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按照以往的惯例，唐玄宗通常只设置两个宰相，一主一辅，相互配合。可是当张说进入宰相班子的时候，他的前面已经有了张嘉贞和源乾曜两位宰相。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打破惯例，设立三位宰相呢?“三驾马车”能否同舟共济，各尽其能，辅佐唐玄宗呢?
本文摘自：《蒙曼说唐：长恨歌》，作者：蒙曼，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政坛明星张说，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迅速东山再起，成为李唐王朝的新任宰相。按照以往的惯例，唐玄宗通常只设置两个宰相，一主一辅，相互配合。可是当张说进入宰相班子的时候，他的前面已经有了张嘉贞和源乾曜两位宰相。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打破惯例，设立三位宰相呢?“三驾马车”能否同舟共济，各尽其能，辅佐唐玄宗呢?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宰相们奉命在中书省宴请前任宰相张嘉贞。几番推杯换盏之后，大家都有点醉意了，这时候，张嘉贞指着当朝宰相张说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张说，你这个小人!要不是你陷害，我才是这里的主人!你还有脸在这儿请我吃饭!张嘉贞越骂越激动，捋胳膊挽袖子就要打张说。宰相打架，成何体统，旁边人赶紧把他们俩拉开了。我们讲玄宗一朝的宰相更迭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都是平稳过渡。宋璟当宰相，还是姚崇推荐的，这才是英雄惜英雄，好汉怜好汉。怎么到他们俩这儿，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呢?
一、三驾马车
开元九年(721)，张说通过艰苦的努力，当了宰相。按照以前惯例，新一任宰相上台，上一任的宰相班子，也就是张嘉贞和源乾曜，肯定要让位。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张嘉贞继续当中书令，源乾曜继续当门下侍中，而张说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不是换宰相了，而是又增加了一位宰相。本来唐玄宗上台之后，一改以前多相制的做法，只设一主一辅两个宰相。为什么到张说这里就变成了三驾马车了呢?恐怕有三个原因不容忽视。
第一，张嘉贞和源乾曜当宰相刚刚一年多，而且没有明显失误。此时卸任，不符合玄宗设定的任相周期。姚崇、宋璟都是当了三年多宰相才下去的，三年多也算是一个差不多合理的行政周期，足够让人有所成就。可是一年多的时间太短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把头三脚踢开呢，就被罢免，这不太合适。另外，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嘉贞和源乾曜表现也还不错。张嘉贞是唐玄宗半夜睡不着觉钦点的宰相。之所以钦点他，是因为有一件事给唐玄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开元六年(718)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张嘉贞在地方骄奢淫逸，贪污受贿。唐玄宗马上组织人调查。
结果一查，根本没有这回事，纯粹是诬告。玄宗很生气，要治诬告者的罪。没想到，张嘉贞出面劝阻了。他说：陛下要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开言路，这才是国家兴旺的根本。现在陛下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大家都觉得大臣惹不得，谁还敢说话啊!万马齐喑，这不是比告状不实更可怕吗?玄宗一听大为感慨，觉得张嘉贞很有全局观念，而且有度量，是个当宰相的料!当即就跟张嘉贞说：你好好干，我以后会重用你的!一般人听到皇帝这么说肯定会唯唯诺诺，表示会努力工作，争取再立新功。
而张嘉贞的回答却与众不同。他说：“今志力方壮，是效命之秋，更三数年，即衰老无能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惮。”也就是说，我现在年富力强，正是干工作的好时候，再过几年，我可就老了，想干也干不动了。所以，您要是想重用我，麻烦您赶快重用，否则就来不及了!这一席话说得怎么样?有人可能觉得：太性急了吧，没见过这么要官的。
可是唐玄宗不这么想。他从这番话里听出了张嘉贞卓越的口才、清楚的思路和建功立业的热情了。难得一个人要官要得这么清楚明白，更难得一个人有这样的热情!有热情，工作起来才会有闯劲儿，这是好事!所以对张嘉贞的印象超好，这才提拔张嘉贞当宰相。
提拔一年多以来，张嘉贞虽然没什么特别的建树，但也还称得上是精明强干。更难得的是他比较清廉。他虽然贵为宰相，但是没买过地。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谁有钱都投资土地，当大地主，这和今天投资房地产是一个道理。可是张嘉贞坚持不买地，就靠工资吃饭。有人劝他别太傻，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张嘉贞说了：我是宰相，只要不犯罪，再怎么也不会饿死。你们劝我买地，无非是说替儿孙打算。
可是儿孙如果有本事，就不用靠我留下的财产生活;儿孙要是不学好，我留下的财产越多就越是害了他们，所以还不如不留。这话说起来大家肯定都认可，可是即便到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张嘉贞就做到了。既精明又廉洁，这也算是不错的宰相了。
张嘉贞不错，源乾曜也不错。源乾曜为人谨慎，最大的优点是以身作则。当时不是为了提高地方官员的素质，号召京官和外官互相调动吗?但是，一般京官还是不愿意到地方，阻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源乾曜主动提出来，我的儿子都在中央任职，现在既然国家号召京官下放锻炼，那就从我这个宰相做起。我有三个儿子，就让两个到外地好了。一看宰相的儿子都到外地了，那其他官僚也没什么好说的，一下子，公卿子弟到外地当官的就有100多个。宰相能这么率先垂范，唐玄宗也觉得非常满意。
也就是在张嘉贞和源乾曜这一任上，玄宗开始推行宰相食实封的制度。就是在宰相的工资之外，另外给他们300户的封户，这也表明了玄宗对他们工作的肯定。这两个宰相既然干得不错，怎么能说罢免就罢免呢?
第二，张说和张嘉贞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拿姚崇和宋璟来说，姚崇善变，宋璟守正，所以，让宋璟代替姚崇，其实是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以一种工作方法代替另外一种工作方法。但是张说和张嘉贞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俩不存在这样的替代关系，相反，倒是有很多共性。首先，从个性上讲，两个人都属于积极进取型人格。张说为了当宰相不断营求，张嘉贞听说皇帝要重用他不也急不可耐吗?这是个性相似。另外，两个人的个人素质也很相似。玄宗看中张说的是他的文治与武功，其实，在这两方面张嘉贞也不差。先说文治。
张说是制举出身，得过第一名，张嘉贞虽然成绩没那么好，但也是制举出身。另外，张说以文采著称，号称一代文宗，燕许大手笔;张嘉贞名头没这么大，但是，他擅长写碑文。他曾经写过一篇定州恒岳庙的碑文，也是传诵一时。光是润笔费，张嘉贞就拿了几万钱。为什么张嘉贞这么不客气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值这个价!更有趣的是，两个人欣赏的文人都一样。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王翰，写过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个王翰诗写得好，但是为人太傲慢了，整天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一生经常遭别人忌恨。但是，有两个人不忌恨他，反倒赏识他、提拔他，谁呢?一个是张嘉贞，另一个就是张说!这件事在《旧唐书·王翰传》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翰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张说镇并州，礼翰益至。”先后帮助同一个诗人，可以看出来，在文学方面，张嘉贞和张说品味是何等相似!再看武功。
张说是从天兵军节度大使的身份上被提拔为宰相的，那天兵军是谁提议创立的呢?就是张嘉贞。张嘉贞也是第一任天兵军节度大使。换言之，张说之所以能担任天兵军节度大使，是因为前任大使张嘉贞当了宰相，这才腾出的岗位。这样看来，武功方面，两个人也是同道中人。因为二人有这么多的共性，所以玄宗觉得，即便任命张说，也不必罢免张嘉贞，两个人性情相仿，正好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在玄宗的心目中，引进张说只是为了加强工作，而不是要改变什么工作作风，当然也就不必换宰相班子。
第三，张说当上宰相不久，就被派到北方去兼任朔方军节度大使去了。所谓节度使，就是边疆地方的军区长官。朔方节度使的驻地在今天宁夏的灵武。怎么宰相还要兼任节度使呢?因为朔方又出事了。
上一章讲过，张说之所以拜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协助朔方节度使平定了河曲地区胡人的叛乱。可是，叛乱平定没多久，这个地方又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叫王晙，胡人叛乱，包括张说在内，好几个节度使都奉命协助他讨伐，王晙也都接受了。可是有一个节度使叫郭知运，平时跟他关系不好，这时候也接到了协助讨伐的命令。
王晙不喜欢他，就给中央打报告说，别让他来了。古代信息传递慢，朝廷的批复还没下来，郭知运已经带着兵来了。来了之后听说王晙居然打这样的报告，心里当然生气，他想：我都不计前嫌来帮你，你倒不领情!你不是不用我帮忙吗?我偏帮，我帮倒忙。怎么帮倒忙呢?本来胡人都已经向王晙投降了，他又带兵去打。胡人不明就里，还以为王晙言而无信，故意出卖他们呢，就又骚动起来了。
两个将军因为私人恩怨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唐玄宗当然很生气，就罢免了王晙的职务。那谁去接替他呢?张说参与过平叛工作，了解当地情况，就让他去接手这个烂摊子了。开元十年(722)四月，张说离开长安，来到朔方。此时，胡人的骚动已经演变成一场规模不小的叛乱，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份彻底平定，张说才得以返回长安。他离开这半年的时间，中央总得有人主持工作，所以，客观上也需要张嘉贞继续留任。
正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唐玄宗一改以往拜相的风格，同时让张说、张嘉贞和源乾矅三个人进入宰相班子，形成了独特的“三驾马车”格局。
在这三个人中，源乾矅是一个甘当“绿叶”的宰相，所以问题不大。关键是张说和张嘉贞。这两个人个性十足，该如何相处呢?特别是身为文坛领袖的张说，是否会甘于忍受屈居人下的境遇呢?
二、二虎相争
当时，玄宗考虑到先来后到的顺序，想让张说协助张嘉贞。所以，在官职上，张嘉贞是中书令，是正式宰相;张说则是同平章事，具有候补性质。显然，唐玄宗想让张说成为张嘉贞的好帮手，两个人互相促进、共同为国家出力，这不是如虎添翼吗?可非常遗憾的是，这只是玄宗一厢情愿的馊主意。这么安排，不是如虎添翼，反倒引发了二虎相争。怎么回事呢?一句话，一山难容二虎，张说和张嘉贞都不干了。
张说为什么不干了?很简单，因为他比张嘉贞能干!我们刚才分析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张嘉贞和张说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张说都比张嘉贞要强!明明能力强还要屈居人下，这可不是张说的性格。再说了，虽然当时张嘉贞是中书令，是领导，但是倒退十几年，唐中宗的时候，张说是兵部侍郎，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张说还是张嘉贞的直接领导呢!现在屈居老下属的手下，张说觉得心里不平衡，每次跟张嘉贞说话，总是言语带刺。
可是，这样一来，张嘉贞也不舒服了。张嘉贞是个性格很强势的人，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张嘉贞最初发迹还是在武则天时代。当时，他还是一介草民，因为替一个派察地方的侍御史写了一篇工作汇报，侍御史欣赏他的才华，就把他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召见他，隔着帘子跟他说话。张嘉贞一看那帘子，马上不干了。他说：“以臣草莱而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
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意思是说，我一介小民，居然能够见到陛下，这对我也是千载一遇的机会了。可是陛下竟然在我面前挡一道帘子。这道帘子不仅挡住了您的日月光辉，恐怕也有碍您的圣君之道吧。武则天一听，赶紧把帘子撤去了，让张嘉贞领略了一把真容。你想，张嘉贞当老百姓的时候就敢顶撞皇帝，这还不算性格强悍吗?当了宰相之后，他这个性格就更突出了。按照《旧唐书·张嘉贞传》的说法，就是“强躁自用，颇为时论所讥”。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容忍别人不听他的，瞧不起他呢?
就这样，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彼此互不服气。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呢?张说先出手了。从朔方回来，张说就开始动脑筋了。怎么才能把张嘉贞扳倒呢?他知道，要想踢开张嘉贞，关键问题在皇帝这里。要让皇帝改变对张嘉贞的印象，那就得见机行事了。很快，张说抓住了两个机会。
第一个是开元十年(722)冬天的打板子事件。当时有一个叫裴伷先的广州都督犯罪了。广州都督是地方大员，玄宗就召集宰相商量该怎么处置。源乾曜一贯不做主，那就看张嘉贞和张说的了。张嘉贞作为首席宰相，先说：请陛下在朝堂上杖责，以杀一儆百!让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打他板子。玄宗还没有表态，张说说话了。他说：不能这样。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刑不上大夫”。
因为这些人是皇帝身边的重臣，要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君臣之间有礼有义，这才像个朝廷的样子。现在广州都督犯罪了，按照法律，要杀他可以，要流放他也可以，但是怎么能在朝廷上打板子呢?这不是太不给他面子了吗?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如果陛下这么对待大臣，岂不是让天下士大夫寒心嘛!听说我不在的时候，张嘉贞相公已经建议陛下打了好几个大臣了，过去的事情自然无法挽回，但求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玄宗一听有道理，马上宣布，按张说的意见办理。
张嘉贞出来之后十分窝火，忍不住对张说发牢骚，说：你何必在皇帝面前危言耸听，驳我的面子呢?而张说则义正词严地说：“宰相者，时来即为，岂能长据?
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伷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当宰相的，谁也不是终身制。今天当宰相，明天可能就是个一般的大臣。如果我们今天建议打大臣板子，我害怕有一天板子也会落到你我身上!所以我说那些话不是单单为了裴伷先，而是为了天下士君子着想的，请您不要怪罪!这番话一说出来，不仅张嘉贞无话可说，在玄宗心目中，两个宰相在他心中的位置也变了。
玄宗当时不正要大兴文治，打造一个文质彬彬的政府吗?张说这番高论多么符合儒家理想啊!相反，张嘉贞那一套就显得过于粗鲁了。看来，虽然张嘉贞也是制举出身，也会吟诗作赋，但要论文治的精神，还是张说吃得透啊!
皇帝的态度转变，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转过年来，也就是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又逮住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张嘉贞有一个弟弟叫张嘉佑，因为贪污，被人告发了。张嘉贞兄弟感情可是不一般，兄弟两个从小父母双亡，相依为命。当年张嘉贞刚刚受到玄宗赏识，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弟弟调到身边工作。后来，这个弟弟也确实争气，当了三品的金吾将军。兄弟两个一文一武，出将入相，整个长安城没有不羡慕的。
现在张嘉佑犯罪了，张嘉贞心里当然着急。这时候，张说来出主意了。他对张嘉贞说：皇帝对你们兄弟这么信任，张将军还犯那样的错误，皇帝肯定很生气!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劝你还是别去撞这个枪口。依我看，你也别上朝了，就在家里素服待罪，表明悔罪的心态。皇帝看你态度好，可能就对张将军从轻发落。张嘉贞别看性格强悍，其实心思挺单纯的，而且当时心乱如麻，觉得张说的建议还蛮有道理的，就真的没上朝，穿了素衣服在家里等着。那玄宗是不是就因此对他弟弟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怎么可能呢!有道是人在人情在，你在皇帝面前，跟皇帝说两句好话，没准皇帝还会给你个面子，其他人在论罪的时候也会口下留情，现在你人都不在这里，别人还有什么顾忌呢!
何况，张嘉贞这样的强悍性格，平时肯定没少得罪人，现在这些人一看有机可乘，都纷纷落井下石。有人就讲，张嘉贞不是号称清廉吗?其实不光他弟弟贪污，他也接受过人家的贿赂。
当年有一个洛阳地方官在当地给他修了一座豪宅，后来他怕事情败露，把这个地方官给逼死了。还有人讲，张嘉贞结党营私，把自己的党羽都安插到中书省……一系列问题都揭发出来了。结果，不仅张嘉佑被贬官了，张嘉贞也被定了个治家不严的罪名，一并问责，贬到幽州当刺史去了。张嘉贞不是没上朝吗?这回彻底不用上朝了。张嘉贞被贬官了，中书令的位子谁坐呢?当然是张说了。这时候，张嘉贞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张说给耍了!所以逢人就讲：
中书令的员额有两个，他张说要想当，可以和我一起当，何必非要这么费尽心思整我呢!
被人耍弄、被人算计这种感觉太不爽了，张嘉贞一直难以释怀。一年以后，张嘉贞又从幽州调回中央担任户部尚书，唐玄宗不是历来优待卸任的宰相吗?就让张说和源乾曜在中书省宴请张嘉贞，没想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演出了开头那一幕，张嘉贞指着鼻子骂张说，恨不得当场打他一顿。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打他一顿，又能怎样呢!
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张说终于彻底扳倒了张嘉贞，如愿以偿地成为唐玄宗的首席宰相。张说和张嘉贞两个宰相的纷争，成为开元年间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那么，身为大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在二虎相争这个问题上，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呢?
那么，这场宰相之间的纷争，到底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除了感慨一下张说的心机之外，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张说和张嘉贞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实是玄宗处置失当的结果。从玄宗亲政以来，只任命一主一辅两个宰相已经成为政治惯例。这一次，玄宗自己违反惯例，搞出了三驾马车，其实就是把张说和张嘉贞放在了竞争的位置上，这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是先有玄宗的处置不当，才有了张说的阴谋诡计和张嘉贞的气急败坏。这是玄宗的失误。
第二，张说最后能取代张嘉贞，其实也是玄宗选择的结果。张嘉贞为什么会被罢相呢?是不是仅仅因为张说擅长搞阴谋呢?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玄宗的判断。我们上一章讲过，经过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玄宗已经准备迎接一个真正的盛世了。而盛世的标志就是文治武功。论武功，张说已经有两次平定叛乱的经历，这两次针对河曲地区胡人的胜利，也是唐玄宗当政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这就是张说过硬的政治资本。
论文治，张说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一代词宗。更重要的是，从打板子事件我们也看出来了，张说比张嘉贞更懂得君臣相处之道，也更懂得文治的精神。张嘉贞不是不好，史书对他有非常一致的评价，那就是他“尚吏”“惓惓事职”。简单地说，就是善于处理政事，尤其是具体工作。这些优点很重要，但是，随着玄宗盛世梦想的展开，只有这样的优点已经越来越不够了。经过反复比较，玄宗最终痛下决心，虽然张嘉贞也是他欣赏的宰相，但是，在好与更好之间，他还是要选择更好。这是玄宗的明智之处。
第三，玄宗以往拜相，都要充分考虑到两个宰相之间的配合度，尽可能建立一个高度协调的宰相班子。但是，这一次，张说是新插进来的宰相，而源乾曜则是留任宰相，两个人的组合，并非深思熟虑的搭配，而是临时变动的结果。何况，在变动过程中，还经历了那么多的明争暗斗!可以想象，这种搭配，默契度不会太高。这恐怕也给以后的高层政治留下了隐患。
幽州唐方镇名，即范阳，州治蓟县(今北京)。先天二年(713)置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742)改名范阳节度使。管辖范围大致为今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和辽宁一带。安史之乱后长期叛离唐王朝。五代后晋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割让契丹，改幽州为南京。之后幽州之名便不复存在。但是无论如何，随着张嘉贞离职，宰相制度又恢复到从前一主一辅的老路上去了，张说费尽心机，终于成了首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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