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

　　捻军(1853-1868年)，与太平天国同时存在的农民起义队伍，近代历史学家把太平天国拔得很高，使后人忽视了和它同期存在，且更晚灭亡的捻军。捻军的活动范围在长江以北，太平天国在长江以南，它俩没有直接关系，都是各自为政，在中后期时偶有合作，仅此而已。

　　捻军也是民间的秘密结社，称为“捻党”，在《湘军志》里记载捻党起源于康熙年间，兴起于嘉庆年间。1853年太平军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清朝统治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捻党开始脱离地下状态，由领袖张洛行、王冠三、苏添福等人武装起义抗清斗争，1855年各路捻军汇集安徽亳州，建立“大汉国”，推举张洛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

　　长江以南是以太平天国为首的抗清运动，长江以北的捻军开始了大发展，张洛行统领的各地捻军采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半农半军的状态，以皖北为活动中心，西到潼关、北到济南、东出大海、南与太平军相接，各个抗击。

　　当时北方有多个农民起义，山东聊城的宋景诗部、山东济宁的宋继鹏部、河南驻马店的陈大喜部，山东枣庄一带的幅军、菏泽地区的长枪会等等都奉捻军为盟主，都互相支援进行反清运动，此时的捻军是北方抗清主力军。

　　从1857年开始，捻军与太平军正式汇聚于淮河，张洛行率领捻军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部联合抗清，成为了太平天国有力的同盟军或兄弟部队。1864年，南京失守，太平天国失败，遵王赖文光率领太平军与捻军梁王张宗禹部汇合，统一作战。1866年捻军分为东西两部，1868年东捻军在江苏境内被剿灭，同年西捻军在山东溃散，至此长达18年的捻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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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至此朝廷在江南一带的心腹大患被彻底解除，然而在北方，一股强大的反叛势力正在崛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府屁股还没坐热，朝廷便派给他一个大活——北上剿捻。

　　说起捻军，不得不说他的“创始人”张乐行，张乐行是安徽涡阳县人，家中略有薄产，而且一向乐善好施，结交了一大批江湖豪杰，后来家财散尽做了盐贩子，聚集起了一批流民，逐渐与官府作对。后来势力一度扩张，形成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官府称之为“捻匪”。

　　“捻”字在安徽淮北方言中称为一股子或一伙。其实，从骨子里来讲，张乐行所领导的捻军和太平军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起初的目的并不是明确要和官府对着干，也称不上是农民起义，说白了只不过是一伙拜把子后相互帮忙的盐贩子，只是后来做大了，才渐渐于官府正面对抗。

　　太平天国时期，捻军在淮河流域与清军作战。安庆失守后，淮南形势恶化，张乐行率部返回淮北，不久僧格林沁攻陷雉河集，张乐行被捕杀害。在史学界，张乐行率领的捻军称为“前期捻军”。

　　张乐行被杀后，他的侄子张宗禹、赖文光、任柱等人组织起了“后期捻军”，并易步为骑，进一步与太平军合作，对抗清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僧格林沁亲王被捻军斩杀，声势空前浩大。朝廷无奈只得令两江总督曾国藩迅速北上剿捻。

　　可是曾国藩也很郁闷，朝廷前不久才下令裁撤湘军，如今空有抱负，手头上却没有像样的军队。况且以前与太平军作战大多是在江南，以步兵水师为主，如今要去中原地区作战，捻军却是以骑兵为主，因此他向朝廷请调李鸿章的淮军，而且还得添练马队，但这些都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

　　曾国藩接任后，一改僧格林沁“爆炒式”，改用了“温火炖砂锅”的剿捻方式。捻军打仗比太平军要灵活得多，张宗禹率领一路打至河南南阳，兵锋扫及湖北襄阳;赖文光、任柱另路闯至湖北麻城，以麻城为中心，取黄安，南至黄陂、黄州，西至孝感，威胁武汉。

　　曾国藩以重点设防为主要战术，山东、河南的乡绅一向比较喜欢僧格林沁那样的风格，认为曾国藩重点设防不足以制服捻军。但是曾国藩不顾舆论的反对，强行在鲁河、沙河沿岸构筑堤墙，但是这样一来，内线力量削弱，致使清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在曾国藩的军队中，有豫军、鲁军、皖军，还有僧格林沁遗部以及李鸿章的淮军。这些军队是由各省巡抚筹建而成的，地方色彩很浓厚，能在本省作战，不愿赴援临省。捻军动作迅速，行踪飘忽，一日之间往往跨越二省，各省省军只是驻守本省，往往被捻军各个击破。

　　曾国藩的主力是淮军，但是问题同样存在，淮军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曾国藩，指挥调动处处受制。因此时间过了一年多，曾国藩剿捻不见有任何效果，朝廷急了几次下旨催促。

　　曾国藩的优点就是能够充分认识自己的不知，贵在有自知之明。他向朝廷上奏中这样说道：“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以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并上书朝廷，由李鸿章替代自己。

　　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优点在于打攻坚战、防守战，而不在打游击战。因此朝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则由李鸿章取代。

　　李鸿章一改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战略，和左宗棠一起实行“就地围圈”策略，随着清军包围圈越来越小，捻军的给养出现问题，最后东、西两路捻军相继被歼，自此大功告成，而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时代正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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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同治三年(1864)五月下旬，由陕西汉中率军回援天京的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等人在鄂豫皖边境遭到清军顽强阻击，一时不得脱身。不久，东南方向传出消息说湘军已攻破天京，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幼天王在江西被擒遇害。被困的太平军将士闻讯后无异于雪上加霜，士气一落千丈，屡被清军击败。九月，失去奋斗目标的扶王陈得才服毒自杀，其他随行的太平军高级将领或战死，或投敌，由汉中一路招揽而来的二十万太平军也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五六千人。在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军心涣散的险恶形势下，遵王赖文光决定联手张宗禹、任柱领导的捻军共同对敌。

　　盘踞北方的捻军早期军事行动多以配合太平军作战为主，旗号上也遥尊太平天国，但形式大于内容，赖文光的决定让双方终于有了实质性合作。随后，在熟悉地形的捻军帮助下，赖文光率领残部跳出清军包围圈，与张宗禹、任柱等人汇合，并重新整合部队。为了有别于以前张乐行领导的老捻军，双方经过协商后，为了扩大影响力，打出了太平天国新捻军的旗号，并继续沿用太平天国年号和封号。起初，新捻军的战斗力较弱，没能像太平天国那样建立根据地，面对实力强大的清军依然以腾挪闪躲的运动战为主，在缴获清军的战马后组建起骑兵部队，军事实力逐渐强大起来。

　　当时负责围剿捻军的清军统帅是咸丰帝表哥、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此人也是个厉害角色，曾生擒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帅李开芳、林凤祥，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过入侵的英法联军，捻军的老盟主张乐行也是死在他的手上。僧格林沁带着他的骑兵东撵西赶，终于在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份将新捻军逼挤到山东曹州一带。就在清廷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以为僧格林沁在山东剿灭捻军只是时间问题时，却传来大跌眼镜的消息：僧格林沁在曹州高楼寨战死，所部前锋部队七千余人全部阵亡。而捻军在此战后终于达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

　　僧格林沁死后，清廷不得不再次打出一张王牌，让刚镇压完太平天国，正在两江善后的湘军大佬曾国藩火速赶赴前线。深谙盛极必衰之道的曾国藩连番托辞退让，不肯北上。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清廷的连番催促下，不得已奉旨而行。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手段和对付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依然是以静制动的“结硬寨，打呆仗”。他分别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四处战略要地驻扎重兵，军事指挥大本营设在徐州，以收网形式将捻军往一处驱赶，然后集中兵力聚歼。按理说这种军事战略是正确的，只是曾国藩北上时他的子弟兵“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对付捻军主要依靠四省的地方部队和李鸿章的淮军。地方部队战斗力极弱，根本无法配合作战，而淮军只听李鸿章的，即使大部分淮军将领表面上对曾国藩很敬重。因此，曾国藩的军事行动奏效甚微，屡次被捻军冲破包围圈扬长而去。

　　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十四年大起义的清政府神经已脆弱到极点，再也无法容忍曾国藩的师久无功，屡败屡战，同时也看出曾国藩与淮军之间的复杂关系，于是决定让李鸿章亲临一线接过他老师的指挥棒，曾国藩则回两江为李鸿章筹集军饷兼为军事顾问，师徒间的角色瞬间互换。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就在曾国藩交出指挥权的前后，捻军在昔日荣耀之地---击毙僧格林沁的山东曹州分裂为赖文光、任柱领导的东捻军和张宗禹、张五孩(捻军老盟主张乐行之子)领导的西捻军。当时捻军首领们表面上的说法是东捻留在中原一带继续与清廷斗争，西捻则前往西北联络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部队，双方互为犄角。实际上新捻军自形成之日起就埋下一个隐患---多头指挥，没有真正意义上能够全盘决策指挥的领导。捻军中的捻即捏，意思是将分散的力量捏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而这些势力都是由家族、亲友、老乡为纽带，由其中杰出的或德高望重者领导。赖文光及流亡到北方的太平天国诸王们与捻军间格格不入，最严重的是捻军中最善战的任柱与凭借父荫的张五孩矛盾重重，双方在战场上甚至发生过败不相救的恶劣状况。东捻与西捻自曹州决裂后一支南下湖广，一支前往西北，彼此越走越远，再没有协同作战的机会。西捻虽然比东捻多存活大半年，但声势较小直至无声，东捻则活跃在中原一带，大起大落的走完一生。

　　李鸿章走马上任后，仍然遵照曾国藩的攻剿方略，但加以改进，针对其辖区闹得正欢的东捻提出了“扼地兜剿”的对策，“困于山深水复之处，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同时坚壁清野，采取保甲连坐，切断地方百姓与捻军的联系，又在关外大肆买马扩充骑兵部队，加上两江源源不断的提供充足粮饷，勇于任事又爱升官发财的李鸿章准备大干一场，让他失望的是起步并不顺利。

　　捻军中一直流传着赖文光善谋、任柱善战的说法，因此东捻在这两人的协同领导下由河南信阳进入湖北，沿途一度击败湘、淮军，杀死淮军元老张树珊，湘军大将彭毓橘(死后遭肢解，曾国藩表弟)，生俘淮军名将郭松林(因受伤严重看管不严，后被其亲兵救走)，可谓战无不胜，直至在京山尹隆河碰上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起初，刘铭传因判断失误，以为东捻是惊弓之鸟，起了轻敌之心，后被任柱的骑兵冲垮防线，孤立无援下身着官服闭目等死，结果被湘军名将鲍超救下。鲍超部原本前往西北协助左宗棠，但曾左不和，加上战事吃紧，临时被曾国藩和李鸿章截留，没想到帮了大忙，不仅救了刘铭传(后来刘铭传恩将仇报)，而且所部生力军顺势击垮了捻军。

　　东捻军在尹隆河之战中先胜后败，战死及溺死万余人，被俘八千多人，士气大受打击，原本由湖北进入富裕的巴蜀战略成空，此后虽有局部小胜但于事无补，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当年，鄂豫皖一带闹灾荒严重缺粮，粮饷得不到补给的捻军听说山东粮食丰收，决定前往就食。这样就为李鸿章的策略提供了施展的机会。东捻先后突破运河、胶莱河防线，一直冲到烟台附近。

　　1867年6月，李鸿章听从刘铭传的建议，布置了三道河防线：胶莱线，运河线以及六塘河防线。将东捻军困在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西岸和六塘河北岸的狭窄区域内。八月下旬，东捻军艰难突围至运河防线，遭遇淮军潘鼎新部的顽强抵抗，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捻军小头目潘贵升被刘铭传部俘虏随即叛变，以三品武官顶戴及两万两白银乘机杀害了任柱。善战的任柱死后，东捻军心彻底涣散，无奈之下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二万将士战死。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的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1868年1月5日，身边只有几百人的赖文光在扬州东北瓦窑铺一带被淮军将领吴毓兰击败俘虏，留下几百字的供词后被就地处死，东捻军至此灭亡。

　　西捻军进入陕西后也不如意，与当地的起义部队经常发生摩擦，冲突次数要比合作多得多。当听闻东捻军处于不利处境时，西捻军采用“围魏救赵”的方式，一度进逼保定、天津，以威胁清廷京畿来减轻东捻军压力。但是，此举不仅没有奏效，反而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1868年7月，西捻军被淮军围困于鲁西北。8月，淮军收缩包围圈，在天时地利人和皆不济的情形下，西捻军于茌平全线溃败，首领张宗禹跳入徒骇河自杀。至此，活跃五年多的新捻军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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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盛极一时的捻军，后期为何走向灭亡呢?至少有三大因素!

　　1、清政府加强地方控制

　　清代中叶以前,由于清政府对皖北统治的忽略,行政区划长期变动不止,但却没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相反造成了清中后期清廷和官府在皖北统治的软弱和混乱。薄弱的绿营军无法控制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整个皖北基层政权松散,整个皖北社会处于一种无序化状态。至五十年代,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地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

　　捻军起义的中心———亳县、蒙城、宿县、阜阳一带地处当时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处。当时清政府各地方统治者对这一带都置之不管,即使在安徽省各县之间也是互相推诿。曾任颍州知府的左辅说过:“查红胡、捻匪多在两省边界,以地称`两不管\'、`三不管\'之间,离州县较远,易起玩心;及既犯法,此孥彼窜,随处窝藏,往往漏网,遂至肆无忌惮,批猖至此。”

　　陶澍曾记述“亳州接壤豫省,… …地方广野,离城遥远,不足以资弹压”;“地偏俗悍,匪徒出没期间,尤难防范”。因清朝政风日下,清朝当局也无法有效地统治乡村,捻党取代了其部分司法职能。捻首常常为人们判断是非,解决纠纷。每当地方发生争执时,捻首往往出面仲裁,仗义执言,排难解纠,因此他们被当地人尊称为“响老”。

　　“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乡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其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士人颦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於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谱堂有费,守侯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诉诸乡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

　　此述论表明了官方法制权威机构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公平得不到保障,响老成了官方法制机构的替代者,大量的弱者只有通过响老来维护其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这种社会环境为捻军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捻军不断壮大发展。

　　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逐渐重视加强对这一带的管理,1865年,曾国藩实施“重点布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政策以后,整个捻军的社会生存环境彻底改变。

　　“查圩”的实施控制了整个基层。一方面,命令地主民团,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捻军一到,即将所有壮丁、粮草、牲畜等集中进圩寨,由民团守圩,捻军不得进入,利用地方绅士掌控了地方权力,为国家权力服务。

　　另一方面,在捻军活动地区实施户口调查,凡地主绅士入良民册,与捻军有过联系,而愿意“归正”者叫做“自新良民”也入良民册,凡坚决抗清,与捻军密切合作者,则入莠民册,在外者“追剿”,在家者“法办”。

　　曾国藩的“查圩”加强了绅士对地方的统治,弱化了当地的宗族势力,基层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国家权力和地方绅士双重控制中。 1865年,清廷在皖北地区捻军原活动地区中心雉河集附近“蒙、亳、宿、阜四邑土壤相接者”,增设了涡阳县,意欲“奸匿秉其厄塞,地利遏绝乱盟,庶几谋久安毖后患” 。涡阳县的增设,反映了上层统治者在皖北基层社会重建双重政权和统治秩序的努力。可以说,清廷已经加强了社会控制,建立起了严密的权力网络。

　　2、人口与土地矛盾缓解

　　1851年中国的人口超过四亿,达到了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当时安徽省的人口压力在全国最重,再加上皖北经济落后,手工业生产也很少,商品经济十分微弱,可谋生的手段尤为狭窄。

　　“江浙无田业者… …皆有所务,自工商百艺各量其器质年力以赴之,虽有游民,不足为害。独潍泗之间,物产瘠少,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术;于是不工商而贩妇女,鬻盐硝,不百艺而开场聚博徒,甚乃习教鸠集为不轨” 。

　　潍泗只得依靠宗族势力聚捻“打粮”,于是才有了张乐行振臂一呼,捻军奋起。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量人口伤亡和流失,人多地少的状况得到缓解,流民人口大为缩减,大量的荒芜田地出现,人口和耕地的矛盾不再那么尖锐。所以,后期捻军缺乏唤起民众的手段,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参加捻军。

　　3、宗族纽带的丧失

　　捻军是以宗族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是结捻的纽带,宗族的扩大就成了宗族集团,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聚族而居,是安徽淮北显著的特点,捻军的各旗大多是由大的宗族集团组成。捻党依据当地的风俗,开展一些活动给宗族和村庄之内的其他人带来了实际利益,从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庄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难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无捻之庄则鳖矣,掠其家主或子弟,归而弔拷,谓之拉鳖,事主俛人哀恳,或索钱三五百千,其饶裕竞有至千,然后得释。由此,庄族有捻稍强悍者,众从勇之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幫以资粮,纠众而捻矣。”

　　此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捻在当时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了捻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成了当时社会权威的象征。后期捻军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宗族的纽带,皖北根据地的丧失,改变了原来依靠自然聚居所形成的宗族结合关系,也必然会相应地弱化捻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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