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令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传统儒家熏陶之下的汉人看来，身体乃至头发都是父母给予的，不可轻易损伤，这也是一种孝道。但在明朝灭亡，满清铁骑跨过山海关入驻中原后，满清的“剃发令”彻底颠覆了汉人的头发服饰。“剃发令”的始作俑者，就是大汉奸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本是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他入仕之时，正是阉党当政吃香之日，魏忠贤当权把持朝政。自然而然，他很快就成为了阉党的一员。没成想，在崇祯即位后，崇祯皇帝迅速清理切割阉党，下令毁掉阉党编写的《三朝要典》，魏忠贤瞬间失势。树倒猢狲散，孙之獬的政治生涯遭遇断崖式崩塌。但可笑的是，孙之獬竟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同年八月，孙之獬被削籍，被贬回老家山。入关之初，满清为在笼络人心，重新接纳孙之獬，并任他为礼部侍郎。天下改朝换代，孙之獬政治生涯却实实在在的迎来了“第二春”。

　　满族男子的发式有个形象的说法叫“金钱鼠尾”，即将头顶和四周边缘全部剃去，独后脑中间留长发编成辫子。民族文化不一样，当然与当时汉族头饰完全不一样。入关后，多尔衮曾下令推行“剃发令”，但遭遇全国的抵制，汉民揭竿而起，甚至南逃保发。当时新朝刚立，天下未定，迫于形势，多尔衮只得收回“剃发令”。

　　顺治初年，满清允许前朝降臣穿着汉服上朝，汉满两族朝臣各列一班，倒也相安无事。新朝刚立，跳梁小丑瞬时粉墨登场。孙之獬，这么一位看似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为了一己私利，标新立异，不按照套路出牌。一日，孙之獬剃发留辫，改穿满服，甚至还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当朝的满清贵族对他的趋炎附势不屑一顾，汉族朝臣更是对他嗤之以鼻，不耻与之为伍。气急败坏的孙之獬竟然直接上书顺治皇帝：“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际，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这正中顺治皇帝和当时实权派多尔衮的内心。顺治二年，清朝颁布推行“剃发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是多尔衮为防止满族“汉化”。“剃头令”的推行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对汉族进行一次精神阉割，并以此改变汉族最根深蒂固的文化，以此彰显满族统治的“正统性”。

　　一时之间，华夏大地，揭竿而起。但当时的满清已经基本统一中国，消灭了绝大多数的反对力量。至此，孙之獬建议的“剃发令”得以全面推行。

　　铁腕之下，血流成河。扬州三日，嘉定三屠。据史料记载，当时江阴民众群起反抗“剃发令”，江阴一城为城门紧闭，进行反清斗争。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三王十八将。但此时的满清早已在华夏大地立足脚跟。满清的铁骑踏遍中华大地。清廷甚至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城破，满清血腥屠城，死在的刀下亡魂有二十余万众。

　　孙之獬为了一己私利，一次政治投机，建议当权者多尔衮推行“剃发令，”造成当时汉族人民的苦难，十足一个汉奸做派。之后，孙之獬因官场腐败，被罢官后返乡。在山东老家，恰逢谢迁起义，孙之獬一家被义军抓获并屠杀，孙之獬也被义军虐待致死。终究是善恶终有报，以孙之獬身躯还报因“剃发令”死去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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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年6月15日，对于全天下的汉人来说，一封“剃发令”犹如晴天霹雳般轰在心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承千年发不能损的观念和求生的欲望相互纠缠，许多汉人喊出“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而清政府的态度也非常强硬：“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与这些“束发鬼”相比，还有另一类人处于一种更加恐慌的状态中，那就是秃顶的和光头的人，无发可剃、不能盘成辫子怎么办?会不会直接拉出去砍头?心里很慌啊~~

　　实际上是他们真的想太多了，剃发令里面有规定四种人是可以不用剃发的，第一种就是女人，当时女人地位低下，也没有太多反抗的思想，谁统治都可以，所以不用剃发;第二种是小孩，小孩可以留任何发型，但是只要成年就必须剃发;第三种和第四种就是道士和僧人，他们属于出家人，不问世事，不用剃发，所以当时有很多不愿意剃发的人就只能出家为僧或者当道士了。

　　对于秃顶的人来说，一般秃顶是指头顶那一片没有头发，周围一圈是有头发的，所以按照剃发令，是要剃掉两边和前面的头发，只留后面那一点，然后盘成辫;光头的人家也管不了，你也不能强迫别人一夜之间长出头发吧…..而且，在当时，由于剃发令的严格要求，慢慢催生了做假发的产业链：发型不达标?来吧，带上这顶假发，保证你次次都是满分~~

　　“剃发令”是当时清政府为了稳固皇权的一种做法，毕竟当时的汉人比满人要多上好多倍，用这样一种方法剔除出不安分子，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汉人的思想，服从满人的统治。而到了清朝中后期，汉人已经习惯了剃发，满人也学习了儒家的思想，所以剃发政策变得宽松起来，盘辫子的风格也有所变化。

　　所以，“剃发令”颁布的时候，其实秃顶和光头的人是最轻松的了，既没有身体发肤损伤的心理负担，又可以听从命令从善如流，简直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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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剃发令”以及因它而起的几次江南大屠杀事件，历来都被很多人所声讨。那么如果没有“剃发令”，清军对江南地区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士绅阶层的大屠杀，难道就不会发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依旧还是会，为何?因为这和清廷的组织结构，以及辽东和江南两大核心地区汉人的特质有关。

　　这又怎么说呢?我们慢慢看来。

　　一、

　　当年的辽东地区，经过明初的大力开垦，早已经从蛮荒之地变成了可以大规模种植，实现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了。在此过程中，明代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了辽东，与关外的女真人等少数民族混居。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粮食产量并非象如今这么高产，这就注定了辽东地区的汉人不可能只依靠农业过活。于是当时的辽东地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女真人不断地学习汉人种地，汉人则学起了骑射狩猎以补贴家用。

　　面对这种胡汉混合的状况，出身关内的明朝官员首先就对辽东汉人心存疑虑。比如辽东经略熊廷弼就指出辽东汉人“浸染胡俗，气息相类”，宁可从关内的华北地区乃至南方的湖南、四川等地招募新兵，也绝不大量使用辽人。如果不是他们还有擅长骑射这个特长的话，熊廷弼怕是都能将军中的辽东人全给裁撤了。

　　虽说熊廷弼有点“地域黑”的意思，但当时关外汉人和关内汉人不和早已不是秘密，辽东本地的军人和关内派来的援军配合极差，“友军有难而不援救”的现象时常在辽东战场上演。

　　而后金方面，归降他们的汉人官兵则被积极接纳，比如大凌河战役后，投降的汉军将士就大量被安排与满洲女子结婚。再加上皇太极对包括汉军在内的所有将士都毫不吝啬，远比克扣成风的明军要公正得多。这就造成了明末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一将领，在投降清军后，与他在明军时的表现，往往判若两人。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金和后来的清政权在辽东人的心里要比明朝靠谱得多，也更得人心。同时，由于女真人不擅长管理，辽东地区的汉人就大量被征召和明朝投降的官吏一起，为后金政权管理辽东。比如后来赫赫有名的范文程就是其中典型。

　　这些人自认为问心无愧，因为在明朝他们就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们的一切都是满人给的。

　　二、

　　看完辽东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明朝时期的江南问题。

　　明朝时期的江南，无疑是纳税大户，但明政府对财政的管理却十分不擅长。强大的中央集权迫使全国的财富都往北方流动，这无疑让负担着全国纳税额大半的江南人士十分不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明朝万历年间还产生了一项东西，那便是“火耗”。其原本是指碎银融化重铸为上缴的银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后来泛指运输过程中的一切损耗，包括征收人员的开销、米粮和款项的包装运输费用等等。

　　而“火耗”这玩意又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的，同时明朝给官员的工资又非常低，以至于低级官员靠着薪水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了，而且给的休息时间还少，一个月才三天假。这种严苛的待遇变相地逼迫官员们联合起来贪污，于是乎，借“火耗”名目进行的搜刮就成了明代地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另一负担。

　　虽说地方贪腐问题一直都是明末有识之士的一个心头病，但偏偏明朝文官基本上都是从科举出身，使得自古擅长科举的江南是士绅子弟在官员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一旦朝廷胡乱开刀，将会引起江南籍贯的官员集体罢工，整个国家机器怕是会立马停止运转。

　　三、

　　随着清军入关，拿下了包括江南在内的大片明朝故土之后，这个情况也困扰着清朝。

　　因为随着清朝入主中原，他们将不在是关外蛮夷，而是要成为将要治理天下的王朝，以前那种劫掠的手段定然是不能再用了，于是乎，赋税也就成了清朝继续生存的头等大事。而此时的北方早已被清军、明朝的乱军、各路的叛军荼毒已久，很难再产生大量赋税，所以江南地区的财富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既然江南的财富如此重要，而江南籍贯的士绅又多在明朝拥有盘根错节的利益，也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明朝收不上来税收，那么对清朝来说，就简单多了：把你们都杀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剃发令全国都有，在关外早就已经实施了，唯独在江南这么有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屠杀。清朝在大肆屠杀了这批腐败且又极力维护明朝旧制的江南士绅官员，抄没他们的家产用以填补军费之后，系统内的辽东人便开始走马上任去填补他们的空缺了。

　　对于早已进入清朝体系的辽东武人如佟氏家族来说，杀江南士绅根本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对于范文程这样的辽东文人来说，几百年来江南人一直在官场压着他们，这次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了。就算是李成栋这样出身农民军后被明朝招安，再投降清朝的将领来说，江南士绅一直高高在上骑在自己头顶，杀他们同样毫无负担。

　　所以，对于清朝来说，抵抗“剃发令”与否根本就是次要的。

　　一群掌握着财富，又忠于前朝，偏偏还没有足够武力去保护财富与官位的人，不杀简直没有可能。而辽东汉人经过几代人的融合早已经算是自己人了，至少要比南方人亲近得多，官位正好可以留给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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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1644年，东北亚地区强权清朝跨越长城进入中国，并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迅速消灭中国南北方的反对势力。在这个世道纷乱的时期，清朝推行的诸多政策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针对前明臣民的剃发令，视头发为“精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汉人是怎么看待剃发令的呢?本文将从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两方面为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1·兴亡代有，断无举朝尽死之理

　　“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一朝江山颜色改，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绝大部分汉人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纵然如丧考妣，但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清军尚且盘踞关外时，鞑靼统治者就极力笼络投奔他们的汉人知识分子。待清军开进燕京，清朝政府对汉人知识分子的拉拢态度有增无减。如“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

　　这多番举措不仅保障汉人士大夫原有的既得利益，也照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这使得绝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融入清朝的统治体系不再那么令人抗拒。

　　甚至在许多汉人知识分子的眼里，清朝是帮了他们报国仇偿家恨的大恩人。史可法在给多尔衮的答书写到：“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马绍愉给吴三桂的信中也提到：“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知识分子大抵还是遵从了清朝的剃发令，赴水蹈火者少之又少，更有“水太凉”之流在清朝正式下令前就主动剃发了。

　　不过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剃发还是大大伤害，以至于屈大均在《秃颂》中自嘲道：“慕子之秃，不见刀锥，无烦髻结，不用辫垂。”

　　2·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庞大的汉人知识分子构成了清朝的官僚系统，庞大的汉人士兵则构成了清朝武装力量的主体。前明汉人的降兵降将马革裹尸还，为大清一统中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汉人的降兵降将是最早一批剃头的人，他们对剃头的抵触远不如汉人知识分子强烈，这和明代军人地位低下密切相关，下面以辽东明军为例。

　　明代辽东自然环境仍十分恶劣，以屯田经济为基础的辽东普通军人不仅饱受天灾打击，还向牛马家畜一样被人驱使。明孝宗时期，右少监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赃以千计。”明世宗时期，辽东镇守太监白怀等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以至于有人向朝廷上书呼吁：“屯之利在武牟，不在朝廷。”辽东普通军人时有发生叛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论调在当时辽东下层社会有相当市场。

　　边兵贱如狗，边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明廷奉行歧视军人的政策，辽东武将想要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的难度，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投降清朝的55位辽东边将中有20多人是辽东籍贯的，除祖大寿官职为总兵外，其余皆是副将以下。

　　3·逃亡和暴力

　　不同阶层的汉人对剃发令的态度不同，不同地域的汉人对剃发令的反抗方式亦不同。

　　在长江以北，剃发令的推行阻力要小很多。频繁的农民战争不光摧毁了北方的经济，也令北方民间的具有潜在抵抗能力的自发组织损失殆尽。所以，除了在辽东有零星北方汉人武装抗拒剃发令外，北方其他地区的汉人基本默然接受了剃发令。在燕京地区，剃了发的汉人“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故矣”。当然，也有不少北方汉人选择以逃亡作为对剃发令的反抗，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李氏王国就接纳了不少明朝难民。

　　在长江以南，暴力抗拒剃发令具有普遍性。起初，对明廷痛恨至极的南方汉人热烈欢迎南下的清军，吴越官民俱书“大清国皇帝万岁万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清顺民”等字眼来表示对清朝效忠。南方汉人对明王朝毫无眷恋之情，相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改善他们作为过去明朝财政奶牛的窘困境地。此时，坐镇北京的多尔衮也出人意料地废除了剃发令。

　　但当1645年5月29日，多尔衮在一众内院大学士的建议下重启剃发令后，暴力冲突不可避免。在南方地区，由于较少受到农民战争的波及，当地的民间自组织保存完好。西洋传教士在《鞑靼战纪》写道：“愤怒的士兵和百姓拿起武器对抗鞑靼远征军，这不是为了捍卫他们的国家和皇帝，而是为了保存他们的头发。”江阴屠城事件就是当时南方汉人对剃发令的态度的缩影。

　　但当外来征服者的野蛮制服了土著居民的野蛮，南方汉人对剃发令的抗拒亦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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