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南巡

　　乾隆皇帝是对待大臣最刻薄寡恩的皇帝之一，更是空前绝后的唯一真正做到集各种权力与一身的权力拥有者。在乾隆皇帝面前，胆敢有人说半句僭越之语，必定被千刀万剐，诛灭九族。

　　为什么乾隆皇帝会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呢?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乾隆皇帝个人原因。我们先来谈谈历史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帝制制度始于秦始皇。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一改过去诸侯分封制度为中央集权制度，权力开始集中化和私有化。然而，传统帝制或者说政体制度和人事架构，在皇帝和群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宰相。

　　宰相相当于大公司集团的总经理，他只与汇报给董事长，也就是皇帝一人，可以说宰相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权大的时候会有多大呢?我们举例汉末三国时期，曹操身为宰相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写“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就是说宰相府中还有一套处理政事的班子。当然，曹操与诸葛亮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各种原因导致君主能力和权力被大大限制。那么，正常情况下，当君主不愿甘当傀儡的时候，相权与皇权之冲突，自然也是在所难免。

　　因此，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宰相这个职位就正式成为历史了。众所周知，老朱皇帝坐拥天下之后，对于当年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始终不放心，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将开国元勋们一一铲除，在利用完帮凶+刽子手胡惟庸之后，将胡惟庸无情地“扣上”篡位的帽子后，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处以极刑并株连九族。从此，“宰相”这个职称成为历史。

　　没了宰相，皇权似乎就安全了许多，但是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当皇帝一下子变得太太太辛苦了。没了宰相，那就是全国的大事、小事和屁事都是皇帝一个人处理，朱元璋就经常叫苦不迭，但是谁有会同情他呢，脚上的泡还不是自己捻得，再说你自己处理你自己家的事儿，累死也活该，谁叫你家事儿那么多。大明王朝经过开国之初那么两三代皇帝勤政之后，继位的帝王开始堕落，根本无法承受皇帝这繁重不堪的工作，内阁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而内阁的首辅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因此说大明王朝的相权限制的并不彻底。

　　大明王朝被大清王朝取代之后，大清王朝几乎沿袭了大明王朝的政体制度，内阁制度也被沿用。但是，大清王朝的历代君主都以大明王朝为戒，而内阁制度分化君权这一弊端，很快就被精明的康熙皇帝发现，所以从康熙朝开始，皇帝就开始削弱内阁权力，加强皇权集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皇帝建立南书房，让全国各地官员的奏报不需要经过内阁而直接到达皇帝手中，如此皇帝得到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经过内阁筛选和变改之后的信息，这样皇帝将会更加真实与全面之信息。而南书房的工作人员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他们只是听从皇帝命令行事，自己本身没有任何决策权，因此对于皇权并没有威胁，这是大清王朝对于加强皇权的一次变革。然而，康熙皇帝的这次变革并不彻底，针对性相对局限，并没有完全架空内阁，换句话说，皇权还是有部分旁落。

　　到了雍正朝，雍正皇帝号称“史上第一勤政之皇帝”，他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又做出一系列改革动作，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建立军机处。这军机处其实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为军机处每一位员工都是兼职，换句话说，军机处的工作并非在军机处工作每个人的本职，就是这么一个临时机构，一直在大清王朝“临时”到宣统三年才被裁撤，由此可见，皇帝对于军机处之依赖。对于军机处的主要职能，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暂且不做详解，只是有必要强调一下，这军机处确实起到了进一步强化皇权之目的。

　　当乾隆皇帝御宇天下之时，皇权已经高度集权化了，也就是说，“皇权凌驾于一切”正是当时政体制度和意识形态最确切之定义。而乾隆皇帝又确实是在祖、父两代帝王基础之上，真正将皇权推向高峰的皇帝，这与乾隆皇帝个人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乾隆皇帝25岁登基，早早接受良好帝王教育，再加之耳濡目染帝王政治，乾隆皇帝早已将自己打造为少年老成，政治敏感性极强，拥有出类拔萃之能力的全面人才。25岁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正是踌躇满志之人，开启大有作为之人生的绝佳年龄。所以，乾隆皇帝上位伊始，就毫不客气地，轻而易举收回先帝赋予托孤老臣之权，将处理事务之决策权收回自己手中，这仅仅是个开始。事实上，真正支撑乾隆皇帝做到大权独揽的，正是他这出众之个人能力，在以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帝王之个人能力是极其重要的。也正是基于自己出众的能力，乾隆皇帝才大胆地推行一些列加强皇权之措施。

　　措施之一：致力于打击朋党。在他看来，朋党是侵蚀皇权之“首恶”，大明王朝之灭亡就与朋党有莫大关系，祖父康熙一朝，“索党”和“明党”一度将朝政整得乌烟瘴气，父亲雍正一朝，虽然雍正皇帝积极打击朋党，并且毫不手软，但是还是在眼皮子底下，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鄂尔泰鄂党”和“张廷玉张党”。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前车之鉴，他要将前朝遗留之党派一网打尽，更要对本朝朋党做到防微杜渐，绝不给其滋生之机会，甚至是他想要做到大清王朝永祚万年都不会有朋党。

　　所以，乾隆皇帝会想方设法刁难和折磨为大清王朝兢兢业业操劳一生的张廷玉，让张廷玉晚节不保，名誉扫地，同时他也会搜罗一切捕风捉影之证据，将鄂尔泰的排位从太庙撤了出去。总之，乾隆皇帝不喜欢，更不需要所谓德高望重的老臣与重臣。

　　措施二：限制宗室权力。在乾隆朝之前，还有一股力量分享者皇权，那就是宗室皇亲。众所周知，大清王朝是家族创业，因此宗室亲王一直位居权力中枢，这也是不容小觑的分化皇权之力量。

　　乾隆皇帝上位不久，就在乾隆四年，爆发了著名的宗室谋逆事件——弘皙逆案，这次“九子夺嫡”之余波让乾隆皇帝下定限制宗室皇亲权力之决心，他将所有宗室人员，无论血统与皇帝之远近，一律排除在权力中枢之外?宗室皇亲分化皇权的问题，被乾隆皇帝彻底解决。

　　措施三：奴化大臣。中国传统的君臣关系是虽有君主臣次之分，但是臣子有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权力，换句话说，如果君主下达了祸国殃民的混蛋命令，大臣是要刚正不阿，坚决不执行，这就是士大夫的节操。显然，这士大夫的节操也对君权产生了限制。因此，在乾隆皇帝看来，这种节操亟需打击与清除。所用手法，正是传承于雍正皇帝——文字狱。

　　乾隆皇帝到处搜罗那些重视节操和名誉大臣之罪证，想方设法将这些“不听话”之人搞臭，逼着他们“主动”承认自己是沽名钓誉的假节操，让这些人彻底臣服于自己的威严之下。乾隆皇帝要的就是，朝野上下朝臣高度统一，连呼吸的节奏都应该与皇帝保持一致。只是，乾隆皇帝没想到，没有了节操的士大夫只剩下贪婪无耻唯利是图，整个官僚集团素质一落千丈，当皇帝能力与精力不足以控制整个官僚集团的时候，他们就会像“贪吃蛇”那样，无孔不入而大肆侵蚀民脂民膏。乾隆后期，官僚集团的集体报复性腐化，正是“得利于”乾隆皇帝的“高度统一”。

　　经过一些列的措施，乾隆皇帝确确实实地做到了集权一身，在他乐此不疲，沾沾自喜之时，也为大清王朝的覆灭提前“挖了一个大坑”，他自以为自己百年之后，将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江山，岂不知，他的后世子孙再没出现能够力挽狂澜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之人，他们执政规矩都是丛踌躇满志到和尚撞钟，最后都是眼巴巴地任由大清王朝自生自灭。这也许是对这位自诩“天下第一明君”的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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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十二个皇帝中，只有康熙和乾隆两人有南巡的记录，且次数都为六次。同样是南巡，康熙和乾隆又有所不同，不管是在花费上，还是出行的性质上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康熙分别与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和四十六年进行南巡。在这六次南巡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康熙都在办一件大事——治理黄河。当然，除了治河之外，康熙帝也前往孔庙祭拜孔子，在江宁祭拜明太祖朱元璋。

　　在康熙所处的那个时期，笼络士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清初经过连连的战乱，到了康熙中晚期，外患基本已经解决，社会整体处于安定的局面，这个时候他才有时间腾出手来解决江南士人的人心问题。可以说，康熙帝南巡是有政治任务的，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当然顺带着游水玩水也在情理之中。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康熙的六次南巡都受到了各地百姓的欢迎，“凡临幸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左。”

　　百姓之所以欢迎康熙，主要是因为他南巡时期顾及民生，不浪费国帑。虽然江南各省督抚也为他修建行宫、道路，但是整体的花费很少，大部分都是由皇帝本人的掏钱，也就是说从不用国库银子，一切开销由内务府供应。因此，就不存在摊派，百姓也不必为此买单。经过笔者大概估计，康熙的每次南巡花费应在百万以下。

　　再来看看乾隆的六次南巡。

　　乾隆帝于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进行了南巡。头两次南巡，乾隆帝也还是做了一些实质性工作的，比如拜祭孔庙，祭祀明孝陵，视察河工等。这两次南巡也同样受到了江南百姓和士子的欢迎。

　　可是后几次南巡就可以理解为游山玩水了。而且排场一次胜过一次，每次巡幸地方，官员要办差接驾，所有用度都要讲究华美。也就是说，乾隆南巡成为了各省督抚争相邀宠的一次良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上贡地方特产，古玩字画以及美女等。

　　南巡沿途，道路要修葺一新，为了能保证官道的通畅笔直，很多民宅和祖坟都被强行拆移。在接官亭等重要地方，有的还有设置戏台、采棚供乾隆享用。一般情况下，康熙南巡的队伍规模仅有数百人，最多上千人。而乾隆帝南巡队伍则是数千上万人，这一路的开销全都由地方藩库供应，不足的才由户部拨款。

　　说到底，地方官不可能自己掏腰包来置办这些昂贵的贡品，也不可能拿自己的钱去填藩库的亏空，最终都是要摊到百姓的头上。因此，乾隆的后几次南巡实际上并不受百姓的欢迎，反而将其视为瘟神。

　　受苦的还不仅仅是百姓，乾隆南巡也成了商人的一大负担，比如扬州的盐商们就苦不堪言，每一次接驾都要花费数百万两的巨资，不是修建花园就是报效珍宝古玩，有的盐商为博的乾隆一笑，甚至还要倾家荡产翻新花样来邀得圣宠。

　　乾隆南巡所修建的行宫，其规模奢华程度胜过康熙无数，这些钱谁来掏，还是不要商人捐输。在乾隆看来，他能屈驾来到江南，是你们江南人的福分，能一睹天颜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让你们掏点钱那是理所应当的。

　　乾隆皇帝一生极为自负，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能与他媲美者一个都拿不出来，亏得康熙是他的祖父，要不然就连康熙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他的文治武功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可是最后一次南巡过后，这位自高自大的皇帝也意识到南巡靡费国帑，几次下来花了有上亿两白银。等到他走不动的时候，他才恍然醒悟。于是在他禅位后下了一道谕旨说：“朕御极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指嘉庆)如南巡，而汝等不阻止，系无以对朕。”

　　这道谕旨应该是乾隆帝下过最无耻的一道了，他六次南巡玩的尽兴，最后来个总结说花费巨大而无益，而让嘉庆及以后的皇帝不要南巡，难不成人家去南巡也得像他那样铺张，就不能学学康熙吗。既然乾隆有了旨意，这就成了家法，之后的皇帝就是想要去南巡也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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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曾六下江南，并非七次。当然，如果他喜欢的话，是可以七下甚至八下江南的。然而，其下江南的动机，与其皇祖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有着莫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后者是其最崇敬而极力模仿的对象。由是，正如乾隆在位时间明明要超过六十年，却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一样，即不敢也不可超越康熙皇帝也。无他，敬祖也。事实上，乾隆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南巡有四大任务，即：督察河务海防、考察官方戎政、了解民间疾苦及奉母游览、以尽孝心。

　　乾隆于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1784)年六下江南。他是乘船顺大运河南下，沿途停了很多地方，我的家乡江苏省宿迁市有幸就是沿途之一。至于南巡去的地方，当然很多。以首次南巡为例，其经直隶入山东，然后沿京杭大运河南下，一路上经过德州、泰安、曲阜、兖州、清河、高邮、镇江、丹阳、常州至苏州。之后，一行人又到达杭州，奉皇太后遍游西湖名胜。首次南巡，最远到达绍兴，以祭拜大禹陵。

　　在回程时，南巡队伍绕道南京祭明孝陵，然后还是经运河北上，一路上经过江苏、安徽、山东、直隶等各地。可以说，去过的地方不少，能了解到不少地方风土人情。不过，要说乾隆南巡的真正动机，以上四点只是表象。乾隆真正要做的，其实是借以创立和巩固他心目的“全盛之势”。换句话说，乾隆之所以要效仿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其主要动机在于牢固控制江浙并充分利用江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巩固其统治，发展其“盛世”。

　　乾隆帝每次南巡，都把视察水利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巡视淮河闸堰时，发现原有的土堤不安全，就下令添筑鱼鳞石岸，还亲自画出图样。有位地方官在奏折里提出的方案同他不谋而合，乾隆帝很高兴，立即把他升了官。南巡要途经山东、江苏、浙江三省，乾隆帝多次减除这三地的赋税。他还参观农田和织造机房，鼓励农桑。这些做法，都体现了乾隆帝重视发展农业的一贯方针。

　　南巡又存在很大的弊端。乾隆帝每下江南的前一年，都要派出官员勘察路线，修桥铺路，盖建行宫。御道要求平直，不允许曲曲弯弯，操办的地方官吏就乘机勒索沿途的百姓，稍不服从，就拆房子，平祖坟，还借整肃盗匪的名义把无辜的平民投进监牢。老百姓都敢怒而不敢言。

　　出巡的排场更是奢华得惊人。随行的王公大臣、侍卫官员有两千多人，水路上动用大船一千多艘，陆路上征用乘马六千匹、马车四百辆、骆驼八百头，征调纤夫三千六百人、服役的民?敢煌蛉恕4颖本┑胶贾荩?私?诵泄??十所，没有行宫的地方，就搭起黄布城和蒙古包毡房。凡是御驾经过的道路要洒水除尘，沿途三十里以内，地方官员一律穿上官服迎架，所有的绅士、读书人、老年百姓都要到现场排队跪拜。乾隆帝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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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在位六十年，曾六次下江南巡视。这些南巡之举，被后世之人演绎成无数剧本，广为流传。至于乾隆南巡的用意，历来说法不一，褒贬不一。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清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到，乾隆南巡的真实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国家强盛。那么，乾隆是怎么做到的呢?

　　乾隆六次下江南，曾到过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徽州、江宁等江南许多地方，除了领略江南秀丽的风景外，他做了许多考察工作，为维护国家稳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因此，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征，二曰南巡。”乾隆把南巡和西征放在同一位置，可见南巡对乾隆的重要性。

　　乾隆南巡真实原因之一：历朝历代，东南地区总是占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它却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的重要性冠绝全国之首。

　　据清史记载，江浙两省每年上交的赋银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8%，赋粮达到全国赋粮总数的30%。至于盐课银的上交量，更是夸张地达到了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0%。这样一个地方，乾隆不得不重视。

　　乾隆南巡真实原因之二：江南山美水美，过惯了紫禁城的生活，突然来到秀丽的江南，会使他从繁忙的政务中彻底放松下来。他也乐意走进山水之间，感受大清王朝的美丽，他曾说过，来到江南，“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实在是赏心悦目一大乐事。这也是促使乾隆六下江南的一点。

　　乾隆南巡真实原因之三：乾隆年间虽然是大清盛世，但是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孕育，农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这其中尤以江南地区最为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江南地区不仅以鱼米之乡、风景秀丽著称，而且还非常重视文化。

　　自古以来，文人聚集的地方，思想就比较活跃，各种斗争也就比较广泛。乾隆年间，江浙地区农民起义、秘密组织、农民抗租、争田反克、夺粮抗粮等斗争不断发生。

　　乾隆想要创造出一片太平盛世，就必须从社会矛盾最严重的地方抓起。如此一来，他下江南巡视，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中这一点，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一点也体现出乾隆的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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