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阁制度

　　清朝内阁制度是清朝时期实行的内阁制度。清朝入关之前，后金(清)中央机关无内阁。清军入关之后，清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沿袭明朝内阁制度始设内阁。然而，内阁在清初成为定制，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时共二十七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充满权力之争而又复杂的反复过程。

　　清朝内阁的主要官员定为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均为从二品。内阁大学士自定为正一品后，遂成为有清一代最高的官员，犹如历代的宰相，地位极为尊崇。每一大学士均有殿阁头衔，如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被尊称为“中堂”。

　　清朝也承袭明朝的票拟制度，但是内阁的权力愈来愈低。特别是雍正帝时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

　　确立制度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谕令故明官员说：“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原明内阁等中央机构，原明官员也获留任，与满官一体办事，由诸王管部务，中央政权机构迅速运转起来。六部尚书初由满员担任，汉官只能任侍郎。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陈名夏等六人分任汉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实行满汉复制，此后成为定制。但在清人“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权归满人”，汉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尔衮虽明令原明内阁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但其时重要本章的票拟之权并不在内三院，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力争恢复内阁的票拟之权。多尔衮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冯铨、洪承畴等原明降清大学士，意在将内三院的职掌恢复到明内阁的票拟大权，多尔衮表示同意，这在实际上沿袭了明朝内阁制度。然而，票拟不到一年，多尔衮即认为，“凡陈奏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往往误事，于是决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员奏章不再经由内院大学士票拟。所奏与六部无涉者，如条陈政事、外国机密、奇特谋略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于是，票拟之权又形同虚设，这表明了清初统治者不愿有一个靡不所领的权重内阁，惟恐大权旁落。同时，也与当时内三院及廷臣中汉官南北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顺治时期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受多尔衮宠信的冯铨被要求致仕。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书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后因陈名夏案被革职。汉官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间的矛盾杂糅在一起。

　　顺治帝亲政后，“好汉语，慕华制”，“求贤图治”，不顾满族贵族的反对，重用汉官，北人南人兼用。顺治十年(1653年)，陈名夏、冯铨先后复秘书院大学士、弘文院大学士任。顺治帝谕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等，将亲考翰林官，以其文之优劣定高下，以备用，于是南北之争又起。冯铨于召对时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陈名夏曾讥笑北人说：“北方之习喜于抄旧，喜于好用不可读之句与字。”认为“可笑可怪至此”!又说：北人“入署官人，强言谈文，盖足非笑”。冷嘲热讽，认为北人不学无术，却又不懂装懂，“强言谈文”。陈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南北之争势同水火。顺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让，说：“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可他却以冯铨之言为是，对陈名夏心存一定戒心，这是因为陈名夏曾入东林党的缘故。

　　内三院汉官大学士及其间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内部矛盾纠葛在一起，使总领百官的内阁难于形成定制。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华制”的顺治帝“斟酌往制”，使名义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销毁三院旧印，仿明制，改称内阁，满文称为多尔吉衙门。另设翰林院，满文称笔帖黑衙门。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之低，正说明清统治者还没有把内阁置于总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学士权力过大。

　　改制分化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去世，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满族贵族中保守势力执政，以顺治帝遗诏中有“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为由，宣布“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又恢复内三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及其同党后，于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继顺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稳定。雍正皇帝即位后，内阁中的满洲大学士仍拥有较大的权力，继续与议政王大臣遥相呼应，“承旨出政，票拟本章”，严重影响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稳定。雍正帝在与坚持“议政制”的满族亲贵的斗争中，以“紧急处理西北军务”为契机设立了“军机处”，终于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至此，大学士成为清朝最高品级的文官，犹如历代的丞相。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他们的职责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按其应有职权，并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学士所兼殿阁为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是：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定员每殿阁满汉各二人。礼亲王昭梿说：“文皇(皇太极)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国史，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十五年，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大学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时任军机处章京的管世铭在其《鹤半巢诗集·序》中说，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内阁实际职权自清至乾隆间的递变，正如《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所说，“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清末时期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旧内阁被撤销。接着，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成为君权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在当时，皇族内阁令全国舆论大哗。直接导致了国内反清情绪的高涨，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责任内阁”。十六日组织新内阁，以梁郭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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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政王制度

　　清开国初，除了设立八旗总管大臣与佐管大臣董帅军率之外，还特设议政五大臣、理政十大臣“理治政刑”。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元称汗。当时正是开创之初，中枢机构很不完备。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同时建立议政会议，成为后金政权的中枢机构。由贝勒、大臣组成的议政会议，其职责是“协议国政”，所议决皆军国大事，所以，作为中枢机构的议政会议，其职能是军政不分的。参加议政会议的五大臣，也是在建立八旗制度同年所设置的。

　　后金初年还实行八王共理国政，八王既是八旗旗主，又管理国政，处理军国重务，中枢机构仍然是文武不分，国家行政与军事征战不分。天命八年(1623年)，又设八大臣为八王贝勒之副，其职责是察八王贝勒处事是否公正，经画国事，筹划军事，举贤黜不肖，使经理国事，各得其宜。皇太极即位，与诸贝勒议定，设八大臣(八旗每旗一人)为固山额真(都统)，总理本旗一切事务，出师打仗，各领本旗兵行，“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又设十六大臣，每旗二人，负责调兵驻防，审理词讼。诸王贝勒与八大臣偕坐议政，形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决策机构。

　　内三院

　　天聪五年(1631年)，仿明制始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以贝勒王主部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满汉兼用。

　　天聪十年(1636年)，将原来掌管翻译文书、记注国史、出纳奏章、传宣诏令、办理“国书”、撰写功臣敕书的“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内三院共设大学士四人(内秘书院二人)，学士十五人。同年五月，又设都察院，共六部二院，称“八衙门”。至此，其行政机关与军政征伐机关与组织才分别开来，改变了过去军政不分、文武合一的格局，后金国家中央组织机构日趋完善。而内三院大学士也由单纯办理文书事务，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议政。如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范文程居清开国文臣之首，为皇太极心腹，以大学士参与议政决策，故内三院已隐然初具内阁的规模，且包含翰林院的职掌，如“进讲”、“侍讲”，编纂国史，撰拟祭告文等。

　　清军入关之后，满洲原有的血缘纽带组织而成的权力核心，随着清朝统治区域的逐渐扩大，已不能适应新的统治形势。为了处理日益繁多的政务，也必须效仿明制，设置内阁。另外，出于削弱诸王贝勒权力以及加强皇权的需要，也亟需设置内阁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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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权加强

　　大学士的票拟直接听命于皇帝。清初的票拟不是阁臣根据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采纳，而是揣摩皇帝的旨意起草谕旨，不可丝毫专擅。当时，大量题本由皇帝首先阅看，然后，再由内阁根据皇帝旨意拟旨，最后获皇帝认可后下达执行。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顺治帝令：“今后各衙门及科道各官本章，俱著于每日午时进奏，候联披览，次日发下拟旨，以便详阅批发。”更重要的是，和明朝“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令内监先写事目付阁撰文”的情形不同，“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 。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做皇帝的秘书，而不享有任何政务裁决权。

　　相权削弱

　　康熙帝即位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改内阁为内三院，后世一些史家将这一变革视为四大辅臣在制度上恢复关外政治传统的典型事例。其实不然，康熙初年内院继承了顺治年间内阁的票拟权，作为清朝中央政府，这时的内院和原来的内阁在基本职任上并无原则性差异。由于辅政大臣亲自参加票拟，大学士的政治权力也未因皇帝不能亲政而有任何扩大，他们在和辅政大臣发生政务分歧时只能委曲周旋，而不敢直抒已见。一些重要决策大学士也无权参与，像康熙六年(1667年)，鳌拜罗织苏克萨哈罪名，“集中定谳”，因国史院大学士巴泰拒不附和，遂“弗使与闻”，而大学士苏纳海竞因反对圈换土地，被鳌拜矫沼处绞。

　　降及康熙亲政以后，重新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内阁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能进一步明确下来，随之而来，内阁权力有所加强，因而出现了纳兰明珠、徐元文、李光地等在朝中有一定影响的大学士。然而，明珠等人绝不可能危及皇帝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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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职官各有特点，虽说是清承明制，而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分化大臣权利，以防权臣篡位，清朝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以前各朝的官制。清宫剧盛行，已经为大家普及许多知识，然而戏剧小说之类，并不是历史事实，如果信以为真，就会误导。

　　内阁和六部历经清朝入主中原的二百多年，是清廷中央重要常设机构和名义的中枢机关，内阁主要职责是票拟(为皇帝出谋划策)，清朝的正式行文也多以内阁名义发出;六部职责是分门别类的办理具体事务，是执行机关。他们的名号经常活跃在清宫剧中：

　　内阁

　　清朝本无内阁，随着皇太极称帝而又清军入关后国事繁多，仿效明制设立内阁，历经顺治康熙年间到雍正时候方成定制，内阁的职责就是“票拟”，是协助皇帝出谋划策的机构，与现代内阁截然不同。内阁历经周折最后定制为三殿三阁，各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等。

　　三殿三阁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乾隆之前有中和殿，乾隆十三年(1748年)裁撤，改设体仁阁。康熙雍正在位的时候可是有中和殿而无体仁阁。

　　大学士为正一品，满汉各设置二员;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满汉各设置一员;内阁学士为正二品，数量有几十人。理论上讲，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就有6*2*2+6*2=36员。

　　如此多的一品大员，需要排名代表了各自的权利和地位。内阁大学士地位和升迁顺序如下：初授东阁—体仁阁—文渊阁—武英殿—文华殿—终极是保和殿大学士。大学士也称“中堂大人”，虽然是宰相的别名，但是没有宰相的实权。真的有那么多大学士和宰相?

　　事实并非如此，大学士是可以空缺的，不一定要六个全授满，而且从实际情况上看，四个大学士的情况最常见。清代的殿阁大学士刚开始还有中和殿，其地位还在保和殿之上。有清一代授予中和殿大学士的也只有觉罗巴哈纳、金之俊、图海、巴泰四人。自康熙二十年图海死后，至乾隆十三年裁撤中和殿，未有人增补为中和殿大学士。撤中和殿后，增加体仁阁，形成三殿三阁对称的局面。然而保和殿大学士不常置，乾隆年间的傅恒是最后一位保和殿大学士，所以文华殿大学士多数时候就成了内阁领袖了。

　　李鸿章曾以直隶总督加授文华殿大学士，但是为此清廷把武英殿大学士列在班前。

　　六部

　　清朝入关之前就设置了六部，直属皇帝，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六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分先后，顺序不可乱。六部各设四司，形成六部二十四司。

　　六部堂官司官原本有用满语名称，后来改为汉语名称。堂官就是尚书和侍郎，尚书为从一品，是正长官，满汉各一员;侍郎为正二品，是副长官满汉各二员，中央六部堂官就有6*2+6*2*2=36员。六部堂官排名有先后，依照各部排名定位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六部尚书与侍郎之间并无直接上下级关系，因为他们都隶属与皇帝。

　　由于六部与起源很早，又与周朝六官相对，所以六部尚书们就有其他名号，如下表格：

　　司官就是二十司司的长官，有郎中和员外郎。

　　内阁与六部是皇帝的参谋机构和办事机构，为了提高效率，雍正以后常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兼任尚书或者侍郎。

　　六部之上的王爷们

　　清太宗设立六部的时候就以亲王贝勒等宗室亲贵来总理六部部务，着实锻炼了宗室的执政能力，为清朝入主中原后迅速安定全国局势进行了干部力量的准备，这时候的宗室直接担任六部堂官;

　　康熙雍正年间，为了历练皇位继承人，让皇子们以亲王郡王的名义分别管理各部，尚书之上又有了皇子一级。雍正、乾隆就曾以亲王名义管理部务，让这两位皇帝即位后能够明察秋毫，不被百官蒙蔽，在政治上非常成熟。

　　《康熙王朝》议立太子时候已经是各个皇子都有一党，大伤脑筋

　　然而这一举措的负面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系列清宫剧中表现的那样《雍正王朝》中皇太子、雍正、八王爷各管一部进行权利斗争，上演九龙夺嫡，雍正即位后也有兄弟不服，让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大伤脑筋。后来的乾隆帝干脆规定皇子不能参与政务，这样皇帝是省心了，但是糟糕了皇位继承人。嘉庆帝和道光帝两朝新君面对吏治腐败竟然无可奈何。咸丰帝即位的时候才20岁，同治帝即位时候才6岁，哪里有什么机会历练。这才是乾隆帝制定这一制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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