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军入关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约一个半世纪里，由满洲王公、大员及个别蒙古、汉军旗人官员组成的议处国家大政的制度，也是重要的政务决策组织形式。它在后金、清初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皇权的越发集中，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走向消亡。

努尔哈赤初创八旗时，已经出现了议政制的雏形。《清史稿》记载“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这可以算作“议政大臣”制度的萌芽。努尔哈赤设议政大臣之初，其职能主要是听讼审判，处理女真族内部的民事纠纷。可以说，议政大臣仅仅是努尔哈赤处理民事的助手，充任此职的人等级也比较低。随着后金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政务需要处理，加之统治者理政经验不足，所以努尔哈赤把议政大臣的地位和职能不断升级。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即所谓的“八王共治”，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共同讨论决定。天命八年（1623年），在八和硕贝勒之外，又设八大臣，负责勘察贝勒是非、议论国政得失和战事情形。作为特设的中枢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当时战争频仍的情形下，将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广开言路、群策群力，举贤任能、罢斥奸臣，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做了政治架构层面的准备。此时的后金政权仍属草创，依赖贵族亲王，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努尔哈赤而言，也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让步。

皇太极统治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有了相对固定的议政地点，参会成员也更加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权力在逐步走向弱势。内三院等机构的相继设立，分割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国政的权限，较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的强权状态已明显缩小。虽然此时“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性质仍然未变，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权倾部议，但其权势始终在皇帝之下。大凡军国大事，都须由皇帝裁决。实际上，这种改变反映出皇太极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共治国政的抵触，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的权势，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如天聪三年（1629年）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剥夺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实权；天聪四年（1630年），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定其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大贝勒莽古尔泰也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降为一般贝勒。这样一来，皇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皇太极南面独坐，诸王大臣唯皇太极命是从。

清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经历了皇帝与旗主、诸王之间的不断斗争而逐步实现。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摄政，独当大权，以“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限制王公干政，进一步推进了皇太极以来的集权统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后，有议政资格的王公大臣、贝勒贝子的势力得到恢复并壮大。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进入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职掌权限也显著扩大。举凡封藩建制、出师征伐、决科断狱、礼聘嗣典等，都在议处之列。同时，汉人范文程、安达礼、宁完我等也先后受命为议政大臣。这种调整有利于缓和满汉关系，稳定清朝政局。但是，从顺治某些政治举动，如削弱亲王贵族权力、亲掌上三旗等来看，流露出其对皇权被分割这一状态的不满与抗争。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范围和权力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消亡的时期。

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挑选亲信入值，使南书房逐渐成为皇帝亲自控制的核心机要秘书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核心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以便更直接地行使皇权。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实施高度集权的关键步骤。加之康熙一并采用了“内阁”“九卿科道会议”“御门听政”等中枢决策方式，同时重用皇子，使得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被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雍正在位期间，奏折制度已经非常完善，通过扩大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大批地方官可以向皇帝直接报告，使得进一步抛弃满族早期民主共议制成为可能。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承旨遵办军政事务。同时，创建朱批密折制度，一切都由皇帝“乾纲独断”，议政王大臣会议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所，虽然名义上继续存在，但实际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出巡、旗务及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此，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颁布上谕，“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名，至此，议政王大臣连具虚衔的可能都没有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一律向皇帝集中。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军事民主的原始氏族遗风在政权机构中的反映，它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参与国政的制度，肇始于满清政权创设之初，体现了满洲统治者“国家政务，唯宗室协理”的排他性。它伴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的政治变迁而发展变化，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和君主专政集权体制的加强，集体议政、权力分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必然走向衰亡。一起一落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从强势走向式微，也预示了清王朝鼎盛之时，便是议政制消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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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制度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正式称帝，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议政大臣的职名正式出现。

　　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与议政的还有贝勒等人，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最初议政王大臣权力极大，皇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决策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皇帝不能更改，甚至议政王大臣有权罢免皇帝。像多尔衮、鳌拜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臣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廷议和交议。顺、康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苦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利太大而导致皇权不稳，于是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 ，议政王大臣职名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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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雏形出现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之时。1622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按照部落贵族共同议事的传统，令八旗旗主即八大贝勒(亦称八王)“共治国政”，参加后金的决策会议，共同处理军国要务。第二年，又设八大臣以辅佐之，称议政大臣，与八旗旗主一起议政。皇太极嗣位后，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有意识地抑裁大贝勒的权力，并逐步提高议政大臣的地位，“设八议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议政”(蒋良骐：《东华录》卷1)。1637年(崇德二年)，最后确定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中央辅政机关的地位。为了加强君主专制，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选调亲信大臣组成。军国大事完全凭皇帝裁决。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贵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蒙古八旗(见八旗制度)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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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时期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皇太极有意识地抑裁大贝勒们的权力，并逐步提高议政大臣们的地位，当时奉谕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其爵秩资格已经降低为可以委派贝子级的贵族充任。

　　这显然是为了吸收较低级的贵族参与军国大政以削弱八和硕贝勒的势力，并便于控制。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皇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旗主和大臣外，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

　　汉军八旗的大臣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最初议政王大臣权力极大，皇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决策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皇帝不能更改，甚至议政王大臣有权罢免皇帝。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亲贵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雍乾时期，皇帝专政集权体制已经发展到顶峰，作为军事民主合议制残留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已无存在的必要。它的趋于衰败以至最后披裁撤，乃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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