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兴

　　万历中兴指的是明朝万历帝在位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政绩。

　　1572年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史称万历帝。在他即位初年，张居正便任首辅从旁协助，而万历帝年幼，又对张居正极为信赖，故张居正能推行政令。

　　张居正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万历帝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学巨匠迭出、社会风尚呈现出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 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明史》称为“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

　　明朝有过国库存银存粮，即使闹灾十年也足够支用的万历中兴，这一点是后来的清朝从未有过之事，更是前代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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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顿吏治

　　万历初年开始的张居正改革，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

　　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张居正对嘉靖、隆庆时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社会状况深恶痛绝。因此，他担任首辅之后就果断采取措施，整治腐败，决心扭转政风士习，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重振往日的辉煌。

　　实施考成法

　　1573年(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机构改革

　　王国光也对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秩序进行改革。

　　其时簿牒等公文十分繁杂、冗滥，从州县到部，无论是各部门，还是具体的承办人，都有难言之苦。他便大刀阔斧地进行裁撤合并，去掉了近半数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户部十三司因公署狭小，官员们便不来上班，导致弊病越来越重，他便雷厉风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员均入署办公，各司其职，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边关军饷告匮，而支出及收项无案可查，他令当地的边臣核实各项收支，并且筹划出长远计策上报，使消耗、浪费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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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张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军队围困北京时所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 有鉴于此，待他执政后，“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进行一番整顿。

　　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在选任边将时，张居正所重用和信赖的一批守边将领，并为保卫边防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戚继光镇守，练就守边的精兵，修筑了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还因地制宜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的边防。历史家称赞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戚继光也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戚继光移镇广东时，陈第赋诗送别，诗云：“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对戚继光保境安民功绩的景仰和舍不得让他离去的深情厚意。

　　在辽东，张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战能力高强，善于指挥御敌，威望甚高。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东北少数民族的进犯，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对俺答所部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使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好互市，相安无事。

　　当时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对和俺答设市贸易，说这是媾和示弱。但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据理力争，反驳说：“让俺答入贡通好，开设边境市场，使边民互通有无;限立期限，指定地点，严加管束，这不但没有坏处，反可使边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调援边塞的大批粮食，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协同筹划，使王崇古在边塞得以顺利执行睦邻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设市贸易。当时规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银、牛马、皮毛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铁锅、铁釜等物品。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从此边境相安无事。对此，张居正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幕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无端夸饰。据《明史》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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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土地

　　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1580年(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

　　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浮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中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粮食宏观控制

　　同时王国光出任户部尚书后，立即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

　　当时，明朝人口不断增长，边疆战事不断，内地也时有农民起义爆发，因此管好粮仓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为缓解矛盾，王国光对粮食精打细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对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国光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各条辑成《万历会计录》。这部被神宗赞许为“留心国计”的专集，后来成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的理论依据，乃至成为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

　　治理水利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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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居正领导下的改革，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使明朝军事振兴，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达1300万石，可支用十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每下愈况的明王朝日见转机，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的时代，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还有李贽等大思想家，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戏剧家汤显祖等，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万历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非凡。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党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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