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内容是什么?王莽利用外戚势力，于公元8年，登上皇帝宝座，根据“更受命”的原则，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当时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在第二年下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历史上称之为“托古改制”。

　　1、实行"王田""私属"制。王莽认识到土地和奴婢问题是主要社会问题，乃于公元9年依据《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度，实行"王田""私属"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不得买卖;男丁8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给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授田(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违令者治罪。

　　2、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取工商业税。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写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时，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物价低于“市平”时，则听任人们自由买卖。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五均官相同。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等事，可向政府申请无息贷款，欲经营工商业面无资金的，也可以向政府贷款，年息什一。五均设贷，加上政府垄断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称“六管”。

　　3、改革币制。王莽执政期间，对货币进行了频繁改革。公元7年，下令铸大钱、契刀、错刀，与原来的五铢钱“四品并行”。公元8年废刀币和五铢钱，另铸小钱，与原来的大钱共同使用。9年，实行宝货制，所造货币有28种之多，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困难,流通不便,仅一年就被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公元14年，王莽又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并行。但这两种货币的比值十分不合理。总之，王莽一再改变币制，使得大批农民破产，也造成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4、改易官名、地名。为了与《周礼》官制相合，王莽在中央设四辅()、三公()、四将()、凡十一公。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置六监。对地方官制、官名和郡县名称、行政区划分进行了多次变更。

　　王莽改制是地主阶级在严重危机下的一次自救运动，他企图通过改制，限制已相当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发展，使封建关系得到调整，缓和当时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巩固新莽政权。但由于改制触及了大地主、大贵族、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王莽又未能坚持到底，中途放弃改革;同时，由于王莽用人不当，贪官污吏利用改制“侵渔百姓”，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再加上改制措施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破坏了与周边各族的友好关系，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本来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一场酝酿已久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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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1、失败的原因

　　1.1主观原因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

　　1.2客观原因

　　自然灾害严重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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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改制的背景：东汉王莽为什么要改制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王莽登基后，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西汉中期土地兼并，流民问题慢慢地出现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当时董仲舒上书的时候就明确说出来了，汉书里面记载，叫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是每个王朝中期一般都会开始，朝廷也都会用各种方式来抑制它，拖上一段时间，西汉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后来没真正解决，这跟汉武帝的战争直接有关系，汉武帝反击匈奴非常必要，但是反击匈奴有后遗症。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反击匈奴也给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就是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凋敝。当时历史记载，汉武帝打了匈奴以后到了什么程度，国家叫做国库虚耗，海内虚耗，实际上就是老百姓也没钱了，政府也没钱了，户口减半，人口减少了一半。我们知道 在农业社会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没有青壮年了你还耕什么田，都荒废了，这个带来了什么问题，老百姓生活资料没有了，生产资料没有了，那他只能依附于那些豪强，或者说成为流民，豪强地主土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汉武帝的后期就出现，越来越严重，汉武帝以后，短暂的中兴叫“昭宣中兴”，但是时间很短，到了汉元帝，汉成帝，觉得这个问题要改，但是他们改革思路有问题，当时他们觉得，汉武帝也好，汉景帝也好，包括汉宣帝也好，觉得自己父辈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效果不是太好，他们简单地认为，是其父祖搞了法家那一套，内法外儒，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的是法家的东西。

　　现在汉元帝认为还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是最好的，所以他纯粹的用儒家。儒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当然是很好的，从孔子以来一直到历朝历代影响也很大，都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儒家有时候操作层面并没有落实。

　　它是一种理想态，而不是一种现实态，这样一来以后，不能解决问题，光是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提倡，所以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王莽，我们知道他是外戚，他姑姑当了皇后，王太后，这种背景下，他实际上应该说是是很早就进入政治，对西汉社会的问题，土地兼并，民众流离失所的问题他是看到了。所以他知道不改变不行，他后来慢慢地进入了权力中枢，最后当了摄政王，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他姑妈都控制不住他了，他姑妈还是忠属于刘家天下的，但是这时候王莽气候已成了，最后他就用新朝取代了西汉。应该说王莽代汉，用儒家观点来说，就是说篡汉，我们不管，不说篡，哪个人当皇帝都是可以的，对老百姓，对民众好都可以。王莽代汉以后，他看到这些问题，认为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少数豪强手上，把普通老百姓，弱势群体剥夺了还剥夺，而这些富人是锦上添花，政府根本没对弱势群体雪中送炭。

　　所以他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两个是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在汉朝，王莽“篡”汉之前汉平帝时代，也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了。他们也想改变，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叫师丹，他当时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叫做限田限奴议，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转为奴隶。

　　王莽他现在有权了，已经成了真正的统治者的时候，这时候他觉得正是他要核心解决的问题，当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是跟它连带着的。所以王田，他说你这个田，你们的田，说到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国家的。

　　儒家诗经里面理念就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名义上你占了土地，但是归根结底，是国家的，所以改成王田。你的老百姓，说到底都是国家的子民，奴隶多难听，奴婢多难听，就改名叫做私属。应该说，他主观的动机，的的确确是想解决当时影响社会不安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两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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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结果

　　王莽的改制不但没有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而王莽的改制也随着新朝的灭亡和王莽死去而画上了句号。

　　评价 

　　王莽称帝及其改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是西汉末年以来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矛盾的反映。王莽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虽然目的是要解决社会危机，维护其统治，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

　　王莽新政的失败，是西汉没有前车之鉴、发展失败的延续。在当时，它需要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是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国家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的悖论，此后2千多年里，任何王朝，都没有逃脱西汉帝国谱写的命运。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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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早年即已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王莽施尽浑身解数，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夺取刘氏天下，建立起自己的新朝，推行全面改制，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最终事与愿违，在绿林、赤眉大暴动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身败名裂，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出大悲剧，这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王莽改制的背景

　　早在西汉中期，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就逐渐出现了，权贵者利令智昏，攫取财富、鱼肉民众肆无忌惮，乐此不疲，生活穷困潦倒、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急剧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对此，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上书对策之时就有十分形象又非常贴切的描述，即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透露出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的形势之严峻。

　　考察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个王朝的中期一般都会发生土地兼并的现象，当然，朝廷出于维护统治的长远核心利益之考虑，也都会用各种方式来加以抑制和消解，尽可能地拖上一段时间，西汉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除了受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属性强烈驱动之外，也跟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直接有关系。众所周知，汉武帝反击匈奴非常必要，正如汉武帝本人所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

　　但是反击匈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反击匈奴也给汉朝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凋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记》);“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

　　其次，是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一触即发。长期征伐匈奴的战时体制条件下，服役、租税、酷刑、征调、瘟疫、饥馑、水旱，使得广大民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导致整个社会面临大动乱、大洗牌的深重危机：“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群太守、都尉，杀二千石。” (《汉书》卷九十，《酷吏传》)

　　其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较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倾向，这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汉武帝任用酷吏，迷信巫蛊，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极大地激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听邪臣之谮言，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 《新论·识通》)。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青壮年了你还耕什么田，田地都荒废了，“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荒芜，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这意味着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有两个选择：或依附于那些豪强以求庇荫，或者成为流民讨一份生活，与之相应，“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豪强地主的土地则是越来越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的手中，贫富悬殊，矛盾丛生。

　　这个问题汉武帝的后期就普遍出现，并且日趋严重、弊端丛生，汉武帝以后，经霍光等人的政策调整，曾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即所谓“昭宣中兴”，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期间，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问题又日趋严峻，统治者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正视，需要改变，但是他们改革思路却存在着重大误区，当时他们觉得自己父祖辈解决土地与流民问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效果却不是太好，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其父、祖搞了法家那一套，“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纪》)，内法外儒，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的是法家的东西。结果是抱薪救火，南辕北辙，使得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现在，汉元帝自以为是地认为还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才为最好的治国方略，所以他大规模、全方位起用儒家进入中枢。换人做事，以图振衰起敝，挽回颓势。儒家的学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当然是很好的，从孔子以来一直到历朝历代影响也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问题在于，儒家学说在政治操作的层面缺乏实用性，其理念很难得到具体的落实，即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墨子·非儒》)。换言之，它往往是一种理想态，而不是一种现实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仅仅是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提倡，所以在实际社会的层面，土地、流民等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造就了王莽这一特殊“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姑姑王政君先后为皇后和皇太后，得益于这种特定优势，王莽很早就进入政治核心圈子，并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对西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众流离失所是窒息社会生机、导致社会动乱的关键之所在问题。所以他知道再也无法因循守旧，而必须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羽翼丰满，一步步进入了权力中枢，气候已成，形格势禁，最后他就在全国上下的期待与拥戴下，由“摄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汉。

　　王莽代汉，用儒家观点来说，就是所谓“篡汉自立”，对此，我们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说词而随前人起舞，无须给王莽硬按上一顶“篡汉”的帽子，因为哪个人当皇帝都是一回事，只要他能对老百姓，对民众好就可以，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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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地主豪强站到了王莽的对立面上，下层百姓因为民不聊生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的“大众情人”一下子变成了国民公敌。各地豪强纷纷率众起兵，反抗王莽的新政。有人统计，在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出身的占29%，而豪强地主出身占71%。

　　本文摘自《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 作者：波音 出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

　　“苍天!你已将天命授予我，但为什么不替我消灭反贼!如果是我有大错，就请用雷电击死我吧!”

　　如此哀号的人是西汉末年的王莽，在四周义军纷起、逼近国都时，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只好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痛哭流涕地叙述自己做皇帝的委屈。

　　王莽不是篡夺西汉王朝政权的乱臣贼子吗?他有什么可委屈的?其实，王莽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好人了，只是这个好人搞砸了事情，亲手毁灭了西汉王朝。

　　王莽早年丧父，好强的母亲节衣缩食，把他送到名儒陈参门下学习。王莽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勤奋地钻研儒学。在圣贤之道的熏陶下，他立下宏誓大愿，要以古人为榜样，匡扶时世，做一个错误世界里正确的人。至于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以古书为准。

　　于是，他对母亲尽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见师长，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

　　在前面第四篇我们曾经说过，汉朝是名门望族垄断仕途的时代，王莽要当官，也不得不走这条门路。经伯父王凤的极力推荐，王莽渐渐步入政坛，并且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他精通典籍，学问出众，清廉自守，一尘不染。王莽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公道。

　　王莽逐渐声名鹊起，公元前8年，汉成帝封德高望重的王莽为大司马，王莽开始独掌朝纲。

　　发迹后的王莽并没有显露出一点骄横之气，相反，他更加谦恭谨慎，经常把家财拿出来分给下属和穷人，广泛听取意见，招有贤德的人做官。他希望以身作则，扭转社会奢侈的风气。他上下班乘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有一次，大臣们去他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竟被众人当成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儒家理论，他不搞裙带关系，不封王氏子孙，而是尊崇皇族。他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皇族后裔，此举一下子赢得了皇族的拥护。

　　他号召官员们节俭度日，与百姓共患难，并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用来救助贫民。每遇水旱灾害，他就吃素，与民同甘苦。根据德政的精神，王莽还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王莽搬出《周礼》记载的方法，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知识分子入仕的渠道

　　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大汉王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是拨云见日，蒸蒸日上。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道德楷模”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优秀领导干部，甚至是众望所归的领袖?

　　那时人们对腐化堕落的刘姓皇族子孙已经失去了信心，于是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最终在公元8年的一天，王莽顺应天命，更重要的是顺应民意，当上了皇帝。持续20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了。当时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大事庆祝。

　　一个叫做“新朝”的政权出现了，王莽要在广阔的天地里大展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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