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日战争

赎罪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国家赶上了以色列，扭转了过去接连失败的状态，使双方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这一结果的形成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经过三次中东战争，中东地区民族觉醒的进程加快，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中东国家对殖民者保护中东的幻想破灭，也是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起因，埃及革命胜利和收复苏伊士运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失败，结果是美苏大国卷入中东取代英法，但是美苏干涉中东同样不能保证中东各民族的利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让中东人民意识到要获得胜利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

埃及萨达特总统对苏联的态度从过去的附从，转变成为合作，增强了民族自主权，把苏联操纵的装备收归埃及使用也加强了独立的地位。自行制定军事发展政策，防止出现六五战争被苏联抛弃的局面。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过也体现了萨达特政策的进步，他首先团结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统一战线，在战争中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和参战，并且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而且萨达特总统也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不仅使西欧各国保持中立，也得到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使以色列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几乎在这次中东战争中遭到失败。

从军事角度看，这次战争没有彻底战胜以色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质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没有雄厚、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不能自主生产战争物资，无力应对长期消耗战争；其次是在军事体制上，没有以色列那样完善的全民预备役动员体制，投入的军事武装力量多是雇佣职业兵，在最初的胜利后不能迅速扩大战果，让以色列紧急动员，使兵力优势迅速丧失；另外就是战术呆板，让以色列发现防御漏洞渡过运河西岸，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尽管这次战争最终依然以平局而结束，但是阿拉伯国家依然取得了成果。首先是打破了美苏共同发表的中东问题“冻结在冰箱二三十年”的立场，把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削弱了美苏主导中东的地位。

交战双方脱离接触，在经过联合国等斡旋后，埃及收复了西奈半岛部分领土，叙利亚收复戈兰高地大部。随后萨达特主动与以色列友好，开启了土地换和平的政策，收复了全部失地，奠定了中东和平的基础。从国际环境看，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无力长期支援远离自己的以色列同整个阿拉伯世界战争，以色列也无力长期在多条战线打消耗战；阿拉伯国家联合用石油禁运武器同西方斗争，也让西欧保持中立不支持以色列，萨达特奉行的自主、灵活的外交、军事战略，获得了国际社会多数拥护，他推行的土地换和平战略也得到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数人民拥护，符合中东地区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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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起因

　　赎罪日战争是阿以冲突的一部分，自1948年以来已经造成多场战争。在稍早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发起战争，攻占了整个西奈半岛乃至苏伊士运河的停火线，并且从叙利亚那里攻占了大约一半的戈兰高地，吞并了整个的巴勒斯坦，占领了约旦的大量领土。

　　在战争前几年里，以色列在西奈和戈兰高地上建立了许多防御工事。1971年以色列花费了5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堡垒系统，这座堡垒被命名为巴列夫防线(Bar Lev Line)，名称来自以色列将军哈伊姆·巴列夫(General Chaim Bar-Lev)。

　　埃及和叙利亚都想取回在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层却不想归还这些通过这种手段夺来的土地，并且对联合国关于归还土地的决议不予理睬。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继承他的是萨达特，萨达特决定经由战争手段取回在六日战争中的失土。1971年，萨达特在与联合国调停大使Gunnar Jarring的谈话中声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答复则是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的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和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军已经有绝对的胜算击败以色列并取回失土。阿萨德认为只有在以武力夺回戈兰高地后谈判才会展开，到时将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并且逼以色列做出其它的让步。

　　萨达特期盼战争的来临，此时的埃及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知到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到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里不受欢迎。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那些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一场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以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

　　其它的阿拉伯国家对发动新的战争较不感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担心若是战争失败将会再次失去土地(约旦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失去很多的土地)。同时萨达特承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战胜后将会让他们管理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而约旦国王则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的国土。而且，在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 crisis)巴解与约旦的内战中，叙利亚曾军事介入支持巴解，进一步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关系紧张，伊拉克也拒绝参加开头的攻势。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没有参加。在开战前一个月萨达特忙于在外交上争取支持，到1973年的秋天，萨达特宣称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参与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萨达特也在欧洲争取支持，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英国和法国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爆发前西德则成了埃及最大的军备来源国。[2]

　　大国政治介入

　　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飞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飞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在六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级大国的介入也是影响两场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苏联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军事上的弱点，美国与盟国支持以色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击性武器，而苏联则只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提供埃及防卫性的武器。前任总统纳赛尔曾经造访莫斯科，纳塞尔极力恳求莫斯科高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拒绝提供武器，他将会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苏联已经遗弃了他们，并反过来向美国求取支持，如此美国将会在此地区占上风。由于苏联无法接受美国介入埃及，最后只好答应提供埃及防空飞弹以防御边界。

　　事实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发动消耗战役(War of Attrition)的一个潜在目标便是为了逼迫苏联提供埃及更先进的武器军备，埃及感觉到唯一足以说服苏联相信埃及军备落后不足的方法，便是将这些落后的武器投入实战中，对抗由美国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并以这些实战的落败来说服苏联提供更先进的军武。

　　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在1967年的战争中产生冲突，苏联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不计代价希望避免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免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美苏于奥斯陆的与会更进一步朝向保持现状，而这是埃及所无法接受的。由于担心准备战争的意图被苏联察觉，埃及开始驱逐当时停留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团。1972年7月萨达特驱逐了几乎全部20,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目前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

　　在萨达特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他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回复平静。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的击溃敌人。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攻击计划代号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语里“满月”的意思。

　　在这次战争中，埃、叙经过周密准备对以实施突袭和两线夹击，首战告捷，使阿拉伯的民心士气为之大振。埃军渡河之役显示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以军动员快速，先北后西，重点用兵，化被动为主动，尤其向运河西岸的大纵深突击，对于扭转被动局面发挥了作用。双方投入的坦克、火炮、飞机、导弹等数量很大，埃、以于14日一天内共展开1800辆坦克的大会战为战争史上所罕见。阿、以分别使用苏、美当时的先进武器装备和得到苏、美战略空运的及时补充并利用苏、 美侦察卫星提供的情报。埃军由萨姆-2、萨姆-3、萨姆-6、萨姆-7型导弹为主组成的防空体系，在战争初期掌握了战场制空权，使以军飞机数日内不敢进入运河空域;以军则使用“响尾蛇”、“蜻蜓”等空空导弹和“加布里埃尔” 舰舰导弹对付阿军的飞机、舰艇。大规模电子对抗的展开使战场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损耗加大。双方飞机损失的约60%、舰艇损失的80%以上，大部被毁坦克均为各种导弹所击毁。在战略指导与作战上，广泛利用电子技术和使用各种战术导弹，是这次战争的突出特点。中东战争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在西奈半岛

　　战争开始后埃及军队出动了200架飞机对以色列一方进行了空袭，随后埃及士兵一边口中呐喊：“真主万岁”，一边强渡运河。在进攻的前一晚上，埃及的蛙人将巴列夫防线埋藏的汽油管封死，使得埃及的渡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埃及军队到达对岸后，立即组织商讨如何穿越巴列夫防线，埃及指挥官听从了一位工兵军官的建议，使用高压水枪冲刷由沙子建成的防线，很快在以色列的防线制造了好几个缺口，随后埃及军队击破了几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线上的堡垒。埃及军继续前进了大约15公里，以2个军的兵力，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带。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军替担任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火箭推进榴弹(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同时，在埃及那一边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队能够轻易的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

　　自1975年以来，中国出版的各种有关资料文件和书刊中，大量介绍了许多涉及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章，尤其是所谓“190装甲旅”被埃军伏击全歼的著述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文章都采用相同的人物、部队番号、数量、战斗过程等基本素材进行了描述。然而，当时以军装甲部队在西奈半岛先后投入9个装甲旅，分别是第14、第460、第401、第164、第600、第217、第247、第431和约埃尔装甲旅。其战斗序列中不存在“190装甲旅”这个番号，而实际上它是第600装甲旅所属第190装甲营的讹传。 笔者所见较早的误传资料是埃军第2步兵师萨达将军的描述：“……敌人以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发起进攻。以色列坦克刚一越过伪装的步兵堑壕，步兵便迅速跃出堑壕，向敌第190旅进攻。我们集中在该地区的坦克和所有反坦克武器向敌人开火并消灭了他们。以色列第190装甲旅在3分钟内被消灭了。旅长阿萨夫·雅果里和另外4名士兵做了俘虏。……”随着雅果里在埃及电视节目中露面，各国相当多的媒体都相信并采用了萨达的“190装甲旅”说，“一人传虚，万人传实”，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以色列人赫佐格(曾任情报部部长)在他的书中点破了这一讹传，他写道：“……纳科部队(指第600装甲旅前进指挥所和190装甲营在费尔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向前疾进，突然发现在离运河800码处，被数千名埃军步兵包围。有18辆坦克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阿萨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当了俘虏。

　　埃及宣传工具对此大肆宣扬。……他们把雅果里营说成是一个旅，而把雅果里说成是旅长。)……” 20多年来，以色列人的著述竟未引起广泛注意。许多文章在介绍有关“190装甲旅”战例时，由于采用的基本素材本身存在着错误，自然在具体细节的描述中就有了诸多失真。 将“190装甲旅”称之为“王牌旅”、“王中王”，这是在有些书刊资料中见到的说法。事实上，“190旅”既然是一个营，所谓“王牌旅”也就随之失去其意义。顺便提一下，以色列装甲兵确实有一个王牌旅。那就是1949年组建的赫赫有名的第7装甲旅。这个旅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戈兰高地战场上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防御战。 190装甲营被全歼，并不只是由于雅果里一个人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军在战争初期失败的最致命因素，就是包括雅果里在内的中高级挥官普遍存在的傲慢轻敌情绪。10月8日指挥反击作战的西奈战区司令什穆埃·戈南少将和第162师师长阿弗拉罕·阿丹少将，都是以色列坦克学校第1期毕业生，他们陶醉于以色列装甲兵“只有胜利的故事”的神话，过分低估埃及步兵的反坦克能力，错误的敌情判断，极为被动的指挥，分散使用兵力，致使阿丹师遭受重创。雅果里的顶头上司——第600装甲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任营长，参战20多次，负过重伤。一条腿是假肢，上下坦克要人扶，他生性好战，狂妄自大，军中称其为“人狮”。

　　他率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实施反击作战，有恃无恐，丝毫没有遭敌伏击的心理准备，以致陷入困境，后见势不妙，仓惶地死里逃生。许多文章说，以军“190装甲旅”在费尔丹方向反击时，损失坦克120辆。这是一个明显夸大了的数字。由于被歼的“190装甲旅”实际上是1个营(编制坦克38辆～50辆)，这就从逻辑上否定了120辆这种说法的准确性。 虽然“190装甲旅”实为装甲营的讹传，但10月8日的那次战斗，仍不失为一个典型的坦克兵遭步兵伏击被歼的战例，现将其作战经过略述如下： 10月7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第162装甲师(坦克170辆)，于8日从运河东北线由北向南实施反击，企图消灭运河东岸埃及第2集团军的部队。8日上午9时，该师第600装甲旅在坎塔拉与埃军步兵第18师展开战斗，损失不大;当日中午，第460装甲旅(从第252装甲师转隶而来的残部)在向费尔丹方向的埃军步兵第2师反击时失利，损失坦克12辆;下午2时，第600装甲旅旅长将1个营留在坎塔拉作战，亲自带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以40千米的时速直趋南下，疾进至费尔丹正面，与第460装甲旅残部协同行动，组织再次反击。由于以军装甲部队末按军区司令计划绕到埃军桥头阵地的北翼，结果，发起冲击时，不是由北向南卷击，而是由东向西正面进攻。第600装甲旅所属不足两个营的纯坦克分队冲击时，正好钻进了埃军第2步兵师预设的伏击陷阱。下面是赫佐格书中的一段描述： ……当他们距苏伊士运河800码远时，一阵密集的反坦克火力袭来，随着烟幕的升起，纳科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们必须撤走。在他们的进攻部队中，只有4辆坦克(包括他乘坐的1辆)能撤离恐怖的战场。当他们开始撤退时，布伦(即第162装甲师师长阿丹)通过无线电通信网责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撤?”纳科回答：“如果你再问下去，几分钟后就没人回答你了”。　埃及军队首战全胜，但是他们却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他们开始巩固他们在据点，并未乘胜追击。[4]

　　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埃拉扎尔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农接掌指挥，葛农没有立即被撤职，因为这在战时可能对士气造成伤害。

　　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埃及军离开防空火力阵地展开攻势，当埃军于投入1000辆坦克展开第2次大规模进攻时，以军投入800辆坦克，步、坦、炮协同作战，并使用武装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发射“小牛”、“百舌鸟”式空地导弹、“白星眼”式电视制导炸弹等，击毁埃坦克250辆，迫使埃军当日撤回进攻出发阵地。

　　隔天，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这次代号勇敢壮士行动(Operation Stouthearted Men)的攻击中，以色列大幅改变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迅速穿透了埃及军的地对空飞弹基地和反坦克飞弹阵地，一个由沙龙所领导的师攻击埃及在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北边Ismailiya附近的阵地，进攻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边的埃及第二军团和南边的第三军团交界处。在一座日本人经营的农场附近地区(一项在运河东方的灌溉计画，当时以军称其为中国农场)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藉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M72 LAW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

　　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然而以色列仍然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以色列甚至准备了较为复杂的自制“滚轴桥”，不过由于后勤耽误而没有运用上。在10月16日/17日的晚上以色列架设浮桥完成，紧接着渡河的Avraham "Bren" Adan师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军团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飞弹阵地。在埃及军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仍然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到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

　　战争转折

　　埃及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后，战术上就发生的极其重大的错误：他们没有乘胜追击，给了以色列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并集中兵力遏制住叙利亚的进攻，同时使用美国提供的卫星应用于战争，他们观察到了埃及的第二和第三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很快，以色列军队利用这个缝隙打入了苏伊士运河，导致了埃及军队(第三兵团)被围，战局被逆转。

　　海上的战斗

　　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的拉他基亚海战(Battle of Latakia)， 是一场具技术性革命的海战。以色列的胜利证明了，体积小而速度快、并且配备了电子反制设备的飞弹快艇的潜力。战斗发生在叙利亚的港口拉他基亚外，在战斗中，以色列飞弹快艇引诱叙利亚快艇在最远的射程时就发射飞弹，接着以金属箔片和雷达干扰技术使这些飞弹全部落空，等叙利亚快艇射光了飞弹后，以色列快艇便追上去在适当的距离内发射飞弹，结果击沉了好几艘叙利亚快艇。

　　在这场海战和其他几场小型海战后，叙利亚和埃及海军就一直停留在他们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内直到战争结束，使以色列得以掌握地中海的海运航道，这使得以色列得以取得大量由美国船只运载来的军火补给(其实以色列有96%的补给是经由这样的船运所取得的，而非经由空运)。

　　在战争中，以色列海军还对埃及港口发动了几次小型的袭击，以摧毁那些可能用于运载埃及突击队至以色列战线后方的埃及船只，不过这些行动对整场战争的影响并不大。

　　战争停火

　　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

　　1973年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决议。下令以色列与埃及间的战斗立刻停止(但法律上来说不包括以色列和叙利亚间的战斗)，停火命令于12个小时后的以色列时间下午6:52生效，但战斗直到夜晚才慢慢停止。事实上仅利用人造卫星的图片是不可能判断双方的前线位置的。

　　在下令停火时，以色列部队距离他们的目标只有几百公尺—最后一条连接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当天晚上，埃及军在许多地区违反了停火令，击毁了9台以色列坦克。为了报复，大卫·埃拉扎尔向高层请求继续向南方攻击，莫夏·戴扬同意了，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最后一条道路，彻底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东方的埃及第三军团。

　　隔天早晨，引发了一阵外交上的慌乱。苏联的侦查飞机证实了以色列部队正在朝向南方推进，于是苏联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令。在电话中，基辛格质问梅厄夫人：“我们怎么知道在沙漠中停火线到底在哪里?”梅厄夫人回答：“我们终究会知道的”稍后基辛格才知道埃及的第三军团已经被包围了。

　　因此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不希望以色列摧毁埃及第三军团，甚至威胁将支持联合国要求以色列退回战线的决议，于是以色列只好答应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在与以色列大使Simcha Dinitz的电话中，基辛格告诉以色列大使，想彻底摧毁第三军团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选择”。

　　北部战线的缓和

　　在北部戈兰高地的战线，叙利亚军已经准备好发起另一次大型的反击。除了叙利亚的5个师外，还有伊拉克的2个师，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包括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部队。苏联的支援也补充了之前在戈兰高地的损失。

　　然而，在攻势展开的前一天，联合国发布了停火令(只及于埃及和以色列)，“埃及于星期一 [10月22日] 接受了停火令，使阿萨德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停火令并没有及于叙利亚，但连带的效力却不能被忽视。一些叙利亚将军主张维持攻击计划，并认为这样埃及将会感激叙利亚并也会继续战斗…其他人则认为继续战争将会让以色列有藉口彻底摧毁埃及第三军团，到时埃及无法继续作战，以色列就能将军队主力北调全力对付叙利亚，甚至进攻大马士革。” (Rabinovich,464-465)

　　最后，阿萨德决定取消攻势，宣布叙利亚接受停火令，而伊拉克政府也下令伊拉克部队返国。

　　战后议和

　　有组织的战斗到1973年10月26日全都结束了。不过战线上仍偶尔会发生冲突，同时仍然维持军事紧绷的局面。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被切断了所有补给，因此成了以色列的人质筹码。

　　埃及的国家安全顾问Hafez Ismail传递消息给基辛格—只要以色列同意让第三军团获得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并彻底停火，埃及愿意直接和以色列进行对话。

　　最后，基辛格拿了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便签署了。以色列的检查哨将被联合国接管，允许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通过，并且会开始交换战俘。接着在日内瓦展开了会议，最后各方都签署了休战协议。在1月18日，以色列签署协议将部队撤回运河以东，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队。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达成了脱离战争状态的协议，双方互相交换战俘，并且由联合国在边界设立缓冲地带，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 Disengagement and Observer Force)创立并驻扎在戈兰高地以维护停火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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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在两个战线的激烈作战与损失，让双方的装备与储备弹药都下降至危险的程度。作为各方的主要支援国家，美国与苏联分别展开大规模的运补行动。

　　苏联军援

　　苏联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要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的行动。苏联除了以运输机将装备与物资输送到这两个国家以外，也自部分东欧国家调动装备支援阿拉伯联军的作战。

　　最早被以色列与美国注意到的苏联运输机群分别前往大马士革与开罗，显示苏联可能在运送最后一批增援物资。根据战后的公开资料，这些飞机其实是在两国政府的通知下，将苏联在当地的技术人员以及家属送回国内。

　　实质上苏联对两国的运补，大多数的物资运往叙利亚，以补充他们在战场上蒙受的重大损失。

　　五分钱救援

　　埃及和叙利亚在初期的攻势使以色列军遭受大量战损，以色列急需补给军火武器，否则战局将面临崩溃。除开装备的受损以及需要补充的零件以外，以色列全国弹药储备量也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层次。以色列历经多次战争，对于需要的弹药储存量有很好的经验，可是这一次的战斗的消耗量远远高于过去的任何一场战斗，而且以色列使用的多种火炮弹药在当时尚未具备生产能力，导致弹药的供应会面临断炊的危机。在美国运输展开前，以色列全国的105毫米弹药储存量一度下降到只能够维持48小时。除此之外，开战当时的状况，超过预期的消耗量所衍生的心理压力和恐慌，也是促使以色列积极要求美国协助的原因之一。

　　梅厄总理向国际呼吁恳求援助，欧洲国家全都拒绝，只有美国总统尼克松答应支援以色列—尤其是苏联也开始支援阿拉伯国家军火的情况下。美国向许多商务航空公司接触，希望帮忙运载军火至以色列，但航空公司都害怕战后遭阿拉伯国家抵制，因此全都拒绝了。只有以色列的国家航空公司EI AI愿意协助，然而EI AI的那些客运飞机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载能量将所需的大量军火及时运达。此外，这些民航机无法运送大型装备，譬如火炮或者是坦克。在装卸的效率上也远不如军用运输机，尽管如此，这些运输还是勉强的为以色列的作战多争取的一点时间。

　　美国政府本身没有立即展开运输作业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层的政治冲突。尼克松总统当时为了水门案而无法分身，因此将协调的作业全部交给国务卿基辛格负责。基辛格除了穿梭各国展开外交折冲之外，为了争取日后的政治筹码，在运输作业上该由谁负责等政治责任与功劳方面与国防部长斯勒辛格发生拉锯战。双方的立场都相当坚定，毫不相让，即使以色列已经发出多次紧急请求下，僵持的局面也无法打开。连日应付各方政治与舆论压力的尼克森总统也未能适时介入，解开这些冲突。

　　美国空军面临最大的技术问题是所有现役的运输机都没有空中加油设备，这表示除非找到中途降落加油与更换组员的机场，美国空军将无法担任空中运补的工作，而经由海上运输的提议是无法让以色列接受的。由于政治上害怕阿拉伯国家抵制的问题还未解决，欧洲的盟国都拒绝让这些运输飞机中途降落加油，甚至拒绝让这些飞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最后只有葡萄牙愿意协助，因此葡萄牙的拉日什机场(Lajes Field)成了整个运输行动的基地。由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要求，原本就停留在这些国家的运输机也得飞回拉日什，很快的每天便有超过30架飞机通过拉日什，为了容纳这些飞机行动，机场迅速扩建到能容纳1,300人住宿，甚至连在二战时建立的兵营也派上用场。

　　最早的规划是由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将物资送到拉日什机场，然后由以色列自己将物资送回去，以避免美国介入或者是其他的政治问题。这个规划在运输行动尚未开始前就被认为行不通而放弃，因此所有的运输机会在拉日什停留之后，遵循非常严格规划的航线飞往以色列。

　　尼克松决定援助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这项名为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的任务于是展开，接下来9个小时里，大量C-141和C-5运输机已经开始飞往以色列。

　　在葡萄牙至以色列的航线上，运输机沿着极度精确的航线飞行穿过地中海，航线的南边有敌方的阿拉伯国家、北边则是拒绝开放领空的欧洲国家，任何偏离的飞机，尤其是进入埃及领空，都无法保证会不会被击落，因此护航是必要的，美军第六舰队与以色列的战斗机共同担任护航的工作，直到运输机平安抵达以色列班古利安国际机场(Ben Gurion International Airport)为止。虽然与阿拉伯国家战斗机的接触报告很多，不过直到战争结束前，没有任何一架运输机受到骚扰。

　　到达以色列的军火很快被卸载并直接送往前线，有些弹药在发射出去的时候，甚至还是冰冷的。美国方面很担心任何运输机在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军火在机场范围内受到任何攻击而引发无法估计的损失，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并没有预期中的攻击发生，也没有运输机受到攻击而损失。

　　并非所有军火都是以运输机送到以色列的。在开战的头几天里，以色列空军损失了大量战机，被阿拉伯国家所部署的各种地对空飞弹击落或击伤。因此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幽灵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本来隶属美军，在涂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空军的标志后，由美军飞行员直接飞往以色列，并马上投入战场。

　　除了补充以色列消耗的装备与弹药以外，美国还提供以色列一些新装备：小牛飞弹、百舌鸟飞弹与托式飞弹，其中百舌鸟飞弹的使用被埃及指责有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直接介入战争。

　　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这项行动让以色列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能够迅速补充初期损失的装备，因此这项行动有时也被称为“救了以色列一命的行动”。

　　也因为美国的这项行动，严重激怒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彻底的石油禁运，造成美国油价暴涨，导致1973年石油危机。

　　军援对比

　　虽然苏联比美国早大约5天进行运输作业，运输机需要涵盖的距离也远短于美国空军跨越的部分，无论是在总运输量和装备的可用程度上都远不及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包括：

　　⒈苏联的军用运输机的载重量不如美国空军使用的机型。

　　⒉苏联在运输作业前段的规划与整合作业非常不理想。苏联的装备往往送到的时候还需要组装，或者是弹药，燃料与武器是分开运输或者是放置，导致接收到装备的国家需要额外的时间将需要的部分整合起来才能送往前线。全部苏联运送到的坦克，只有从东德来的一小部分是可以直接从飞机上下来之后进入战斗。

　　⒊阿拉伯国家的机场装卸作业效率不佳，相较于美国与以色列的机场装卸效果，这方面也导致苏联军援的效果不佳。

　　援助统计

　　从1973年10月9日苏联开始空中运补到10月24日之间，美国与苏联所提供的援助分别是：

　　苏联：共飞行935架次，提供16000吨物资与装备，以及206架军用机。

　　美国：共飞行565架次，提供22400吨物资与装备，以及56架军用机。

　　此外，以色列的航空公司共飞行250架次，运送5500吨物资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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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营合约

　　原本希望藉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则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洩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戴维营(Camp David，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非常不满，埃及被从阿拉伯国家联盟里驱逐。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埃及还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里的领导者”。

　　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大的影响便是，在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平协议是自1948年的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行对话。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尤其是埃及)，从六日战争以来一直承受的战败感得以克服，并让他们能平等的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然而，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这场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之前六日战争的大胜让以色列军过度自信，一直以为以色列在中东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而战争初期的挫败造成以色列国内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承受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以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在三周内便承受了美国十年越战的伤亡比例。

　　石油危机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森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超过15亿美元的军火。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现在则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组织这次禁运。

　　政治余波

　　以色列群众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活动在战后4个月展开。抗议由Moti Ashkenazi所领导，他是“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个唯一死守到最后未被埃及军攻克的巴列夫防线上最北边的堡垒(Rabinovich,499)，愤怒的群众非常不满以色列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针对莫夏·戴扬)。以色列最高法院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为何战争爆发前未能及时备战，和战争开头几天内的挫败。

　　特别委员会在1974年4月2日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六个人必须为战争前期的挫败负责：

　　·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被提议免职，委员会认定他必须承担“对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和战争情势发展的责任”。

　　·情报机关首长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议免职。

　　·Amam军事情报部的埃及情报工作小组负责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区情报首长Gedelia中校，被提议调离情报机关。

　　·南方战线的指挥官史密尔·葛农(Shmuel Gonen)，被提议除役现役(Rabinovich,502)。他被迫在报告发布后的1975年1月30日离开军队。报告中指责他“他无法达成他应履行的职务，并应对我军在战役中的危险处境负责”。

　　与公众的不满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因为受到压力，报告调查的是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而不是政府高层的责任，然而那已经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然而梅厄总理和莫夏·戴扬显然必须负起责任，公众要求他们辞职(尤其是戴扬)的声浪越来越大(Rabinovich,502)。

　　最后，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职，包括已经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戴扬在内。原本担任埃拉扎尔的顾问的伊扎克·拉宾，在6月继位成了新政府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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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因该日是犹太教中的“赎罪日”，所以又称“赎罪日战争”)爆发。在埃及、叙利亚军队的猛烈进攻下，以色列军队猝不及防，埃军顺利渡过苏伊士运河，以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被冲垮，以色列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困境。

　　10月9日那天，当已担任以军143师师长的沙龙与总参谋部展开激烈论战时，国防军尚未做好反击渡河的准备，至少要到10月13日或14日才可能准备妥当。10月9日晚，国防部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就沙龙违抗命令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达扬扬言要撤沙龙的职。埃拉扎尔大吃一惊：“你疯了吗!”达扬愤怒地解释道：“阿里尔去苏伊士运河只是为了他自己。他不会满足于阻挡埃及人的入侵，他想要渡河。倘若成功，那简直妙极了!反之，如果失败，他会牺牲200辆坦克，然后自称像当年的隆美尔一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尽管如此，达扬对撤职一事仍持保留态度，他很清楚，在战争期间做出这样的决定，势必会动摇军心，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达扬和埃拉扎尔承认沙龙的战略才能，也同意讨论一下他的渡河计划。沙龙坚持要留下143师的一队伞兵，埃拉扎尔担心，他们抵达运河西岸之后立刻会被埃及第二、第三军团发现，很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伤亡惨重。

　　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军决定于10月15日夜间至16日展开渡河行动的决议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4日晚，南部军区司令戈南郑重宣布：“我们的目标是渡过运河，在西岸占领一座桥头堡，然后挥师直逼苏伊士。同时，要进入戒备状态，准备执行另外两个使命：征服开罗，占领油井。我们要把埃及军队彻底摧毁!”

　　10月15日晚上18点左右，以色列军队展开了踏上非洲土地的“勇敢骑士”行动。午夜，沙龙派遣马特领导的伞兵旅乘坐橡皮艇渡过运河，抵达对岸的德伊尔.苏伊士据点，先遣队没有碰上一个敌人，并在埃及第二和第三军团之间占领了一块阵地，静待装甲车的到来。

　　10月16日清晨，以军在埃及领土上还只有一个伞兵旅和十来辆坦克。到了上午9点，就已经发展到两千多名士兵和30辆装甲车了。深夜，沙龙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他的到来使士兵们兴奋不已。他要求给莉莉打电话，他要与她一起分享历史性的时刻。为了接通将军夫人的电话，联络官尝试了一番极其复杂的线路操作，终于成功。“您可以通话了。”他告诉沙龙。

　　沙龙接过电话：“莉莉，我是阿里尔，我在非洲!”然而，沙龙没想到联络官拨错了电话号码，他无意中把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机密透露给了一个住在基里亚特.盖特的以色列女子，她肯定要寻思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为何会听到一个声音像阿里尔.沙龙的男人说他正在非洲!

　　10月16日，工兵部队继续修建金属桥，同时，以色列军队也继续利用浮桥渡河。沙龙迫不及待了，他想要带领已经过河的部队进军开罗，他认为敌人这时候一定毫无防备，决不能给他们以喘息之机，然而司令部的将军们表示反对。

　　经过激烈的战斗，10月17日和19日，国防军工兵部队分别在运河上架起了两座桥，布朗师和卡尔曼.马甘师先后踏上了埃及的领土。布朗师沿着大苦湖向南进发，直指苏伊士;卡尔曼.马甘师则先向西行，尔后折向东南，钳制住埃及第二军团;至于沙龙，他带领143师在北部包围第三军团，随后进军伊斯梅利亚。

　　沙龙不满足于143师既定的行动目标，因而与前总参谋长巴列夫和戈南争论不休。后来他亲口承认，巴列夫使他勃然大怒，当时他差点儿打了这位前总参谋长的耳光!

　　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通过了停火决议案。埃及为解救被困的第三军团，自是欣然领命。以色列政府也做出了停战的决定，但国防军内部却意见不一。一些将军认为尚未完成所有的军事目标，现在停战还为时过早，尤其是还要打败驻扎在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阿里尔.沙龙正是这一派的代表。

　　以色列政府于10月22日19时正式宣布停火，令他措手不及：当时他的军队离开罗只有101公里，沙龙额头上缠着绷带，所幸伤势并不重，而他押在横渡运河上的赌注终于赢了。

　　32年之后，这场战争中的将军只有一人尚在人间，直到2006年1月突发脑溢血，他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阿里尔.沙龙。沙龙为以色列今后的道路铺上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即使这条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挑战的出现而日益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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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罪日战争其实也叫斋月战争。

　　每年的10月6日是穆斯林的斋月节，又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斋月节里的阿拉伯人白天不吃饭，缩短工作时间，减少活动。赎罪日也是犹太人的绝对休息日，从日出至日落，不吃、不喝、不吸烟、不广播。

　　但是，1973年10月6日14时，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军事防御工事的沙垒中，突然发生两声巨响，埃及蛙人事先埋入水下的两个炸药包爆炸了。紧接着，经过周密准备的埃及、叙利亚两国军队从西、北两线同时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序幕揭开了。但是，以色列在一败涂地的状况中，竟然在两周内就扭转乾坤，打败了埃及和叙利亚。

　　开战伊始，埃、叙的计划是收复1967年的“六·五战争” 的失地，报仇雪恨。在飞机、防空军的掩护下，不到三天，埃军控制了运河东岸10至15千米地区。为配合正面作战，埃军伞兵和突击分队乘直升机在西奈半岛纵深地区大规模降落，破坏以军交通、通讯和补给。海军为牵制以军，封锁蒂朗海峡和曼德海峡，封锁亚喀巴湾和红海出口，并在沙姆沙伊赫地区进行海上登陆作战，袭击以军。

　　当埃军在西线发起攻击的同时，北线的叙利亚军队也于6日14时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在空军和地空导弹部队的掩护下分三路向以军阵地发起进攻。7日晨，叙军突破1967年停火线约75千米，进到叙以边境太巴列湖附近。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在军事上有预谋地进行了援助，埃、叙出动的攻击力量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联军。

　　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伯国家决不会在这一天对他们进攻。所以，那天，大多数官兵都留在营中，前沿士兵很少。不料，埃、叙就偏偏选择了这一天突袭，令以色列防不胜防!以色列受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两线同时进攻，事先又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以军节节失利持续败退，丢失了一大片土地。叙利亚和埃及取得了初期胜利。

　　埃军占领了运河东岸的部分地区，达到了预期目的。所以，从10日起，埃军在西奈半岛停止了进攻，着手调整部署巩固阵地。这给以军提供了喘息之机，以军利用这一短暂的间隙集中兵力，实施先北线后西线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10月10日，以军在北线集中了15个旅和1000辆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突破叙军防御阵地后，又采取正面突击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分三路向叙军反击，很快突破了叙军防线，解除了库奈特拉之围。

　　当以军在北线反击时，埃军为增援叙利亚决定向以军发起进攻。但以军对埃军的进攻有了准备，进行了顽强抵抗，结果埃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埃及军队第21装甲师参与的这次进攻被史学家称为埃及自杀式的进攻，因为作为战略机动预备队的埃及第21装甲师主力如果继续保留在原地、而不是从运河西岸移动至东岸的话，沙龙的进攻就将大打折扣。

　　12日，以军北线取得了胜利，以军越过1967年的停火线，深入叙利亚境内30千米左右。叙利亚的步兵和防空军被迫撤至首都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地区。以军在北线掌握主动后，随即将作战重点移至西奈半岛，使西奈战线从原来的4个旅增至3个师12 个旅，并向西奈调去了大批飞机和坦克。至此，以军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开始化守为攻了。

　　10月16日，以军三个旅群向埃发动进攻。时任装甲师师长的沙龙根据美国侦察卫星提供的在大苦湖地区的埃军第2、3军团结合部有 30千米间隙的情报，抓住埃军运河西岸兵力空虚之有利时机，让士兵穿上埃及军装，骗过埃及守军，从结合部潜入运河西岸，建立了桥头阵地，摧毁了埃军几个防空导弹阵地。以军借机迅速组织了5个旅的兵力，在空军的支援下，源源不断地渡过运河。

　　18日，突入西岸的以军大举进攻埃军阵地，不断袭击埃及公路、铁路和运河沿岸地区，以切断埃军2、3军团的退路。

　　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案》，呼吁埃、以双方“就地停火”，埃及、以色列都表示接受停火，但以军的进攻却没有停止。

　　23日晚，以军占领苏伊士城郊外的炼油厂，切断了苏伊士城西南和南面第3军团部队的联系，基本完成了对埃军第3军团大部分部队的包围。切断了他们的所有补给，埃军第3军团成了以色列谈判中的人质筹码。

　　24日，以军才宣布停火。此后，参战方先后签署了两个在西奈脱离接触的协议。

　　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新占运河西岸埃及领土1900余平方千米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以东440平方千米的领土。第四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的全面胜利而落下帷幕。

　　埃及和叙利亚的突然袭击，打得以军难有招架之力。但之后，埃军因为占领了运河东岸的部分地区，达到了预期目的，所以停止了进攻，这种战略上的错误，给了以军喘息的机会，战局因此发生逆转。以军凭借有力的反攻和优良的武器，竟然反败为胜。

　　为什么埃及军队没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迅速乘胜追击??为什么在失去机会、待以军重整队伍后又盲目地组织了自杀性的突击?这两个历史疑案已经无解了。我们只能从各方的回忆录中寻找部分的答案。埃及当时的国防部长是阿里将军，他是萨达特总统的密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他曾经承认埃及没有乘胜追击的原因是对于以色列空军作战能力的顾忌，以及想看一下以色列和世界各国对埃及突破运河防线的反应。至于后来的自杀式进攻主要是应叙利亚的要求，通过在以色列南方西奈半岛的进攻缓解叙利亚在北方戈兰高地战线上的压力。沙兹利将军则认为萨达特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占领山口地区。埃及总统的策略仅仅是满足于“在西奈半岛推进10毫米”，取得有限的军事胜利和赢得巨大的政治胜利。当时率领埃及空军的穆巴拉克(现埃及总统)干的不错，第一天的空袭已经瘫痪了以色列在西奈半岛上的空军。而且，当时的以色列空军对埃及军队新配备的苏制萨姆6型导弹毫无办法，就算冒险进行空中打击，其成果很可能是“杀敌五十自损一百”。

　　先发制人却没有笑到最后，“满足感”和犹豫导致的贻误战机害了埃及和叙利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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