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货币

　　明代以白银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一般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和铜钱组成了货币主体。但明代初期曾用钞不用钱，后改为钞钱兼用，以纸币为主，奇怪的是明代只发行一种"大明宝钞"纸币。明代基本是一个皇帝铸一种年号钱（亦有几代未铸钱），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避讳皇帝朱元璋之"元"字，明代所有钱币统称通宝，忌用元宝。

　　由于明代与日本及欧洲间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从海外通过东南沿海流入内地。国初虽然铸有“洪武通宝”铜钱，洪武八年（1375）又发行宝钞作为法定货币，但铜钱形制滥恶、使用不便，宝钞贬值严重，白银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的主要通货。碎银通货的便捷，使得前期由于币制混乱造成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货币经济得以发展。

　　大明宝钞

　　明朝钱币叫“大明宝钞”。它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该低币贯行于明朝二百七十多年。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

　　大明宝钞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宝钞分六等：壹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可见，这项钱币改革以失败告终。

　　明朝各阶段货币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府都是昙花一现，铸造的货币也是显现一时，后来均臣伏朱氏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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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纸币为什么会崩溃?相较于宋、金、元三个发行纸币的朝代都在王朝末年才发生纸币崩溃的现象，明朝纸币的崩溃发生在王朝经济稳定国力强盛的时代，这个事实令人感到困惑。我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重新检讨，希望与读者们一起来找出比较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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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朝的纸币

　　从洪武朝开始发行，到正统朝崩溃，明朝的纸币只流通了六十多年。相较于宋、金、元三个使用纸币的朝代，明朝纸币的寿命是最短的。朱元璋(1328-1398)建立大明王朝(1368-1644)，他谨慎参考前代的纸币经验，在即位七年之后才决定发行纸币，来年正式印造大明宝钞，想不到宝钞的流通在他死后三十多年就悄悄收场，而且收场时明朝的政经局面风平浪静，当时人似乎毫无感觉，这种现象实在是耐人寻味。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铸造王朝的铜钱，名为洪武通宝，分为一钱(十文)、二钱、三钱、五钱、一两(十钱即一百文)等五种。洪武八年发行纸币，名为大明宝钞，署洪武年号，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六种。他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黄金一两等于宝钞四贯。民间可以拿金银去跟政府换取宝钞，但政府不用金银跟人民兑换宝钞。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印造小面额的宝钞，从十文到五十文，可能是要补充铜钱的不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他更下令禁用铜钱，强制民间铜钱在半个月内上缴官府换取小钞，想要让通货完全纸币化。这个命令应该维持不久，也无法贯彻。直到正统年间大明宝钞退出通货市场为止，明朝政府所推行的，是以大明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两种通货供应市场交易的货币制度。 ...查看更多

　　明朝于1368年建立;明朝初年，朱元璋是想仿照元代的做法，使用钞票，不使用铜钱，禁止民间的金银交易。但没有推行开，不久就改为银钞两用都可，以纸币为主，钱币为铺。所以明朝的钱币数量，比元要多，比各朝又要少。(注：钞票指明朝的宝钞)

　　明，大中通宝

　　朱元璋在称吴国公的时候，就设立了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在打败陈友谅之后，又在江西设立了宝泉局，铸造五种大中通宝钱，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铸造。这次铸的钱，背面有各省的局名，计有北平、豫、洛、京、浙、福、鄂、广、桂等，每局有五等。小、钱背面多只有局名，折二以上还有数目字，如广西铸的折二钱称桂二，福建铸的折三钱则叫做三福。朱元璋早期的这类大钱，如今大都价值千元以上

　　明，洪武通宝

　　正式继统后，定年号为洪武。于洪武八年定洪武钱制，也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 ，五种。除南京宝源局外，各省都设宝泉局来铸造。小平钱在背面穿孔右边有“一钱”两字，这是纪重。折二为二钱、折三为三钱、折五为五钱，当十为一两，这当十钱的背面，除有“一两”二个字外，穿上面还有一个“十”字，读起来就是十一两。这是脱胎于元代的至正钱。这种纪重的钱，只为京师所铸，其它各省铸币，只铸局名和纪值。

　　永乐年间铸永乐通宝。永乐钱只有小平钱，没有折二以上的大钱。而且不论是京师还是各省所铸，都是光背;钱的制作精整划一，版别少。但也因为国力过于昌盛，又远洋交流频繁，所以引得周围邻居都在铸永乐钱，尤以日本居多。以现在的出土量来看，反而国内版不多见，常见的倒有日本版和越南版，国内铸永乐相对于国外的要大一些，字口也要深俊一些

　　宣德年间也只铸小钱，数量和版别都比较多，但精整不如永乐钱。宣德以后由于宝钞的跌值和私铸的盛行，民间使用白银流通，官钱反而流通不畅，所以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都没有铸钱。弘治年间才恢复铸币，铸造弘治通宝。铸钱的地区除了南京、北京、山东外，还有湖广、福建、贵州共十三省，弘治钱都是小钱，版别多。弘治以后，明钱都是黄铜钱。嘉靖年间铸嘉靖通宝，种类颇多，也仿过洪武钱铸大钱，有折二、当三、当五、当十共四种，背面有纪重的文字。隆庆年间的隆庆通宝只有小平钱，万历通宝有折二钱，背面纪局名的，计有工字、天字、正字、公字等。有些万历钱的背文有户、工、正、天、河、鹤等。天启年间铸天启通宝。从此明朝的钱制就复杂起来了。单是币背面的文字，也有很多种了，有纪局名、地名的户、工、高、浙、福、云、密、镇、府、院、新;纪重的有一钱、一钱一分、一钱二分等。天启钱有折二钱，但铸得不多。当十钱种类却很多，大小、轻重不一，崇祯钱有一百多种，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崇帧钱有大钱折二、当五、当十钱。这三种钱不是同时铸的，折二钱有背面有二字或穿上一星点，也有只有星点没有文字的。当五钱则有户五、工五、监五三种。当十钱是光背，存留很少。

　　明及后期钱币一览

　　明末诸王都曾铸钱。明末弘光年间铸弘光通宝，分小平和折二两种。小平又分光背和背有凤字的两种。隆武年间铸隆武通宝，也有小平和折二两种。小钱除了光背的外，还有户和工字的。永历年铸永历通宝，永历钱种类多，钱文书法有篆、楷和行书

　　明末农民起义政权也曾铸钱。李自成和张献忠都铸过钱。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于西安称王，改元永昌，铸永昌通宝，分小平和当五两种。张献忠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人滇称东平王，铸兴朝通宝。该币有三等，小钱重一钱五分，光背;稍大的重二钱六分，背有“五厘”两个字;最大的重约六钱四分，背有“一分”两个字。各朝农民起义军铸的钱，都是很珍贵的，因为他们建立政权的时间都很短，这些钱数量少，流通时间短，不易获得，因而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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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长期以实物货币的面貌呈现。明代以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及流通范围是有限度的，至明代中叶以后始生变化。大体上，明代的通货经历了从钱钞到银钱的结构转变，然而，把货币结构的这种转变仅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或者是货币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都失之偏颇，因为具体情况甚为复杂。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长期以实物货币的面貌呈现。明代以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及流通范围是有限度的，至明代中叶以后始生变化。大体上，明代的通货经历了从钱钞到银钱的结构转变，然而，把货币结构的这种转变仅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或者是货币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都失之偏颇，因为具体情况甚为复杂。实际上，明代货币结构的艰难转变应从白银由实物货币向贵金属货币的性质转变这一角度来把握。结构转变应归因于恢复萎缩的货币经济与“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矛盾铜钱宝钞难以充当扩大了的东亚经济圈区域性国际货币以及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等方面。

　　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

　　尽管关于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历史、钱法变迁、白银流通等问题，前人早已有所论述，但他们并没有考察白银的货币性质问题，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白银货币性质的转变构成了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内容。正如黑田明伸所言不同的货币都是差别化地服务于特定的交易层次。由于交易层次的不同，如用于地域间结算的通货与民间日常的通货就会出现币值和币材差别，即使是同一种通货其地位和意义也是“不对称”的。无论是以往通行的铜钱、纸钞还是谷物、布帛、金银等实物货币，不同时间和地点，它们服务的领域和层次并不相同。

　　在明代前中期，国家法定的货币先是铜钱，继而是宝钞，白银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禁用之列。明代中后期，白银则成了主要的流通媒介，这构成了人们对明代货币转变的初步印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仅仅如此。

　　朱元璋最初铸行铜钱的时间是在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洪武元年又颁行了“洪武通宝钱”。虽然直到洪武八年(1375)以前铜钱是国家法定货币，但是明政府并没有干预其他通货的使用。实际上，当时的主要通货是比较多的，有元旧钞、唐宋旧铜钱、明通宝钱，至于金银、谷物、布帛等实物也能在民间市场上见到。

　　自洪武八年明发行“大明宝钞”始，为了巩固宝钞的地位，政府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并对钞、钱、银的比价做了官方的规定。于是，宝钞和铜钱便成了较为重要的两种货币，这个“钱楮并用”的局面大体持续到了宣德年间。这个时期的白银虽在禁止之列，但是在实际交易中，白银却依然可见，而且，绸缎、谷物等实物货币也见于记载。这一方面固然是纸币流通所产生的弊病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物货币如金银、谷物、绢布等一直通行于某些特定的领域。这是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地方。而从洪武朝至宣德朝政府不停地重申金银使用禁令可以看出，纸币的流通不畅导致了金银使用的抬头，如洪武末就出现了“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的现象。与此同时土地契约中关于谷物的支付记载，也说明了不仅金银、谷物等实物货币因为法定货币流通不畅而一直存在，而且更加印证了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洪武朝至永乐朝是宝钞流通情况较好的时期，洪武二十七年(1394)，铜钱亦被政府收缴禁用，大明宝钞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50)，但不仅金银、谷物等实物仍不时见诸民间流通市场，交易领域的前朝所铸旧钱也未能禁绝，禁止铜钱流通的政令并没有什么效果。即使到了以往学界认为是明代经济较为稳定的仁宣时期，也还有关于金银、谷物、绢布用作货币使用的记载，这就说明明代前中期实物货币经济一直存在，也表明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明初赋税领域的货币状况也较为复杂，夏税秋粮，征收米麦为本色，但同时允许道路不便地区折成金、银、钞、布、绢等物，称之为折色。比如，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51)。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金银是一种商品，但正如之前所讲，金银在云南很早就是通货手段之一种，它们一直是一种实物货币。因此，明代货币征银的时间最早应是明太祖时期。而这种折银的方式到了成、弘之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因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发生了变化。

　　尽管有着实物货币的存在，但是明代前中期，市场通行的货币还是以钞钱为主，而实物货币的存在只不过是钱钞结构的有效补充。这从史料记载和徽州山、地买卖契约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见下图)。

　　原文配图：明代前中期徽州契约货币使用情况。

　　对于表1所反映的情况需做三点说明：一是土地买卖在传统社会仍属大宗贸易项，契约中使用的往往是币值较大的币种，故难以见到铜钱的踪影，但这不等于铜钱没有通行;二是受制于资料的原因，徽州以外的地区是否也是如此状况，当然不可决然断定，但明前期徽州地处偏狭之地，经济较为落后，它反映的货币状况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从长时段来看，银进钞退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宣德年间，在民间交易市场中，白银的使用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巨商富贾所进行的国内外贸易更是如此，史料多有反映。正统至成化是明代旧的货币结构开始转变并逐步确立新的货币结构时期。此时的宝钞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民间交易开始实际以白银为主，这在表1的契约中可以得到体现。同时，史料亦有记载：“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八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通过以上所述并结合学界已有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轨迹。明代的货币结构经历了自洪武七年前明朝铜钱与其他通货(包括唐宋旧钱、元旧钞、金银、谷物等实物货币)混用到洪武八年后宝钞、铜钱以及白银、谷物、绢布等实物货币通用再到正统至成化、弘治白银开始广泛运用并最终代替了其他通货(当然铜钱一直存在，尤其是唐宋旧钱)的变化。明初断断续续百多年实物货币的存在，说明了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艰难，但也为我们理解白银货币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明代前中期，从白银的使用来看，它是否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货币职能?应该说是可以确定的，如史载：“你可准备些粮米、银子、缎匹前来，我要赏人，又说：见有钞一万五千贯，你可去苏杭收买段子。”“将名下运粮人夫并备办钞五千贯、段子五百匹、银子五千两、金子一百两，送与蓝玉。”“三面评议时值花银一两重，其银并契当日相交付无欠。”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白银的支付和交易媒介功能，而且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银子往往与谷物、段匹等实物相伴出现。因此，这一时期白银作为实物货币的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白银货币在明前中期并没有取代钱钞而成为主币，而是在明代法定货币出现各种问题之后(如铜钱私铸、纸币贬值等)作为民间辅助交易手段存在，由此也足见白银货币的职能和流通是有限度的。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是以钱钞为主的贱金属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货币体系的转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实物货币经济正在走向衰微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之所以中国最终的通货重任落在白银货币身上，这与多种因素是分不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外来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白银崛起为影响明代社会变迁的贵金属通货成为可能。

　　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

　　就上文所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虽然是由钱、钞与实物货币并用转变为以白银为主，但是关于这种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分析以往研究却有简单化的倾向：一则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中国货币演变与发展的自然结果;二则近来的研究把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过程单单理解为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和过程，这其实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

　　“白银进步论，是把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这实际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

　　对于中国货币结构问题的探讨，我们主张回归到中国货币体制框架内来思考。本文认为导致明代货币结构出现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

　　恢复极度萎缩的中国货币经济与僵化的“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矛盾决定了明代货币结构必须进行转变。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兴起，明初通货结构承受着内部紧缩的压力。

　　(2)

　　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行。

　　(3)

　　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货币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与后来15世纪、16世纪明代市场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初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极度萎缩。这集中体现在“洪武型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巩固。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欲图构建一个反市场的劳役和实物经济制度，这种经济体系的落后直接体现在民间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定额财政税收、海外贸易等方面，而这种经济体系的形成对于明代通货结构伤害至深。

　　彭信威、全汉昇早就注意到与宋代相比，明代商品、劳务、粮食的价格之低以及白银购买力的变动与上扬。明代直到16世纪上半叶的米价都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平均约为0.46两/石)，与宋代物价高峰时期(宋峰值时期平均达1.4-2.4两/石)相差巨大，宋代物价高峰时期的米价，以白银计高出明代约3-4倍，若以铜钱计(明初大体为250-500文/石，宋代高峰值为3600文/石-15242文/石)，则高达9-40倍。终明一代，其平均米价与宋代相比，无论以白银还是铜钱计，整体都有数倍之差，不可谓不大。从金银的比价来看，明与宋元相比，亦低很多。宋元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的一半，即折合白银5-6两。另从江南绢价和田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官僚和士兵的薪俸明代与宋代相差竟达15倍(宋约为3000文一月，明代为200文左右)。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初。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现。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且“去海既远，外国之货不至，奇邪之人矜智术诈力以乘势射利者亦鲜”，可见海外贸易及国内市场的不景气。

　　有学者指出：

　　“从北宋灭亡到隆庆开海这将近4个半世纪里中国的金属通货，实际上都是依赖北宋的铜钱。16世纪前明代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约为3600-5400万枚，只相当于北宋的12%-21%。”

　　相关史料中亦多有使用旧钱、历代钱的记载。明代的纸币在明前期运行状况并不稳定，加上铜钱的铸造时有时无，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仁宣之治”时期，民间还流通着那么多种实物货币的原因。即使加上白银及其他货币的使用，明代1580年以前经济规模也就折合1亿两左右，只相当于北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明代的低物价反映的其实是较为严峻的通货紧缩现实与实物经济发展的缓慢性。然而，学界较少人注意到此时通货的危险性。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势必要突破和改变这种实物经济。

　　同时，外部世界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这既包括全球经济贸易结构的发展与中国在东亚贸易圈中的主导地位，使得明代的宝钞与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责，也包括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通货结构转变成为可能。

　　对于东亚朝贡贸易圈的探究使我们知道朝贡贸易实质上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在这个地区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即使西方人到来之后，也是先融入这个贸易圈内进行经济活动，最后才慢慢打破这种区域体系。中国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一直处于这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铜钱的考古出土情况来看，在宋代，宋钱已是当时东亚的国际货币，中国货币辐射四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前中期。中国传统时期的海外贸易不仅包含商品、物资和移民的流动，也包含中国货币的输出与经济地位的确定。从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相较于宋钱，明代铸钱的规模是较小的，而明代的宝钞，因其与当时东亚其他地区的通货格格不入，故难以作为国际结算的媒介。这说明了明代的铜钱和宝钞难以充当地区货币的功能，因此这一功能最终落在白银身上便不难理解了。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明代日益扩大的贸易量(包括朝贡贸易及宣德以后大规模的走私贸易)使得各方对稳定通货的需求比以往更为迫切，贵金属的大量开采和使用便成为中外共同的趋势。对中国而言，海外市场的扩大与货币结构的压力使得中国对于白银的需求有了内外双重的需要，加上国内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产量的有限以及先前的大量流失，使得中国货币结构的转变最终需要海外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才能完成。因此有人认为：“明代海外白银的流入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白银流入的意义重大，是因为明代货币制度的缺失，而非所谓的宋明铜钱到白银的进步论主张的中国货币演化的必然特征”。

　　分析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问题，不仅要研究其实际流通状态，观察白银的货币职能是否完全、流通区域及范围是否有限度等问题，还要结合钱币学、经济学等方法理论来探究白银的形制、成色及货币特性等问题。由此观之，还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白银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一种实物货币而存在，这种货币的特性表现在：尽管它是一种贵金属，但从其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在绝大多数时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货币职能，在其流通的实际过程中有着明显的限度和特定的领域，它作为实物货币或充当社会主要货币的有效补充角色，或返回其实物状态，这就是白银在明清以前或隐或现的主要原因。

　　许多学者认识到了贵金属未必先进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究。在笔者看来，中国白银实物货币的性质一直延续到了明代中期。白银、谷物、绢布等实物货币在明代货币结构中的补充地位，使得我们对于明代前期的货币经济水平可以做出窥测。由于“洪武型”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僵化，明代货币结构先是在内部承受着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性质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经济圈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转变亟待进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完成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通货结构正式进入以贵金属白银为主导的货币结构轨道上来，因此明代中后期蓬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便有了可靠的润滑剂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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