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率领八百诸侯讨伐殷商，史称武王伐纣，牧野一战，商军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此后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开启了八百年的大周王朝。那么伐纣之战是怎么进行的呢？

　　周武王伐纣前的动员大会上，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究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这占卜的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说了算。如果领导的意见、乌龟壳的意见、蓍草的意见、卿的意见、以及庶民的意见，全都一致，那就是大吉。如果蓍草的意见、卿的意见、庶民的意见，与领导不一致，那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

　　周武王占卜显示，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兴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姜子牙老头儿当场耍赖，呸呸地吐唾沫：“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不算数!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出征，进攻中央go-vern-ment。”

　　公元前1046年隆冬，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久经积蓄之后，崛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忍者的儿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率领下，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腐朽的旧王朝坟墓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俩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右手攥着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回头看左右，左右拔出青铜宝剑，往这两个罗嗦老头儿脖子上比划。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这个联想却是错误的，当时的黄土高原一片苍翠，森林密布，并没有黄沙)。

　　伯夷、叔齐老哥俩当然懂得，大周兵旗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大周崇尚文采，殷商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而再古远的夏代，旗子上是日月，因为他们崇尚光明。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俩老头该站在那一方呢?当然，不食周粟的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

　　周武王的军队逼近了商王朝都城，据说另外还有八百同盟国辅助出兵，担任配合作战。姜子牙命令说：“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是个独夫!

　　“纣王作威作福，恶贯满盈(成语出处)，荒废政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西伯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我有能臣十人，而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革命”，以及“自绝于人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关于商纣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暴君，天怒人怨，然而，为什么史上不少人还指责周武王的义举呢?只能说，历史是很复杂的。纣王固然残暴，但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子贡就对此产生过怀疑。

　　武王伐纣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明 冯梦龙 《智囊·知微卷五》

　　话说周武王率军灭掉商朝，也就是殷朝，为了安抚当地民众，他特意接见了一些贤达和长者，听取不同的意见，以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事实上，灭了商朝，占了商的地盘后，周武王心里还多少有点发虚。

　　关于商纣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暴君，天怒人怨，然而，为什么史上不少人还指责周武王的义举呢?只能说，历史是很复杂的。纣王固然残暴，但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子贡就对此产生过怀疑。

　　况且，周的军队进入殷商的地盘，等于是一个国邦侵入另一个国邦，因此伯夷、叔齐扯住姜子牙的马，以君臣之义相告。并不是这两位老人迂腐，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赞同周朝军事占领商朝。而且，商朝的人还有一点不服气：周朝之所以顺利灭商，是因为商朝的主力作战部队在远征东夷，来不及回防国都所致。

　　周朝灭亡商朝，不像一些书籍上写的那样名正言顺，周武王心里头虚，于是就拜访当地的长者，请教商朝灭亡的原因。一位普通的民间长者说：“大王，您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咱们约明天中午吧。”武王信了他。

　　结果呢，这位普通的老人居然敢放周武王的鸽子，第二天中午，根本不见人影。周武王很纳闷：这老人居然敢失我堂堂周王的约?正当老人的安全成问题的时候，那位贤能大度的周公开始解释了：“俺明白了，这位长者实在是不忍心背弃自己的老主公纣王，当然没法说纣王的坏话。而且，他老人家故意失约不来，其实是在暗示大王您，言而不信正是纣王亡国的原因，您不可学他。”

　　那位老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得而知，但周公的解读意味深长，他在提醒自己的哥哥周武王：商朝的人心根本还没有归向周朝这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要对商朝人守信，不能以战胜者的姿态对待他们。

　　知人心，善劝谏，周公被称为圣人，诚非偶然!

　　关于武王克商这个历史事件，史料中记载的天文历法信息，除了“甲子”日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条，这就是“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

　　“五纬聚房”是个比较费解的词。其字面意义就是“五星出东方”。提到五星出东方，就不能不讲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国宝级丝织品。

　　这一件汉魏时期的彩锦护膊。它是射手拉弓的时候系在小臂上的。彩锦护膊一出土，就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原因是彩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在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中国的国旗又是五星红旗，这件精美绝伦的彩锦护膊，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

　　当然，如果要认真说护膊上“五星出东方”文字的本意，它其实是古代星占学上很常见的占辞。这里的“五星”，就是今天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而所谓“中国”，是星占学分野概念里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

　　“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所以也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与重视，把这些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比如《文献通考》上就说：“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今本《竹书纪年》中则说“五纬聚房”，等等。这些古代文献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武王克商的时候，天空中能够看见“五星出东方”这种特殊的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星出东方”的具体时间，就能帮助我们减小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

　　武王克商之战，另外一个重要的天象记录是《国语》中的“岁在鹑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星占学概念，往简单里讲，就是说今天的木星位于南方天空中一个被标明为“鹑火”的区域内。木星作为天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星星，代表着作战的“神谕”。鹑火，按照星占学是周国的区域，木星在周国的区域里，当然就是神的旨意说，作战一定是周国获胜。

　　早在汉代，刘歆就以《三统历》为基础，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22年;裴骃以《古本竹书纪年》为基础，推算结果是公元前1027年。近年根据倪德卫(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和班大卫(David Pankenier)的研究，论争范围被显著缩小到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5年之间。之所以时间范围能够如此有效率的缩小，就是利用了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的发生时间;而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就存在于这两个天象回推得到的数据的重叠部分。

　　“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在基本概念上有很多模糊性与复杂性，这种模糊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于青铜器“利簋”铭文的解读产生了新的想法。美国汉学界三位顶尖专家的工作成果是富于启发性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见得就真正解开了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之谜。

...查看更多

牧野之战，《史记》中记载，商纣王的军队七十万人临阵反戈，非常富于戏剧性。但是我们从考古学发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解说。

商纣王，在殷墟甲骨文中被称为“帝辛”。关于商纣王的无道，比如酒池肉林，比干剜心之类的演义，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从甲骨文金文来看，纣王似乎并不是一个无能的君主。郭沫若早就指出，从甲骨文金文来看，纣王在克商之战的前20年，几乎不断地和东夷南夷（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叛乱作战。长期的战争让商国国力亏空，给了位于陕西的周国这个蕞尔小邦以可乘之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牧野之战中，两国的用兵策略非常的不一样。商纣王知道武王攻来的消息，集中了全部的兵力驻守国都。他象往常一样，把散兵游勇老弱病残放在军阵的最前方。他计划利用人海战术先消耗掉周国的一部分战斗力，然后再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和周人决一死战。

周国最重要的军师，就是吕尚，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姜子牙）。姜太公是一个非常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太公兵法》，据说汉代曾传到张良的手上。这部兵法在后来亡佚，否则我们必然能从中看见牧野之战的细节。不过即使是靠后世零星的文字记载，加上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布局的印证，我们仍然能多少恢复一点姜太公用兵的细节。

姜太公一定刻意琢磨过商纣王用兵的习惯。周人的军阵形状，就像是一把长剑，最精锐的部队，最强的战斗力被放在剑的尖端。姜太公用长剑最强的锋去冲击纣王军阵前部的散兵游勇。那是一场激烈已极的大战，阵亡士兵的血流遍了整个牧野，在严寒的天气里都没有结冰。在周人决死的冲击之下，纣王的战略部署显出了他的失误。商国军阵前部士兵是最弱的，他们在武王军队的锋锐进攻之下溃败，引发了战局的倾覆。逃散的商国军队就像是决堤的滔天洪水，直向商国军阵后部烟尘滚滚地回卷。万千的逃兵反戈而乱，烽火燎原，瞬间就成了大势已去。

再往后的故事，《史记》里记载得很清楚，商纣王战败，退到商邑内的鹿台，用玉璧环绕住自己的身体，点火自焚而死。周武王用箭射纣王，用“轻吕”剑击刺，用青铜钺斩下纣王的首级，如此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周王姬昌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在丰京继位，称为武王，并将自己的父亲西伯昌追称为文王.

　　周武王拜姜尚为军师，用对待父辈的礼仪尊重他.武王还团结自己的兄弟周公旦、召公奭(shì)等，使全国上下一条心，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起兵灭商.

　　数年后，武王率军东进.但他没有公开打出灭商的旗号，相反却仍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让军队在前面抬着自己父亲的木牌位，大旗上书写着西伯昌的名号，而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武王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行一次虚实试探.

　　武王的军队东进渡过黄河来到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果然许多商朝属国的诸侯们纷纷赶来汇合，表示支持.但武王考虑到纣王在商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纣王的叔父比干、兄弟箕子、微子等一批商朝的贵族大臣们还在竭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觉得灭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只在孟津进行了一次观兵演习，与诸侯们联络了一下感情，便带兵回到了丰京.

　　这时纣王的昏庸暴虐却更加变本加厉了.有天早晨，纣王在鹿台上与妲己一起观赏风景.此时正是隆冬天气，他们看见远处的淇水边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正赤着脚在蹚水过河.前面的老人走得很快，好像不太怕冷，而后面的年轻人却缩手缩脚，一副十分怕冷的样子.为什么年轻人反倒不如老年人?纣王觉得奇怪.妲己说，这是因为那老人的父母生他时很年轻，因此他的骨髓饱满、精血旺盛;而这年轻人则相反，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因此他的骨髓先天就不饱满.纣王不信，就命武士立刻去将两人抓来，当场砍开他们的脚胫骨看个究竟.还有一次，纣王为了与妲己打赌在鹿台下路过的一个孕妇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又让武士马上剖开了她的肚子.

　　大臣箕子见纣王实在闹得不像话，进宫去劝谏.纣王一怒之下，下令将箕子剃了光头，关到后宫做奴隶.比干去为箕子说情，纣王竟命武士将他剖胸剜心，说是要看看他这个装假正经的圣人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微子看到纣王实在无药可救了，他不愿亲眼目睹商朝的灭亡，就带着家眷逃离了朝歌，隐居起来了.

　　周武王得知商朝王室的情况，知道纣王已经众叛亲离，商朝的气数已尽，于是便正式出动了复仇大军.武王的军队有兵车三百乘、精兵五万人，由周武王和军师姜尚统帅，一路向东进发.

　　周军正在前进，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迂老头，便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将他们拉开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

　　周军于当年年底来到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地抵达孟津.四方诸侯闻讯，也都纷纷带了军队赶到孟津与周军会师.

　　第二年初，周军的五万精兵与号称八百路诸侯的联军浩浩荡荡地继续东进，二月上旬便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周武王在牧野与各路诸侯誓师.誓师大会上，武王历数了纣王的暴政与罪状，宣布自己是奉天命出师伐纣，同时规定了作战的纪律——不准抢劫骚扰百姓，不许杀害俘虏，勇敢杀敌者有奖，临阵逃脱或后退者处死.

　　誓师以后，伐纣大军便以高昂的士气准备进攻朝歌.这时纣王才着慌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的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七十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

　　两军在数量上虽然很悬殊：联军总共不超过十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七十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军队中的奴隶和俘虏则恨透了这个暴君，巴不得他失败.更加可悲的是，纣王到这时还耍小聪明，他让奴隶和俘虏们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于是，两军一接触，战场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 杀向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返身逃进朝歌，还未来得及关闭城门，周军已潮水般冲了进来.

　　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到鹿台上，点火自焚而死.商朝就此灭亡.

　　周武王灭纣以后，在离丰京二十五里外的沣水东岸，建造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新都，定名为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宣布自己为天子，并尊他的祖宗古公父为太王，祖父季历为王季，父亲西伯昌为文王.从此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 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些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但卢仙文1998年7月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彗星记录研究》(导师：江晓原)否掉了张钰哲的结论。

...查看更多

      武王伐纣，从哪里渡河？史书的记载是师渡孟渡：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尚书·泰誓序》）。
    “既戊午，师逾孟津”（《尚书·武成》）。
    “十一年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史记·周本纪》P121）
    而陈昌远先生在他的《从<利簋>谈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河南师大学报》80.4）一文的第二部分却提出了“师渡汜水”的说法。其主要理由是：孟津渡口河身狭窄，水流湍急，不易渡；而汜水渡口河身较宽，水流平稳，沙滩多，水又浅，容易渡。按夏、秋河汛，孟津渡口是不好渡过的。但冬天水浅河封，渡口河身狭窄，岂不反成为渡河的有利条件？按武王伐纣，兵抵孟津，时在丁已日，即周历一月二十七日，殷历腊月二十七日，离冬至只有两天。天气早已寒冷，大河已冰封。水流湍急的孟津渡口，早已变成平地。致使武王大军的四千辆兵车，得于一日一夜间渡过大河。有没有文献可证呢？据《国语·周语》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高亡。……’”。

     伯阳父说的“河竭”即大河冰封，河水不流。大河的冰封，给武王的渡河造成了有利条件。否则武王的四千辆兵车，是难于一日一夜间渡过大河的。职不是大河的冰封，即使在河身宽，水流稳，沙滩多，水又浅的汜水渡口，武王的四千辆兵车也给于一日一夜间渡过大河。陈先生只看到孟津渡口河身窄，水流湍急的一面；没有想到孟津渡口还不冰封河竭的时候，因而提出“师渡汜水”说，可惜是站不住脚的。又《尚书·禹贡·正义》：“传云地名，谓孟为地名耳。杜预云“孟津，河内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溱，古今常以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来，呼为武济”。可证武王伐纣，是从孟津渡河北上的。此外，陈先生又以偃师县名来历，来证明武王是从“师渡汜水”的。他说：“如果武王伐纣从孟津不东进，绝对不会从东回师息戎”（P33）。陈先生的话其实也未必。难道武王不从孟津东进，就不能从东而回了吗？我们认为武王伐纣的进军和回师，并非一条路线。进军是从孟津渡河北上的，而回师是从荥阳汜水落石出渡河西上的。因为武王回师的时候，已是四月份天气（因为当年闰一个二月），正是黄河的桃汛期，正当孟津渡口河水湍急的时候，所以武王选择在荥阳汜水渡河西上，至亳殷，改亳殷为偃师。所以陈先生说不从孟津东进，就不能“从东回师息戎“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从上年看来，我们认为史书所载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的说法，还是正确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尚书·周书·泰誓序》说：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孔安园在传“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句时说：

　　“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

　　这就是“观兵说”的来源。孔颖达的《正义》重复了孔安国的这个说法，司马迁的《史记》也重复了孔安国的这个说法。其实，孔安国的“观兵说”并不可信。一则《周书》并无观兵的记载。再则孔安国的解释，也未尽情理。因为武王为了卜诸侯之心而出兵伐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武王出兵伐，诸侯可能闻风而动;也可能闻风不动。如果诸侯对武王的兴师伐纣，闻而不动，一旦纣王兵来，武王岂不轩势单而败亡?从文王为报杀父之仇，忍辱五十年;武王为削足之恨，忍辱十一年来看，武王决不会贸然出兵的。此其一。司马迁意会孔安国的“诸侯佥同”为“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见《史记》P120)。按八百诸侯中，不少诸侯地居僻远之壤，在当时通讯条件尚差的情况下，武王兴兵之事，有的不可能知道;即使闻讯前往，又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也决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到达，所以说“不期而会盟津，”是不可能的。此其二。“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未曾交兵，即引兵而退，诸侯的心会不服的。

　　司马迁为圆其说，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P120)。武王既知天命，知纣王尚未可伐，为什么自己还要出兵伐纣呢?以此说服诸侯，诸侯会心悦诚服吗?此其三。再者武王东观兵，行前有誓师，渡河有军令。武王造如此大的声势，纣王竟毫无反应?任其自由来，自由去，揆诸情理，也绝不会如此。此其四。从上面分析看来，武王“东观兵”说是不可信的。那么孔安国的“东观兵”说缘何而生?我们且看《尚书·泰誓》对武王伐纣的记载：《泰誓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而《泰誓》正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事情是一件，而时间迥不同。所以孔安国为统一这个矛盾，便把十一年作为观兵之年，十三年作为伐纣之年。但据宋夏撰写的《尚书评解》说，“武王伐纣为十一年，十三年必传写之误”。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以下简称“志疑”)对武王观兵说亦持否定的看法。梁氏说：“《殷》、《周》两纪。《月表》、《齐世家》、汉《律历志》、《竹书》俱称武王观兵孟津而归，居二年乃伐纣。故《礼·乐观》云：‘武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盖本于汉初伪《泰誓》也，而晚出之《泰誓》遂撰‘观商于商’之语。然《中庸》‘一 衣而有天下，’即《史》载刘敬说高帝亦云：‘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故宋儒均言武王无还师再举之事“(《志疑》P67)。又说：“自晚出《泰誓》有‘十三年’，而以年为武继文，违经背义，莫斯为甚。《史》同《书序》，本无讹谬，故欧!

　　阳子《泰誓论》、邵子《经世论》、胡子《大纪》，并作十一个，以‘十三年’为非也”(见《志疑》P84)。所以说，武王观兵之说不可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