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经济

　　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和剥削，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但是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灭金国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成吉思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忽必烈即位之后，实行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

　　农业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商品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赋税

　　赋税制度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南宋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有户钞、包银。但“江南包银”在元代施行时间很短。一般来说，元代的江南三省不征收包银。

　　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如坊正、里正、仓官及库子等。又有修城、开河、筑堤、运输等力役。差役极为繁重，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官吏收钱的名目：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也要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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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时候，农业生产有所发出大片良田，从内地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和先进技术，农业生产逐渐赶上了内地的水平 。

　　漕运：江南的粮食通过水路运往北方，在古代称作漕运。隋唐时漕运主要依靠大运河，但大运河在宋金对峙时已淤塞不通。元朝统一后，需要把南方的粮食和物资运到北方，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元朝初年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把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取直，从杭州到大都比 ,原来经洛阳到涿郡的水运线缩短了500多公里。

　　元朝开通的大运河，山东境内一段的水太浅，解决不了运输大量粮食的问题，元朝 统治者不得不依靠海运。满载的海船从刘家港入海，沿海岸线北上，10天左右即可抵达直沽。一艘大海船可载货数千石，运量大大超过运河船只，运输成本也比河运低。元朝政府 拥有海船900多艘，海运是元政府保证财赋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

　　元朝时，对外贸易很发达。泉州成为了当时最大的港口城市。元政府在那里设有市 ,舶司，管理对外贸易。那时候，有近百个和地区的货船云集泉州，大量的瓷器，丝绸和金 银在那里出口。胡椒，丁香和钻石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泉州。而对外贸易的另一种方式 是丝绸之路。由于蒙古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来往贸易便相对容易。大量的出口贸易也是 元朝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

　　史记记载：

　　经济

　　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和剥削，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但是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灭金国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成吉思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忽必烈即位之后，实行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

　　农业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商品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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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几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统一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公元1281(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1282(至元十九年)、公元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1293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幸福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元朝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1309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限制妇女改嫁鼓励妇女守节。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

　　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南宋地区农民起 义 风起 云 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 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严苛措施使中国海外贸易日益萎靡衰落。

　　六、元朝使中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

　　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如果实行的话，中原将变成草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开垦的中国的中心地区，将毁于一旦。多亏契丹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才保护了千年的文明成果，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贵族的后裔，保护中国文明的人。但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

　　七、元朝的使中国经济社会僵化衰退

　　元朝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这说明宋以前的商业贸易是多么的繁荣，也说明生活在开放环境下的宋人不适应元朝落后的管理统治，虽然元朝法律严苛但依然有大量的宋人冒险犯法。

　　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 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那些宣扬游牧民族输血有利于中原王朝恢复活力的言论，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八、元朝的税收远比南宋繁重

　　中国目前有些人用元朝政府攻占南宋后实行减免税暂时收买人心时的税收对比南宋政府末年在强敌压迫数十年时的税收，说明南宋剥削繁重而元朝的剥削轻。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是宋朝的好时光。这是宋朝遗民怀念宋朝美好的时光，元政府、南宋政府谁的税收重一目了然。元朝对南宋地区的经济政策不是建设性的，而是讹诈性的。是赤裸的掠夺!宋朝的遗民造反提出的号召口号就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表达了宋朝遗民对于蒙古人把江南创造的无限财富掠夺到贫瘠的北方的愤恨之情。

　　南宋政府后期税收相比宋朝以前是有所加重，那是因为国家面对强敌，被迫而为。元政府攻打宋朝前的疆域包括金国、西夏、西藏、云南等大片疆域，南宋被完全包围。此时元政府用一半以上的税收做军费攻打南宋。抗日战争时期不到八年，中国已经减感不支。而南宋政府苦苦支撑四十多年，此时税收必然比常时繁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被围困还吃人呢。这时南宋大部分百姓都是自愿，而南宋末反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反现象。说明南宋很得人心，现在有人竟用南宋政府在战时的税收来证明南宋政府的“黑暗”统治。更有甚者用此时的税收代替整个宋朝的税收，真是无耻之极!!!

　　九、元朝比南宋贫穷

　　元朝虽大，却没有南宋富裕。据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统计，中国南方为1184万户，北方为135万余户，南北比例为九比一。这南方就是南宋曾统治区域。公元 1283年(至元十九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流15万户，相当于北方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元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并在黄河、江淮诸津渡设立了缉查南移流民机构，勒令已到南方的流民北返。但即使这样“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直到元朝灭亡也未解决严重北方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的社会问题。这是贫民地区往富裕之地的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墨西哥、古巴往美国偷渡移民。这反映了当时的南北经济差距，也反映了宋朝统治地区的富裕。元朝中叶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九十万锭，曾是南宋的江浙行省一地就达26万锭，而当时全国中心元大都只有10万锭。

　　元朝的经济大部分依赖南方，就是依赖南宋统治地区。《元史食物志》写着元朝的“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江南是哪?就是南宋治理的地区。元朝的所谓经济成就只是南宋的有幸遗留，这还不包括元朝不开明经济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还不是南宋未遭到严重毁坏前的文明奇迹。元朝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南宋。是中国文明的衰退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

　　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仅七十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在南宋曾统治地区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1280年(至元十七年)到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弔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

　　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更是建立“大宋”政权，一度攻占杭州、汴梁、元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元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出中国，建立“明朝”。

　　元朝从建立的那天起，直到灭亡。农民起义就没有停止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最频繁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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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刺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丝绸之路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伊斯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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