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勤补给对战争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战争，一定程度上打的就是双方后勤补给，谁钱多、粮多，且能及时押往前线送到将士手中，谁就能在博弈中获得最终胜利。诸葛亮，人称“军神”，为何六出祁山无功而返?后勤不得力!千古一帝康熙，三征噶尔丹为何还是灭不了人口区区70万的准噶尔汗国?后勤不得力!可以说，若是没钱、没粮，哪怕是韩信、卫青、李靖、徐达等统帅大军去作战，都会是无功而返，这是客观条件限制。

　　在王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赋税收入减少，若是再遇到战乱，朝廷将很难应付得过来。例如，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崇祯四处用兵，但却没有军费，以致兵变不断，最终葬送了大明万世基业。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与崇祯没钱可用不同，大清在镇压白莲教、太平军、捻军起义时却从不缺钱?其中之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明清军制明显不同，明朝军队多，费用开支远超大清。一个国家之所以强大，必定要维持一支足够震慑地方势力以及外来侵略的武装力量，没有强大军力只能任人宰割。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效仿隋唐旧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卫所制度”，单独划出军户，并给予土地;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当兵作战。由于军队拥有土地，所以国家不再需要投入额外军费，财政负担相对较轻，朱元璋曾自豪地宣布：“吾养兵百万，不用百姓一粮”。正因为推行“卫所制度”，所以明朝可以养活更多兵，永乐时期，军队规模据说有280万，这数目相当大。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各地军户多有破坏，国家于是只能给予补贴，如此一来，财政开支就很大了。崇祯时期，国家土地税收白银500万两，其他漕银、关税、商税等收入也不是狠多。但是，崇祯时期，军费开支很大，辽东费用且不说;左良玉、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拥兵合计150余万，这些军队的日常费用就够崇祯受了。

　　与其它封建王朝相比，清朝军队规模要小得多，八旗、绿营两支国家正规武装力量合计60万，其中八旗20万，绿营40万。八旗兵，全民皆兵，单独驻防，平时不能从事劳动生产，全部由国家财政供养;绿营兵，由原明朝军队改编而来，后不断扩充，但几乎全靠招募，也就是搞“社会化”。这60万军队，对于拥有庞大国土面积的大清而言，并不够用，但却恰到好处。要知道，清朝是由关外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其主体民族人口不多，顺治年间估计10万左右(八旗不全是满洲人，也包括蒙古人、汉人);所以，清朝不会大规模扩军，以防汉族势力趁机崛起，威胁到大清江山社稷之稳定。乾隆、嘉庆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在3000—4000万两白银之间，虽说开支也不小，但养活这些军队还是不成问题，这是明朝所无法比拟的。

　　除军事体制有差别，明清在筹集军费之途径上也差异很大;明朝不敢放手让地方兴办团练，让地方自己筹集军费，清朝则正好相反。1644年3月，闯王李自成率百万大军抵达北京城下，向崇祯提出一条件：“犒饷百万，大军撤退，并可往辽东剿女真”，不过，崇祯拿不出这笔钱，不可能答应。此外，崇祯在即将亡国之时，号召大臣募捐百万给辽兵来勤王，居然只得不到五万两，这着实可笑。崇祯拿不到钱，筹集不了军费，是不是说大明没钱呢?李自成破北京后在官员家中“搜出”7000万两白银;扬州商人、绅士不想让刘良佐军队进城驻扎，自愿拿出百万白银犒赏军队。所以说，崇祯时期的大明王朝不是没钱，而是钱不在国家手里。那么，崇祯能不能从官僚、商人、士绅哪里征税呢?不能，因为这是王朝的根基，东林党都护着他们，没了魏忠贤，搞不了钱了。更关键的是，崇祯不舍得让地主兴办团练，让地方自己征税养兵;地方征税灵活性大，还可以让中央政府免于受“责难”，将征税黑锅推给地方，转移民众视线。

　　清朝虽说兵力不多，区区60万而已，估计跟战国时期的“弱国”韩国在一个档次，跟强秦没法比，跟大明的百万大军更没法比。不过，军队总人数不多，不代表财政开支就减轻很多，毕竟晚清时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维持军队的成本远超秦汉、唐宋。要知道，一艘轻型铁甲战舰的费用，以及所消耗的钢铁，足够古代一支师级队伍一个月的开销。不过，晚清政府还是有办法来维持军费的正常开支，而且还顺利将太平军、捻军等起义武装镇压下去。其一、兴办团练，让地方自己养兵，自己筹集粮饷，中央适当补贴而已。那么，地方如何筹饷呢?就是在各自的战区内征收“厘金”，向过往商旅征税，这成为湘军主要的军费来源。其二、向列强借债，英、法、美、俄均为债主。有了列强资金的注入，大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费危机，左宗棠西征时借款2500万两，保证了战事顺利进行。其三、联合列强镇压太平军，借助欧美人力、财力、物力，维持统治。

　　综上所述，由于军事体制以及筹饷渠道的差异，崇祯打仗时老缺钱，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清朝在军费不足，军队战斗力低下之背景下依靠地方武装、列强力量成功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延长了大清国祚。不过，地方势力却趁机崛起，造成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之局面;大清虽说不“缺钱”，但却非常“缺德”，因为军阀混战之危害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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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 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后阶段决定集中兵力保卫北京城。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率领下，清军步骑兵约三万人与英法联军约五千人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进行决战,结果以清军骑兵全面崩溃，战死两千余人收场。而英法联军仅仅死了不到20人。此战也是清军作战史中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骑兵，那个曾经令整个欧洲大陆闻风丧胆的蒙古骑兵再也不复往日荣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清军八里桥的惨败呢?

　　将帅不和

　　八里桥之战主将是僧格林沁和胜保，僧格林沁为主帅，指挥蒙古马队正面突击; 胜保为副帅，主要负责指挥两翼包抄。但两位将帅在战斗过程中并没有精诚团结，反而互相较劲，在战后又诋毁对方美化自己。胜保在战斗中中弹负伤，在战败后给军机大臣的信函中称: “可惜俄顷之间便获大捷，竟因弟身受重伤，不得成此一战，岂非天哉!言至此，不觉痛哭失声。”同时指责僧格林沁“前日张家湾之战，并未伤折。( 蒙古马队) 一闻夷炮，辄反击，致将步队冲乱，而邸帅仍姑息之不加查办，其何以振作乎”，将作战失利的责任归咎于僧格林沁督战不力。

　　战术失误

　　面对英法联军，咸丰皇帝制定了“以奇兵抄袭，挫其前锋，能以鸟枪、刀矛等短兵相接”的战术。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用骑兵在广阔平原上冲击装备新式枪炮的敌军是一种自杀行为，骑兵的速度无论如何比不上子弹的速度。更糟糕的是，清军马匹很少见过炮火，一旦受惊回奔，会对后方的步兵方阵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这一战术失误是导致八里桥之战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落后

　　八里桥之战中，清军的武器大多为冷兵器，即便是火器，技术水平也还停留在明末清初时期。战场上英法联军曾缴获清军一门火炮，“青铜做的，长达 3. 51米，重达 7220 公斤!这些“无敌大将军炮”是清朝康熙年间研制的一种子母炮，曾在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炮面对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不断发展的西方新式武器( 后膛开花炮和来复枪) 已经落伍。而且不带瞄准镜，训练松弛，因此面对西方新式武器毫无还手之力，法军曾讽刺清军“仍那么幼稚使用弓箭作战，弓箭怎么抵挡了卡宾枪和刺刀，( 清军) 500 米内射不到人家那里，人家却一下能射穿他们的胸膛。中国兵没有刺刀，只有长矛、梭镖、戟和各种大刀、短刀、长刀或双手拔刀等”，可见清军武器装备之落后。

　　八里桥之战的失败，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必然性。整个满清社会从上到下对“西方蛮夷”一无所知，时任詹事府詹事的殷兆镛更是提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棉被法”，即“遇夷匪，则棉被军当先，前层蹲，次层立，将全军遮住，酌留空隙为瞭视与放火器之地。布阵既定，任敌人多方冲突，我军屹立不动。俟敌稍懈，则棉被军疾驰前逼，彼火器刀矛都无所施”，由此可见当时清朝官吏对英法联军的凶猛火力认识的肤浅程度，怎么能不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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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入关的时候，满族后金的八旗军，加上从蒙古那里调来的军队，总共也才20万左右。面对明朝几亿的人口，清军凭什么靠着这20万人，征服中原，统一中国呢?

　　第一点：拉拢以吴三桂为首的一批汉人将领。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明朝的军队并不是都被打光了。虽然这几年因为要抵御北方日益强大的后金，还有镇压国内的流民，消耗了很多军力。但还有几十万人。这批人军队中，最精锐的那部分，是由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统领。而吴三桂在崇祯自杀后不久，就选择投靠后金。清朝能这么顺利的进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吴三桂的投降。

　　自古汉奸最可恨。不管是在跟李自成的大顺军交战，还是后来跟南明的战争，吴三桂这些人，为了表示忠心，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一批人。

　　第二点：收买了很多明朝的大臣。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因为大多是农民出身。对于明朝那些贪官污吏，格外的痛恨。所以，对这帮人是拼命打击。光是后来在追缴赃物的时候，就有好多明朝的大臣被打死。其中就包括吴三桂的父亲。他被抓起来，严刑审讯。而清军入关后，对这帮人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对于清军来说，这些大臣过去是不是贪官，是不是软骨头，都没关系。只要他们现在支持自己。等将来自己坐稳江山，有的是收拾他们的机会。所以说，相比较于李自成，清军用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

　　多说一点，如果说，以中国各个朝代来衡量的话。明朝陪在崇祯皇帝身边的那批大臣，可以说是贪污最多，也是最没有骨气的一批人。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个首辅魏藻德 ，考中状元仅仅3年，就被选入内阁，第二年就被选为大学士。可以看出，崇祯对他，是相当重用。可等到李自成快要打到北京的时候，崇祯把魏藻德找过来商量对策。魏藻德只是跪着把头埋起来，把屁股高高的撅起来，一句话都没回答。差点没把崇祯气疯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后，魏藻德还恬不知耻的跑去献殷勤。结果被李自成杀了。

　　第三点：入关的时候，巧妙转移矛盾，声称是为明朝报仇，拉拢了一批人。当时吴三桂去找清军帮忙打吴三桂的时候，说的也是帮崇祯皇帝报仇。后来清军入关的时候，自然顺理成章的也用了这个借口。

　　第四点：免除了三饷，拉拢了一批人。三饷是从明朝万历皇帝时候开始，就加收的军饷。这个加派的军饷，确实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除了三饷，老百姓还得负担其他税收。而且崇祯在位的时候，国库空虚，对老百姓的赋税，一直收得很高。而清朝此时喊出免除三饷，可想而知，对一些人的吸引力有多大。不过，清朝在入关后，对三饷，并没有立刻废除，直到顺治时期，依然在收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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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入关时到底有多少兵力?经过多年档案史料发掘，似乎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统计。所以一般只能根据各种侧面资料进行推算。

　　比如李新达1982年的文章，认为总兵力约20万。推算依据是：入关时，满洲八旗有310个牛录、蒙古八旗118个牛录、汉军八旗164个牛录。以满洲每个牛录300人、蒙汉每个牛录200人的平均值推算，则总数为14.7万人(满洲八旗约9万人、蒙古八旗约2万人、汉军八旗约3万人)。另外加上天佑兵、天助兵、外藩蒙古兵、朝鲜兵等等，总计约20万人。

　　对李新达的推算，也有不少质疑。一派认为，满洲各牛录实际没那么多人，9万人说太多;一派又认为，满洲兵数，还应加上大量包衣等等，似又认为李新达说太少。

　　显然，单靠所谓“编制”得出的“平均值”推算，很难认为是确数。所以还是需要直接统计来印证。

　　目前所知满洲兵数的最初直接统计，是入关后五年的顺治五年，数字为：满洲八旗55330人;蒙古八旗28785人;汉军八旗45849人。其中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人数，都比李新达的估计要多。而满洲八旗人数却又大大少于李新达的估计。这组数据，也成为质疑李新达“高估”的重要依据。

　　但这毕竟不是入关时的直接统计。其动态趋势还是值得注意的。又过了九年，顺治十四年的统计显示：满洲八旗49695人;蒙古八旗26053人;汉军八旗78782人。除了汉军八旗大大增加外，满洲和蒙古八旗都明显减少。其中满洲八旗减少5635人、蒙古八旗减少2732人。考虑到人口出生等状况，战争中的实际损失可能更多。

　　顺治五年到十四年的战事，远不如顺治元年到五年这么激烈，满蒙八旗的减员尚且如此显著，可推测顺治初满洲八旗的损失更大。另据《宁安县志》，满洲入关之初，仅宁古塔一个地区出身者，就有130个骑都尉和云骑尉阵亡。骑都尉和云骑尉是清代的爵位，分别为正四品和正五品。宁古塔地区普通士兵死亡人数不详，但表彰八旗遗孀的贞洁碑有1100块。再考虑未婚死亡者等等，则宁古塔地区的死者可能就有数千人。八旗的总死亡人数，估计也相当可观。

　　因此，顺治元年到五年之间，满洲八旗人数急剧减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李新达推测入关之初满洲八旗有9万之众，或许并非高估。至于李新达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的包衣丁数，据顺治五年统计为21万6967人;顺治十四年23万7338人。包衣有时用于战斗是不假，但到底有多大使用比率，目前尚无定论。似乎还不能将其总丁数视为兵数。

　　结论是：李新达推测入关之初满洲兵数约为20万(不含包衣)，总体而言仍是一个较为正确的估计。山海关之战时，多尔衮率满蒙八旗约三分之二和汉军和天佑兵等入关，其总兵力约在1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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