将王廷凑杀掉，王廷凑自立为节度使，并发兵四处攻扰。穆宗为此调发了十五万大军前往讨伐，但却迟迟攻打不下，反而被王廷凑围困了河北另一重镇深州(今河北深县)。次年二月，穆宗派遣韩愈前去王廷凑营中“宣慰”，实际上就是让他去当“说客”。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此行险恶，凶多吉少，搞不好连性命都难保。韩愈的好朋友元植不断叹息“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也告诉韩愈说，要见机行事，不一定亲自到叛军营中去。但韩愈认为既然领受了皇帝的命令，就应该勇往直前，临危不惧，不管有多大危险和困难也不能退缩。他骑马直入王廷凑军中，在叛军的刀剑相逼中面不改色，对王廷凑晓以利害，并列举了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的例子，劝他遵从朝廷的领导。后来王廷凑被说服，设宴招待韩愈，送他回朝。
韩愈自幼饱读诗书，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眼中，忠君卫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的忠君，却不是愚忠，是在符合儒家道义基础上的忠。儒家思想中重视民众生活、敬鬼神而远之的处世原则，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境界给他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君王的皇权不稳时他能不避艰难，当皇帝迷信神佛时他能直言抨击，当百姓生活困苦时他能大声疾呼、想办法解决。
四、文传后世的名家
虽然韩愈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来说，其事迹是可圈可点的，也是杰出的。但是，真正使他传名于后世，却是他的文学成就。他的《讲学解》中“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师说》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马说》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等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正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被后人尊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更把韩愈的散文与杜甫的诗歌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也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他与柳宗元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朝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从来是文为心声，韩愈的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他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他写的散文、诗歌，绝不是无意义的吟诵或是往来唱和，而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在占主体地位的论说文中，抨击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是其主要内容。如在《原道》、《谏迎佛骨表》、《原性》、《师说》等篇中，鲜明地突出了尊儒反佛的特点，以巧妙的布局、分明的层次全面阐述了佛教的危害以及从师学习的必要。而《杂说》、《获麟解》、《送穷文》等，则是嘲讽社会现状的犀文，既比喻巧妙，寄寓深远；又构思奇特，锋芒毕露。
此外，韩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是中唐时期韩孟诗派(韩愈、孟郊)的领袖，与元白诗派(元镇、白居易)相对立，一生留下了四百多首诗篇。他的诗，与他的散文一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意境开阔，想象奇特，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
纵观韩愈的一生，虽然积极追求功名，但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富贵，而是始终把天下苍生放在首位。他认为，作为一个士大夫，对社会、对国家应该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抢先发言，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被贬之后能不计个人荣辱，尽所能为民众做些好事实事，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应有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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