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

　　一开始隋朝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50岁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50岁的话，该服徭役你还得去。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前提条件是你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政府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80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家就得想招，不能再按照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它的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比如)150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150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150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那时候是按人丁为主，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1/30。这样一来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阳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须在海淀，地在人在。现在无所谓了，你爱上哪上哪，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在这里。

　　而两税法一实行，国家不再管这个地在谁手里了，你有地，你就多交，没地你就少交，甚至不交，这就意味着土地兼并不受限制了，麻烦也开始出现。从唐朝以后，田制不立，兼并不受限制，愿意兼并就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就只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租种地主土地，地主就把税负转嫁到农民身上了。比如我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厂主，是生产圣诞树的，全世界的圣诞树都是我们生产的，我厂里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700块，每天要劳动11个小时，每个月可以歇3天，你看我够仁慈的吧!然后国家提高了我的企业所得税，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让你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 1个月歇1天，工资600块，3个月不发。实际上就是，我为国家交所得税，为希望工程捐款(我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企业家啊)，都是你们出的这个钱。我该坐游艇坐游艇，该环游世界就环游世界。其他所有负担都是你们给掏的钱，可想而知这样一来，国家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地主却又给农民加上去了，客观上还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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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财政概况

　　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当程度地浮在表面上的。”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实行“轻徭薄赋”的朝代，它在长时间里实行低税率政策。“甚至在正常时期，帝国官僚政治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包括这个社会中那些构成经济的方面)中去。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经济作用只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产中比较固定的经济所得，以及保持国内安定和防御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产。这个作用当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在帝国长达两千年的不同时期中，为了摆脱经济中的消极无为状态，曾利用过在支撑帝国制度的儒-法思想混合体中较为活跃的法家体系，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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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极为保守的清朝也许是特别难以摆脱经济上的消极无为状态的，因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异族，所以决心通过维护儒家的正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整个清王朝时期，土地税不具有扩张性，它自1711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就再也不能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各省上缴中央的份额只有在新垦地纳入税册时才会有所提高，而各省却很少把土地税增加的情况上报中央。这直接影响了清廷的财政收入。晚清政府也没能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继续维持着低税率。

　　鸦片战争前，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中，田赋一直是支柱性的财源。在晚清时期，田赋虽然还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它的支配性地位已被关税和厘金所取代。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中央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1894年的关税比1864 年增长了近2倍，在收入结构中的比重由1：7左右上升到1：4左右。然而严重的是，海关税不具有扩张性，在缺损的主权下被列强规定在一个很低的税率上。“第二种新税制则相反，它几乎完全脱离了北京的控制。这就是厘金税，它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厘金税1853 年首先在江苏省开征。在有些情况下，不但在运输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 ...查看更多

　　轻徭薄赋是我国历代相沿的轻税的财政思想。春秋时，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图兴霸业，提出“薄敛”(《国语·晋语》)的施政措施; 晋悼公 (公元前573—前559)恢复晋国霸业时，也把“薄赋敛”当作重要的施政措施。后来，晏子也主张“薄敛”(《左传》昭公二十年)，先秦诸家普遍主张“薄赋敛” 。 但是，各自的出发点又不完全一致。孔子反对重课，主张“敛从其薄”。是用以攻击鲁国季氏的赋税改革。

　　孔子到齐国去，经过泰山旁，听见一位妇人在野外痛哭失声，十分悲哀。孔子伏身车轼倾听，然后说，她的悲哀，好像忧虑很深重啊!于是派子贡前去探问。妇人说：是啊，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如今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子贡说，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妇人说：这里没有苛政啊!子贡回来后，告诉孔子。孔子说，你们懂得吗?苛政猛于虎呀!

　　“苛政”是指繁重的税赋，和严苛的法令。“赋,敛也。”[《说文》]“赋”就是收敛钱财。“赋,税也。”[《广雅》]税赋是管理国家的标志。“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汉书·刑法志》]什么时候开始有赋税的?“厥赋惟上上错。”[《书·禹贡》]应该在大禹的时代就开始收税赋了。“赋者，税敛之名，往者洪水为灾，民皆垫溺，九州赋税盖亦不行，水灾既除，土复本性，以作贡赋之差，故云‘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尚书正义·禹贡第一》]

　　国家有开明的政治，征收税赋，负担劳役，都在合理的程度。“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尚书大传》卷四]“十税一”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纳税金。《汉书·食货志》规定：“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应该说这样的税赋还是轻的，合理的，负担得起的。“貊”是一种贪吃的野兽。所谓“大貊小貊”，就是贪吃的“大吃货”和“小吃货”。 税收过少，入不敷出，供应不足，不能满足食物需求，就会出现财政危机的情况。但是税赋又不能过重。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如果弄得百姓宁愿死于老虎之口，也不愿意到苛捐杂税繁重的地方去生活;如果治国者横征暴敛，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必然失掉民心。“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此就是“大桀小桀”。“桀”指夏桀，就是暴君。如果赋税过重，弄得老百姓没有了生路，那就是“大暴君”和“小暴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培养民力，富民强国是为治国上上策。否则“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左传·隐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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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徭役”指得是老百姓向政府提供免费劳动力。

　　“赋税”就是向政府缴纳的金钱和实物。

　　“轻徭薄赋”就是指政府减轻了老百姓所出的劳力和金钱的负担。是古代君主实施的一种仁政。汉文帝曾实施过。儒家的，"苛政猛于虎"就是儒家讲的。

　　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比如《管子》一书就反对强制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主张用货币、价格、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的经济收入。西汉重臣桑弘羊、元朝丞相卢世荣也主张将财政的重点放在经济收入，如盐、铁、酒等专卖收入，贸易收入等方面。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孔子和孟子提出“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轻赋役”，明代理学名臣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观点，比如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提出赋税“至平”、“积俭趣公”、“有常”、“壹制”说。至平，意思是根据官吏的多少、年成的丰欠来平均征税。积俭趣公，即为公节俭，不浪费民力。有常，即征收要有稳定的规章，赋税要相对稳定。壹制，即统一制度。

　　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刘晏提出“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所急而税”的原则。取人不怨，是指政府通过控制物资和市场物价等经济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而不是单纯依靠增加税收来达到目的。因民所急而税，是指选择人们日常急需的商品课税，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容易收到广收薄敛的效果。

　　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文学家苏轼均主张通商。李觏和苏轼反对国家专卖，主张让私商自由经营，国家征税。李觏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专卖，听其自为。”苏轼提出了“农本俱利”的观点，主张通过减免商税方式促进商业经营活动，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

　　明代重臣张居正反对苛征商税，主张厚农与厚商并重。他认为国家要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可利农，农可资商，农商应相互平衡与协调。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对善赋民与不善赋民提出了新的比喻。他说：“善赋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不罄不止。”他认为，减税是涵养税源的手段之一，适当减税，反可以增加税收。

　　清代学者王源主张重商，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他认为商人须跻于士大夫之列才是杜绝商税偷漏的根本途径。他主张实行资本税，取消繁杂的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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