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

　　导读：秦灭以后，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如其旧。所不同的是，汉初半两钱的实际重量开始变轻了，如汉文帝时半两钱只重四铢（二十四铢合一两）铸币的名称和重量，两者由相符到有差距，这是世界各国货币史上共同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节省币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西汉初年，曾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严禁私铸，违者处以死刑。但违法盗铸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又允许私人铸钱，但规定不得掺杂铅铁降低钱币质量，违者处以“黥刑”（脸上刺字）。这样一来，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就得到公开铸钱、大发横财的机会。大夫邓通由于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吴国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有铜山。吴王刘濞就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liè劣，同等]天子”。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我的金钱在全国到处都有，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送给。”

　　从经济上看，由于私铸的钱币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种钱币杂用，很不统一。老百姓用钱，在郡县之间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轻钱，一百个钱还要贴补上若干。私铸的钱币偷工减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种钱，轻小得象榆树的果实榆荚[jiá颊]一样，而中间的方孔又特别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pán盘]；它的重量只有二铢多，竟在上面还铸明“半两”。

　　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又禁止私人铸钱。但私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就频繁地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以后，他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白金的币面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银少锡多，作价又那么高，自然会发生贬值。加上银的价格高，锡的价格低，成千上万的人又私下铸造起来，结果白金只用了一两年就废止了。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出现了图型。在此以前，钱币上只铸文字，不用图画，与希腊体系的钱币不同。汉武帝时中国已同古罗马、印度等国有贸易往来，白金铸图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国币制的影响。

　　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小小一块画了图的鹿皮，竟然作钱四十万，在当时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不过，正因为它的币材与币面的价值相差悬殊，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最早尝试。

　　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于是在发行白金和皮币以后的几个月，开始铸造“五铢钱”。

　　五铢钱相当精美，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并且采用了战国时刀币、环钱边缘突起的轮廓，以保护币上的文字不致磨损，同时增加牢度。这一边缘突起轮廓的铸造法从此就固定了下来。

　　五铢钱大小得体，轻重适中。在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币，长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荚钱，直径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携带与计数都很不方便。五铢这一标准是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实践得来的，因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将铸造钱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并在上林苑设立负责铸钱的机构，称作“上林三官”。铸造钱币有了专门机构负责，钱币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时铸钱已经采用了铜质母范的方法，即先用泥土制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后铸出凸模铜母范，用它可以造出无数的凹模泥范，因此铸出的铜钱大小和式样完全一致。至于钱的边缘，原来是用手工来锉平的，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叠串在一起用车刀车平，在技术上有了进步。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钱可以买到官职，也可以赎罪。汉以前，作为政府一大开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来支付的；到了西汉，名义上虽然叫若干石，但在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的官俸，连名义上都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了。钱币的用处这么大，人们对于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金钱万能”好象已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

　　从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元鼎元年）起，五铢钱已作为唯一的钱币，独步于汉帝国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权，才发行了三种新钱：大泉、栔[qì气]刀和金错刀。

　　王莽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挟黄金，人民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的干脆没收。他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中国历史上，在货币制度方面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公元14年（王莽天凤元年），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灭亡了。

　　在中国货币史上，王莽的币制最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然而它也促进了铸钱工艺水平的大大提高。金错刀的错金技术炉火纯青，“一刀”两字发射出水银的光彩，后代人都把它作为珍贵的工艺品来收藏。东汉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所赠，看来不会是一把真的刀；成语“铸成大错”的“错”，本义也指错刀，借用为错误。货布长二寸半，宽一寸，四枚连在一起，恰好等于汉制一尺。货布制造规格很严，即使检查上千枚，其大小轻重也少有差别，以致可以由钱币来确定汉代的度制和衡制。有人把王莽称作造币能手，这是不恰当的，真正的铸币能手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工匠。

　　公元25年，借绿林、赤眉起义发家的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他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重铸五铢钱。

　　在三国时期的货币中，有一种叫“太平百钱”。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曾以“太平道”为号召，由此看来，太平百钱可能是起义军铸造的。如果真是这样，它便是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铸的货币了。

　　东晋时，钱币很混乱，大的大，小的小：大钱叫“比轮”，意思是比得上车轮；小钱有“小五朱”，是沈充铸造的，又叫沈郎钱。唐朝诗人李贺写过“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的诗句，可以反映这种钱币的薄小。

　　年号钱出现于与两晋差不多同时的“十六国”，即成汉的李寿造的汉兴钱。汉兴是李寿的年号。帝王用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但铸作钱文也采用年号，则要数汉兴钱最早。在汉兴钱以后的百余年，又有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铸造的年号钱，名“孝建四铢”。梁也铸造过五铢钱，有许多是不值钱的铁五铢，交易的时候用车来装运，不是一枚枚地计数，而是说几贯几贯（贯是成串的意思，一贯即一千钱）。饥荒的时候甚至一斗米卖八十万钱，一只狗卖二十万钱，可见当时的钱币已贬值到何种程度。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整顿过钱币，铸造了统一的新五铢钱“开皇五铢”。但由于隋朝的历史很短，继起的唐朝又重新铸造新币，这种“开皇五铢”就成了最后的一种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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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两晋这个一度“一统天下”的王朝，是中国帝王时代里，延续时间最长的“无钱时代”，尽管钱币始终在合法使用、流通，但王朝本身从未发行过一枚法定钱币。有钱的市场需求，无钱的正常供应，终究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正因如此，晋朝刚刚结束仅10年(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定都在建康(南京)的刘宋王朝就不顾自身财政困难，迫不及待地发行了新版铜钱，结束了漫长的“无钱时代”。

　　然而，“无钱时代”固然结束，“坏钱时代”却接踵而至：刘宋王朝和此后相继定都建康的萧齐、萧梁、陈朝，历史上通称“南朝”，四个朝代长短不一，盛衰有别，却都铸造发行了自己的新铜钱，这些铜钱中，除梁武帝盗版后赵的“丰货”钱外，清一色都是缺斤少两、不够尺寸的烂钱：刘义隆的元嘉钱开南朝铸钱之先河，每枚铜钱的重量却从传统的五铢变成四铢，“缩水”幅度高达20%。

　　似乎觉得“缩水”缩得不够，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景和二年(公元466年)，官方发行了被称为“景和钱”的二铢钱，重量较四铢钱又缩水一半，只有五铢钱的20%；梁武帝萧衍虽然为争正统、争面子铸造过少量“丰货”钱，大规模发行的，却是前面上铸“五铢”二字、实际上却和四铢钱差不多重的“隐形缩水五铢”；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官方发行了比五铢钱还重10%的六铢钱，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且慢夸“良心钱”，诏令上同时规定，一枚六铢钱，当10枚五铢钱使，也就是说，能够铸造6枚五铢钱的铜、锡和铅，只能铸造5枚六铢钱，却硬要当50枚五铢钱来使用。

　　然则这些怎么看都像不怀好意、事实上也的确不怀好意的“货币制度改革”，却歪打正着地开辟了中国货币史的新时代：不论官家、商家，在市场流通中很快便发现，只要政权大体稳固，商品经济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运转，钱币在商品交易中就总能扮演最重要的媒介作用，缺斤少两的四铢、二铢乃至更烂的夹铅钱，尽管人们一边用一边骂，却和尺寸足够、斤两准足的“丰货”钱，甚至超过标准尺寸斤两的东吴旧钱行使着几乎毫无差别的货币功能，一贯铜钱一千文里究竟有几个大、几个小，市场并非十分计较。

　　不仅如此，即便“以一当十”的六铢钱，在朝廷权威足够的时候，也是真能一枚当十枚五铢去用。当然，如今被称作“通货膨胀”的副作用也因此出现。

　　这一歪打正着的改革让后世官方逐渐领悟到一个道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钱是否值钱，关键在于发行方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公信力，而不在于钱的尺寸、分量和材质。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划时代的铜钱——开元通宝诞生，从此铜钱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有年号或官方徽记以标明钱币的权威性，有“当十”、“当百”的铭文以区分钱币的“面值”，却再无“半两”、“五铢”之类标明钱币分量的字样，因为如今人们明白，从此铜钱都是官家造，只要皇位巩固，府库充实，重钱、轻钱，都是同样的一枚钱，否则即便把钱铸得跟车轮一般大，如秤砣一般重，也仍然是一文不值，连个菜饼子也未必换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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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十二金人”？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人在临洮看见12个身穿奇装异服的巨人，秦始皇听说后觉得是大吉的兆头，就将收集缴获的六国兵器，铸造了12个巨大的铜人，竖立在秦宫大门口。一些当代人写的著作里说，这12个“金人”中有10个被东汉末年的董卓销毁，铸造成铜钱，剩下的两个十六国时期被前秦天王苻坚销毁铸钱。有收藏者据此附会，认为这些“金人”都被铸成五铢钱且有特殊色泽、符号，这样的五铢钱因为沾了“金人”的“仙气”，自然身价不同。

       其实，“十二金人”是不是被销镕铸钱，至今并未完全定论，因为记载这件事的《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说董卓“悉椎破铜人……更铸为小钱”，但只说“铜人”，未说“十二铜人”，是否真是秦始皇“金人”，实在不能下定论。所谓“被苻坚铸钱的两个”，出处恐怕是《通鉴正义》所引用的《关中记》里，说苻坚将流落到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两个“金人”拉回长安销毁的典故。且不说《关中记》这种野史是否靠谱，即便靠谱，记载中只说销毁铜人，并没说铸钱。史书上记载，十六国中确有铸钱的，但前秦偏偏没铸过。很显然，将五铢钱和苻坚相联系，怕是说不通的。

       那么董卓呢，如果董卓真的销毁了“十二金人”，铸成五铢钱流传后世，为今天的藏家收藏转让，难道没有可能么？恐怕没有。

       其实，编造“五铢与金人”传奇故事者，都有意无意剪裁了历史记载：《三国志》里谈到董卓销毁“金人”铸钱时的完整记载，是“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很显然，董卓将这些铜铸造成一种名叫“小钱”的东西。这种“小钱”直径只有五分，合1.1545厘米，而五铢钱直径为2.5厘米左右。“小钱”不像五铢那样，四周有突起的边缘，也未经过铜钱铸造后例行的打磨工序，钱上什么文字、符号都没有，是一种粗制滥造、偷斤短两的“假冒伪劣产品”。由此可见，“金人五铢”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些“小钱”即便有传世的，也很难被分辨出来。

       不仅如此，史书还明确记载，董卓非但没把“金人”铸成五铢钱，相反，为了捞到更多，他还故意把许多五铢钱改铸成“小钱”——两枚五铢差不多能改铸6、7枚“小钱”，这个贪财的胖子自不会放过这个发财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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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

  参见：租庸调制、均田制

　　领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改革货币

　　隋朝统一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杨坚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

　　设置粮仓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手工业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商贸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城市。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洛阳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重楼延阁相互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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