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语文书中，和“鼎”有关的成语、俗语我们一口气能说出一串：一言九鼎、鼎鼎大名、人声鼎沸、鼎力相助、三足鼎立、楚王问鼎、问鼎中原、春秋鼎盛等。历史书中，也出现了鼎的身影，像“世纪宝鼎”“司母戊鼎”。就连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中，也少不了鼎。比如，《楚汉传奇》第八集中，一个村姑抱着有四只脚、形状类似鼎的容器去河边洗衣服。

　　如此具有文化气息的鼎，难道是洗衣盆?当然不是!

　　鼎的含义和分类

　　鼎是最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春秋左传》有记载：夏朝初年，划天下为九州，设州牧。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派人先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精选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九鼎象征全国九州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

　　鼎的作用

   1.做饭的炊具。鼎，最初是很普通的，只是个烹饪的东东，和现在的锅差不多。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烧火，用来炖煮和盛放鱼肉。“鼎铛玉石”“钟鸣鼎食”等成语就说明了古代贵族生活的奢侈。那时的王公大臣喜欢吃肉，经常用鼎煮，不同种类的肉放在大小不一的鼎里，煮熟后直接吃，古籍中的“列鼎而食”，那场面也真够壮观的。

　　2.专门用于祭祀或典礼，是身份的象征。

　　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普通人很难享用到。因为铸造的成本高，也是贵族地位和阶级的象征。你是什么身份就看你家有几口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这是周朝定的礼仪制度。

　　3.被视为传国重器。

　　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具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问鼎中原”“问鼎三甲”直接说明了鼎对于国家的重要。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区区一鼎就有这么多的学问。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干一碗知识汤，我们做朋友圈里最牢靠的伙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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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铜器最初是使用自然铜，商代早期已能用火炼制铜锡合金的青铜器铸制品。目前，中国古代青铜器已知的制作方法有主要以范铸法居多，少量结构复杂、纹饰繁缛的青铜器，也用失蜡法、铸合法、焊接法等。不同的制作方法，在器物上都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一、范铸法。又称块范法，制作流程大致分为制模、制范、浇注和修整四个步骤。根据我国古代青铜冶炼遗址发掘出的实物，再结合青铜器的外形分析，古代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采用范式铸造方法制作的。

　　制模，亦称为“母范”，原料可选用陶或木等各种质料。一般说来，形状细长扁平的刀、削，可以用竹、木削制而成;较小的鸟兽动物形体可以用骨、石雕刻为模;对于形状厚重比较大的鼎、彝诸器，则可以选用陶土，以便拨塑。从出土发掘来看，陶范最为常见。陶范的泥料粘土含量可以多一些，混以烧土粉、炭末、草料或者其它有机物，并掌握好调配泥料时的含水量，使之有较低的收缩率与适宜的透气性，以便在塑成后避免因为干燥、焙烧而发生龟裂现象。陶模的表面还必须细致、坚实，以便在其上雕刻纹饰。泥模在塑成后，应该使其在室温中逐渐干燥，纹饰要在其干成适当的硬度时雕刻。对于布局严谨、规范整齐的纹饰，一般先在素胎上用色笔起稿而后再进行雕刻，高出器表的花纹则用泥在表面堆塑成形，再在其上雕刻花纹。泥模制成后，必须置入窑只焙烧成陶模才能用来翻范。

《天工开物》制鼎插图

　　制范，亦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一般说来，范的粘土含量多些，芯则含砂量多些，颗粒较粗。且在二者之中还拌有植物质，比如草木屑，以减少收缩，利于透气性。范的泥土备制须极细致，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适当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还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使之定性。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得心应手。从模上翻范技术性很强，是块范铸造技术的中心环节。对于较简单的实心器物象刀、戈、镞等，只需由模型翻制两个外范即可，此种外范称为二合范。

　　浇注，是将已焙烧的且组合好的范趁热浇注。预热时要将范芯装配成套，捆紧后糊以泥砂或草拌泥，再入窑烧烤。范准备好后，将熔化的铜液注入浇口。器物之所以倒着浇，是为了将气孔与铜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浇入铜液直到浇口于气孔皆充满铜液为止。待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可去范、芯，取出铸件。一次浇注成完整器形的方法叫“浑铸”，或“整体浇铸”。商周器物多是以此方法铸成。凡以此方法铸成之器，其表面所遗留的线条是连续的，即每条范线均互相连接，这是浑铸的范线特征。

　　铸件去陶范后，还要进行修整，其经过锤击、锯挫、錾凿及打磨，消去多余的铜块、毛刺、飞边，只有这样才算制造完毕。

　　二、失蜡法。指用容易熔化的材料，比如黄蜡(蜂蜡)，动物油(牛油)等制成欲铸器物的蜡模，然后在蜡模表面用细泥浆浇淋，在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再在泥壳表面上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即做成铸型，最后再烘烤此型模，使蜡油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型腔，再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得无范痕，光洁精密的铸件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战国、秦汉以后,尤其是隋唐至明清期间,青铜器的铸造多用失蜡法。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通常会在器表遗留大小不等的砂眼,一方面或因材质不纯,另一方面是整模铸造,模体严实没有发泄孔,铜液灌注不到之处所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曾侯乙墓出士的尊盘，是用失蜡法制作的代表。

　　三、铸合法、焊接法。是指青铜器物的器体(以下称主体)与其附件，如耳、足、柱等附件分开铸造，或一件青铜器物整体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而是分别铸成的，并用连接方法使之连为一体，而连接则主要有铸合法和焊接法。在长期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古人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水平，制作工艺也日趋精湛。许多大型的及工艺复杂的青铜器需要分断制作后进行整体组装，所以铸合法、焊接法等新的工艺方法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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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古代青铜器中的传世品进行研究，从而确定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工作。鉴定工作的第一步是辨伪。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研究确定某件真品的价值，给予恰当的评价。

　　对古代青铜器中的传世品进行研究，从而确定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工作。鉴定工作的第一步是辨伪。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研究确定某件真品的价值，给予恰当的评价。为了确定每件青铜器的价值，首先要确定其年代及文化性质。有的青铜器能依据其铭文确定其绝对年代，一般应确定其时代或分期(相对年代)。文化性质一般指的是中原青铜器或是巴蜀青铜器、滇文化青铜器。然后从其形制、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已知的古代青铜器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判断其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本身发展历史上、古文字学上、美术史上和铸造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从而确定其价值。

　　特点：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鲁国青铜器－食簋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 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若有兴趣，鉴定者可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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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青铜器文物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铅等)的合金。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一时期古人创造出了极其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

　　1.司母戊鼎(后母戊鼎) 商代 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它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2.四羊方尊 商代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3.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纵目人神像 三星堆出土 商代

　　三星堆遗址距今3000-5000年，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两件器物是三星堆青铜其中非常著名且有代表性的器物。

　　青铜大立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重约180公斤，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青铜纵目人像，宽138、高66厘米，出自二号祭祀坑，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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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青铜器出现于史前,繁盛于夏商周时期。不仅器物类型繁多,而且造型庄重华丽,纹饰精湛优美,为世界所罕见,而且铭文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文字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从用途上来说,青铜器分为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等几个大类。本文主要简介主要青铜容器的种类和名称。

　　1、鼎

　　古代的烹饪之器,和现在家里的锅差不多,用来煮或盛放鱼、羊、豕肉。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比如有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鼎,是中国古代 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 传说,鼎就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所谓国灭则鼎迁,后世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2、鬲

　　鬲(li,音历):形状和鼎相似,侈口、三空足。一般煮饭用,足中空便于炊煮加热。

　　3、甗

　　甗(yan,音演):相当于现在的蒸锅。有圆体三足和方体四足两类。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zeng,音赠),放置食物;下部为鬲,盛水。如甑与鬲铸为一体称为合体甗,其中部有一铜片,叫做箄(bi,音比)。上有能够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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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前16世纪 至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网络配图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 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 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 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 ...查看更多

　　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八组农田改造施工挖出大批神秘青铜器后，昨日下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等专家赶赴随州，进行调查，目前尚未有结论。

网络配图

　　据了解，距离这批青铜器发现地不远处，此前曾有人发现过青铜宝剑。更让人疑惑的是，据专家介绍，随州目前发现的青铜器数量不小，但至今未发现境内有冶炼青铜作坊的遗址，如此数量的青铜器从何而来，至今也是一个谜团。

　　昨日下午4时许，孟华平等专家在当地文物部门的陪同下来到蒋寨村出土现场，在仔细听取了当地文物部门现场汇报后，孟华平亲自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孟华平表示，后期要调派考古人员对出土现场周围进行大规模考古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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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农业

　　井田制的瓦解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 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生产工具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工商业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手工业

　　青铜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最富活力，品种丰富，成就最大。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可谓灿烂辉煌。与西周及商代相比，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的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术，其优点可以使青铜器纹饰更为多样而精致，它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镶嵌(或错金银)技术运用于青铜图案装饰，可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因为镶嵌用的饰物金、银、铅、玉、绿松石等质地不同、色泽不同，与青铜器表面颜色形成对比，因此镶嵌纹饰醒目、突出。刻纹铜器的纹饰，制作起来更方便，纹饰题材比以前更宽广了。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这是青铜工艺从奴隶制礼乐制度下挣脱出来的重要标志，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以华巧为美的新观念。

　　玉石工艺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漆器工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织绣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人口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根据梁启超的推测，战国后期人口已达三千万以上。[3] 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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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最嗜酒王朝，莫过于商朝。已出土的商朝青铜器中，有一多半是为了喝酒而铸造。都城在河南境内兜兜转转五百余年的商朝，在这片土地之下埋藏了无数精美的青铜器。但你可能不知道，正是这些彰显大商厚重国力和审美标准的青铜器，最终要了它的命。

　　晚商时期的青铜器

　　就是商朝之光

　　谈起商朝，绝不能越过河南。历史上，商朝虽然多次迁都，但基本都是在河南境内晃悠。从最初建都商丘，再到郑州，后又迁都安阳，最后亡于朝歌。

　　殷墟的发掘确立了我国商王朝的存在，而商王朝也为河南留下了巨大财富，构成河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河南这片黄土地上，商朝东征西讨五百余年，可谓与河南相辅相成。

　　而如今，我们说起商朝，除了甲骨文便是青铜器了。河南是商朝过去众多都城的所在地，所以也是商朝青铜器出土最重要的地区。

　　建国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推进，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和殷墟妇好墓相继都有青铜器出土。

　　1946年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1954郑州人民公园出土的铜钺，1974郑州杜岭街出土的兽面乳钉纹铜方鼎，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偶方彝……这些都是商代各个时期的青铜器。

　　商代的青铜器类型很多，按其功能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兵器、乐器、生产工具和车马器。但其实，在商代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种类最多的便是那些我们看见名字都头大的青铜酒器：

　　爵、角、斝 [jiǎ] 、觯 [zhì]、觥、尊、卣 [yǒu]、瓿 [bù]、罍 [léi]、壶、盉等。

　　这些酒器有的用来盛酒，有的用来喝酒。并在商朝早期，就普遍形成爵、觚、斝三者成套的酒器组合。

　　据统计，妇好墓出土的210件青铜礼器中，酒器就占了74%。1973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容器，便是酒器“爵”。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妇好鸮尊”，便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

　　鸮，其实就是猫头鹰，是商朝人十分崇拜的一种鸟类，有“战神”之意，代表权力和地位。1976年，妇好鸮尊出土于妇好墓。一经出土，便以蠢萌的气质、精巧的纹饰和新颖的造型俘虏了一大批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商朝出土的青铜器，有那么多酒器嘞?

　　喝酒喝的满朝上下全傻子

　　没有一人知道今天是啥日子

　　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方面，商朝是个神权至上的国家，祭祀之风风行，而酒是祭神享祖、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商朝人超爱喝酒!

　　据《元和姓纂》载，商朝的王公贵族有七支，形成七姓公族。在这七姓公族中，其中有两姓叫做“长勺氏”和“尾勺氏”。而这两姓公族，就是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

　　不仅如此，商朝时酒还分了品种：酒、醴[lǐ]和鬯[chàng]。其中，“醴”是指甜酒，“鬯”是指用郁金草酿黑黍而成的祭祀用的酒。

　　总之，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没事儿就爱整两口。如今，我国作为全世界最爱喝酒的国家之一，我想，国人这份对酒精的迷之热情便是从那时传下来的吧。

　　所以，政事需要外加生活爱好，使得商朝时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可能正是这些青铜酒器，最后导致了商朝亡国。

　　其实，关于商朝灭亡的故事，经《封神榜》演绎，使大家都认为是商纣王沉迷酒色、残忍暴孽导致的亡国。但是，事实真相并不止于此。

　　年轻时的商纣王还是很能干的，平乱东夷，开疆拓土，兢兢业业。郭沫若曾说：“统一神州肇此人(商纣王)。”可就是这么一人，为什么晚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落得个自焚而死的下场呢?

　　如今，我们经常听到有媳妇劝自己家汉子，“还喝!再喝就傻啦!”。那么，商纣王是喝酒把自己喝傻了吗?

　　我们都知道，酒精是小分子物质，会在短时间内到达我们全身各处器官，麻痹人的神经，导致我们反应迟缓。

　　但是，商朝的酒可不比我们今天的酒。今天，我们喝的都是蒸馏酒，酒精度数动不动就三四十度。

　　可商朝的酿酒技术顶多也就是酿造出2、3度的酒，喝再多，也就相当于多喝两碗米酒蛋花汤，那么，商人是如何把自己喝傻的呢?

　　整个贵族阶层利用特权日日服毒

　　其实，商人变傻，根本不是酒精的事儿，而是铅中毒。毒根儿就出在商朝引以为傲的青铜器上。

　　青铜是一种含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原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怎奈合金中的铅易溶于酒精。中国科技大学曾经做实验，用青铜容器加热米酒，最后发现米酒中的铅含量会暴涨1200多倍。

　　据说，古罗马人喜欢用铅罐煮变质的葡萄酒，然后从罐子上刮下一层白色结晶粉末，得到一种人工甜味剂。

　　但其实，这种甜味剂就是“乙酸铅”。甚至，为了获得这种甜甜的口感，有的罗马人直接铅粉兑酒，最后也印证了一句话“No zuo nodie”。

　　铅是人体不需要的重金属，一旦进入体内，比酒精更能影响人的神经系统，且一旦铅对人体造成伤害，就是永久性的。而铅中毒最典型的症状便是神经衰弱。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孙明曾发现，殷墟四期的某殷商高级武将的陪葬品中，青铜含铅量大多超过25%。如此重的铅含量，造成人铅中毒简直没商量。

　　除了神经衰弱，铅在体内还会以不溶性磷酸铅的形式聚集在骨骼中，造成骨质疏松。考古发现，商周贵族墓葬中墓主人的尸骨往往分解很严重，而殉葬人和牲畜的尸骨反而保存较好。

　　那是因为商朝等级森严，青铜器属贵族专属，一般平头老百姓接触不到。

　　如此想来，在一群均患神经衰弱的病号的统治下，商朝还如何长久的了呢?

　　商朝灭后，西周吸取教训。周公旦认为，商朝之所以灭亡，究其原因就在于满国的酒鬼，太没德性了。

　　于是，在其弟弟康叔驻守商墟(卫国)，周公旦送给康叔三封信《康诰》《酒诰》《梓材》。

　　其中，《酒诰》就是一篇禁酒令，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大意是说，商朝灭亡就是因为酗酒，你一定要少饮酒，除了祭祀时可以喝酒，其他时候，遇见那种聚众喝酒的，直接杀了完事儿，少让这种人嚯嚯民心。

　　周朝人对酒的警惕不仅如此，为了提醒众人不可沉迷喝酒，特将盛放酒杯的酒案称作“禁”。

　　河南博物院有一款春秋时期的文物叫“云纹铜禁”，就是历史的见证。也许，正因如此，周朝才没步商朝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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