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

　　弗拉维斯·埃蒂乌斯(Flavius Aetius，391年—454年)，罗马护国公，对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396～454)具有左右一切的影响，曾统兵先后击败过匈人、法兰克人、勃艮地人和哥特人，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 骑兵长官之子。早年在西哥特人和匈奴人那里作过人质，因而对当时几个主要的部落民族比较了解。在高卢连续击败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以后，他於430年被任命为海陆两军统兵官。后三度出任执政官(432、437、446)。433年获贵族封号。此后几年一直在高卢作战，陆续镇压各地的叛乱和不屈服的部族。435～437年他残酷消灭勃艮地人在沃尔姆斯建立的王国。437～439年在图卢兹挫败西哥特人的进攻，440年返回意大利。451年联合西哥特人在沙隆会战中击败阿提拉和匈人。但是翌年阿提拉再次入侵意大利时，他却无所作为。

　　454年，埃提乌斯被瓦伦提尼安谋杀 。

　　弗拉维斯·埃蒂乌斯(Flavius Aetius ，391–454),，也翻译为艾提亚斯，西罗马帝国末期的主要军事统帅。罗马向以兵精将足而称雄于世，历代名将辈出，战无不胜。到了它的末期，军事形势一落千丈，屡次发生危及国家生存的外来入侵，罗马急需良将来抵御外敌，挽救危亡，埃提乌斯就是仅有的最后一、二个优秀的罗马将军中的一人。他的主要战绩为击败匈人入侵，并取得了古代欧洲规模最大一场会战的胜利。451年，匈人首领阿提拉入侵西罗马帝国，埃提乌斯联合西哥特王国反击并将其击退。后来，他又多次击退蛮族进攻。454年，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诬告埃提乌斯谋反。皇帝瓦伦蒂尼安三世信以为真，杀死了埃提乌斯。

　　埃提乌斯四世纪晚期出生于莫西亚行省的Dorostolus。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其姓名已不可考)，父亲名叫高登提乌斯，可能是日耳曼裔，戎马一生，从普通军官升到帝国的骑兵统帅，后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埃提乌斯呱呱坠地的时候，罗马帝国正步入它的暮年晚景，早已不复当年的太平盛世。公元395年，帝国正式永久性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国事日衰。军人之家和那一年代的频繁的征战，使埃提乌斯在孩提时代就加入军籍，成为罗马军中最幼小的战士。

　　当时，西罗马帝国国难方殷，蛮族环伺国门之外，强兵压境，连续向界内发动进攻。410年，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带领蛮族军队长驱直入，攻陷了永恒之城---罗马。而高登提乌斯身为镇守一方的军事首长，必须阻止蛮族侵入他的防区，他使用各种方法与蛮族首领周旋，同他们谈判，达成休战协议。为了取得蛮族首领的信任，高登提乌斯将16岁的儿子交给蛮族做人质。先是在占据西班牙北部和高卢南部的哥特人阿拉里克那里，阿拉里克死后，他又到了潘诺西亚平原(今匈牙利)的匈王卢阿的营帐中做人质。正是在匈人那里，他认识到了匈王的侄子，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大脑袋、圆眼睛，扁平鼻子，颔下有几根山羊胡子的人物---阿提拉，他们时常会晤，关系好的就像小说中的郭靖和托雷。谁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在战场上一决雌雄。时光流逝，埃提乌斯不知不觉中在羁留中渡过了他的青年时光，等他结束了漫长的人质生活的，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已经对西哥特人和匈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学到了日后能够击败他们的知识 [2] 。

　　回国后，埃提乌斯担任了军队的要职，成为西帝国的支柱之一。425年，为了支持试图自立为帝的Joannes，埃提乌斯首次雇佣匈人军队，带领他们进入意大利，但当他到达拉文纳时，Joannes已在三天前被击败并被处死。依靠着手上的匈人大军，埃提乌斯获得了皇帝的母亲兼摄政者普拉茜蒂娅的谅解，并得到了高卢行省的士兵统帅职位。在高卢，埃提乌斯于阿尔战役中击败了西哥特人，迫使他们退回阿奎塔尼。接着，他又前去巩固莱茵边防，在诺里库姆打败了日耳曼人的进犯。430年，他被任命为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的司令。

　　同一时期，可能部分是因为埃提乌斯和其他罗马将军的陷害，正在阿非利加的伯尼法斯伯爵失去了普拉茜蒂娅的宠信。伯尼法斯最后重新获得了普拉茜蒂娅的宠信(但在此之前他曾在阿非利加发动叛变并召来了汪达尔人)，于432年被召回意大利并授予贵族头衔。埃提乌斯相信普拉茜蒂娅打算要除掉自己，于是起兵对抗伯尼法斯，两人在里米尼附近展开了会战。伯尼法斯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但他本人却身受重伤，于一个月后死去。埃提乌斯逃亡到达尔马提亚，在匈人的帮助下，迫使普拉茜蒂娅于433年恢复了他的权力。成为西帝国的统帅。

　　由于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少不更事，生性懦弱，又贪图享乐，不得不依靠埃提乌斯击退外敌，于是授予他“护国公”的称号，从433年到450年，埃提乌斯都是西帝国的实际支配者。在恢复权力后，埃提乌斯将他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保卫西帝国的边陲上，哪里有警报他的军马就指向哪里。

　　436年，蛮族人试图借巴高达骚动(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之机侵占更多领地。大队西哥特人来抢高卢南部的商业都市阿尔勒，眼看就要失陷了，守军正在张皇失措时，埃提乌斯带领的援军似飞将军从天而降，紧急赶来驰援，解了阿尔勒之围。埃提乌斯用了一个计谋，给了西哥特人一笔安抚金。把这支蛮族部队引向西班牙，去和其他蛮族相争。与此同时，占据布列塔尼的蛮族阿利摩人也来和西罗马作梗。埃提乌斯派大将利托略带一支部队赶到出事地点，把阿摩利人的侵扰迅速粉碎。

　　西哥特人觊觎西罗马边地之心不死，时过不久，乘另一只蛮族勃艮第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之机，又发兵攻纳尔榜城，埃提乌斯正在与勃艮第人打仗，急切不能分身。纳尔榜城抗拒西哥特军，坚守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城市被入侵军包围着，贮备梁全部用完了，城墙在西哥特撞城机的撞击下震荡着，出境异常困难。埃提乌斯分兵及时赶来援救，由利托略率领的骑兵每人都在健马身后栓两大袋面粉，用以解救城中的饥荒。他们从西哥特军背后杀开一条道路，奔向城内。纳尔榜终于保住了，敌军不久就撤围离去。

　　埃提乌斯这一路，在他亲自指挥下有力地阻遏了勃艮第人的攻势，并向勃艮第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西罗马军共杀死了2万勃艮第军，大获全胜。埃提乌斯领兵一直打到沃姆斯，无情的摧毁了勃艮第王国，这场大屠杀便是日耳曼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原型。443年，埃提乌斯将剩余的勃艮第人迁移到日内瓦湖南部的萨伏伊去定居。接着，他准备对付边界上最强的蛮族西哥特王国。

　　埃提乌斯的兵马开抵高卢后，就于西哥特进行了决战，他以熟知西哥特人的战术和习性，在同他们作战时能驾轻就熟，稳操胜券。在这次战役中，他施计大败西哥特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西哥特方面损失惨重，阵亡八千人。西罗马统帅获胜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大将利托略，先回意大利去了。几次胜利，利托略生了轻敌情绪，他冒险进攻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图卢兹城。西哥特人上次吃了败仗后变得十分谨慎，他们包抄了利托略的军营。随后发生了混战，相持了好一阵子，利托略一军全面溃败，他本人也当了西哥特的俘虏。西哥特人的气焰又高涨起来，埃提乌斯不得不再度亲自出马，把他们阻止在图卢兹一线。埃提乌斯本来可以采取攻势，但考虑到利托略新败，兵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需要保存实力防备其他蛮族的进攻，因而采取了保守领土的战略。西哥特王提奥多里克(阿拉里克之子)是一个明智的君主，他也有意与埃提乌斯达成协议，保持边界上的和平，双方一拍即合，同意各守疆土，互不越界，此后与西哥特接界处始终保持相安无事。

　　从埃提乌斯当政以来，直到440以后，他一直忙于操持边务。他知道西罗马兵源不足，必须依靠来自西哥特的雇佣军，也很能利用这些蛮族佣兵。他同境外的蛮族军队打了许多仗，由于了解敌情，总能利于不败之地，可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西罗马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对他们的统帅心悦诚服。帝国周围的蛮族都很钦佩埃提乌斯英勇善战、信守诺言，对他十分敬畏，连威慑整个欧洲的新匈人之王阿提拉听到埃提乌斯的名字也畏忌几分。

　　他使用战争手段和智谋来对付各蛮族部落，逐次平息了四方的边患，并恢复了西帝国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威望;用外交手腕同汪达尔人首领盖瑟里克订立和平协定，互不侵犯，从而保持了帝国所在的意大利本土的安宁;用武力打败了法兰克人和斯威维人，迫使他们与西帝国结盟，后来成为他十分得力的盟友和帮手。埃提乌斯还对蛮族进行安抚，听取他们的抱怨，考虑到他们存在的问题，与之展开谈判和协商，对于蛮族提出的正当要求则予以满足，但遏制他们的侵略野心。他尽力避免与声势最显赫的阿提拉发生冲突。阿提拉在434年成为匈人之王，从441年起更是变本加厉的对各国发动侵略战争，到处制造灾难，匈人之兵锋杀到那里，那里就遭殃，整个欧洲在阿提拉的面前发抖。欧洲人称他为“天鞭”，把他看成是专门替上帝来惩罚人类的煞星。埃提乌斯与匈人保存着友好关系，他甚至有意识的把他儿子送到阿提拉营中去学习军事，借以联络双方的交情，显示友好。由于埃提乌斯的努力，在450前好几年西帝国边地无战事发生。

　　风云变幻又一年，转瞬到了451年，埃提乌斯和阿提拉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这是事出有因的：日耳曼族中的李普利亚法兰克人的国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发生了争斗，次子寻求西罗马的支持，埃提乌斯同意给予帮助，并把他收为义子。而长子则投向阿提拉，得到匈王阿提拉的坚决支持，这件事标志着埃提乌斯和阿提拉的决裂。

　　同时，西帝国的一段宫廷秘史又为冲突的爆发提供了火药桶，瓦伦提尼安三世有一个姐姐荷萝莉娅，在434年她17岁的时候失身于一个侍臣，怀了孕。事情败露，她的母亲，帝国摄政太后普拉茜迪娅十分恼火，认为女儿的行为是皇室的奇耻大辱，就把荷萝莉娅远远的送到东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去，让她在那里接受严厉的管束，过着修道院般的禁闭生活，等于是流放。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荷萝莉娅心中的积怨原来越深，她怨恨母亲对她太无情，偏爱儿子，便渴望报复，觉得要与瓦伦提尼安三世争夺王位。东帝国以外的咫尺之地就是匈王阿提拉的用武场所，他又好几次严重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在这个都城中是恶名远扬的。荷萝莉娅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什么事都做的出来，她派侍女把一支指环送去给阿提拉，表示愿意嫁给他为妻子，还要把整个西帝国作为嫁妆，阿提拉听了真是喜出望外，马上派人拿着荷萝莉娅的指环到西帝国，声称他们两人秘密订有婚约，要求迎娶公主并让西帝国割让一半领土做嫁妆。西帝国对他们美丽的公主私自许嫁凶残的匈王大为震惊，这一要求当然遭到拒绝，匈人和西罗马的关系迅速恶化。而荷萝莉娅不顾一切的做法把她的国家至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位公主本身也成了一个危险人物，东帝国也不能让他存身了，她匆匆被送回国幽禁起来。

　　形式急转直下， 埃提乌斯和阿提拉的战争看来是在所难免了。埃提乌斯考虑到以西帝国的兵力难以与匈人的大军抗衡，决定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联合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王国，共同抗击阿提拉。由于各日耳曼王国本身也受匈人的兵锋之害，因此这一策略是可行的。埃提乌斯了解临近的日耳曼诸王国中只有在高卢的西哥特人实力最强，而高卢又是阿提拉进攻的必经之地，便派了能言善辩的元老阿维图斯去见西哥特王提奥多里克，劝说他与帝国共同抵抗阿提拉，并提醒西哥特人不要忘记匈人抢夺他们祖先土地的深仇大恨，以及至今仍在不时骚扰他们这一事实。滔滔不绝的雄辩把提奥多里克说动了，但他还下不了决心。而此时阿提拉已经迫不及待的动手了。

　　阿提拉带领着匈人大军渡过莱茵河向西挺进，号称50万，这支进攻部队中除了匈人构成的主力外，还杂有受匈人奴役的日耳曼部落，包括部分投向阿提拉的李普利亚法兰克人。阿提拉恨不得把亲罗马的法兰克人一口吞掉，匈人大军对所经之处犁庭扫穴，一路向高卢杀来。阿提拉也不想埃提乌斯和西哥特人联合，他派出使者对提奥多里克说是借道攻打西罗马，同时向埃提乌斯传话说这次出兵只是为了攻打西哥特，实际上他是想一箭双雕。提奥多里克没有被迷惑住，他下定决心，与埃提乌斯联手抗敌。

　　匈人通过比利时蜂拥而至，遵循他们的战争信条，沿途毁坏一切，高卢北部的阿拉斯、梅斯等许多城市饱受蹂躏后，化成了一堆堆废墟，阿提拉亲自催动大军，绕过巴黎西奥伦，猛攻高卢中部要镇奥勒利尼亚(奥尔良)。时值5月初，早在攻城之前，城中领袖阿乃努斯主教向埃提乌斯请求援兵，告知守军最迟不能挨过六月中旬。埃提乌斯要求他们尽力坚守到底。

　　阿提拉的战士一连五周猛烈攻城，势如潮水，从5月到6月，城市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阿乃努斯为首的守城者苦苦支撑，挨到6月中旬，城中情况更趋恶化，阿乃努斯几乎绝望了。就在这山穷水尽之时，匈人攻城背后尘埃大起，尘头开出露出了罗马军团的紫色军旗和飞鹰标志、忽又闪现出几面西哥特的旗帜。埃提乌斯和西哥特王提奥多联合主力部队杀到，与匈人大军激战在一处，城上守军也齐向匈人投射矢石，阿提拉支持不住，急令撤退。埃提乌斯的及时达到保全了大半个高卢，对阿提拉来说，他打开高卢腹地的大门，侵入西帝国的计划功败垂成。这也是“天鞭' 第一次被迫后撤。匈王放弃了围城，命令日耳曼附庸断后，连夜把军队拉倒附近的沙隆大平原，诱使埃提乌斯在开阔地带与他决战。

　　茫茫的沙隆平原，一望无际，偶尔有一个隆起的土丘，此外无险可守。这是南下高卢纵深地区的一大缺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阿提拉并非有勇无谋，相反，他工于心计，仗着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匈人骑兵的展开，想把埃提乌斯及其联军一举歼灭在这里，然后潮水般南下，吞没西罗马。埃提乌斯趁夜急行军，碰上了担任阿提拉后卫的附庸部队，就在一团漆黑中展开夜战，杀死杀伤敌军一万五千人，挺进到沙隆平原的边缘，双方在此摆开了两军会战的架势。

　　451年6月20日，埃提乌斯全军，包括西哥特友军李普法利亚法兰克人及其他日耳曼盟军，集结在沙隆附近的一片旷野上，阿提拉的匈人大军从相反的方向像乌云蔽日般涌来，昔日在匈人营帐中高谈阔论的两个人在真正的战场上见面了，展开了一场斗兵斗将、斗智斗勇的阵地战。

　　阿提拉望见西罗马和西哥特联军已经有准备，兵势不弱，知道突袭不成，于是非常谨慎的把铁战车围城一个车阵，置身于其中如果城市一般。双方阵势固定后，阿提拉发现近旁边有一个高地，马上派匈人骑兵疾驰前往加以占领，埃提乌斯敏锐的目光也观察到这片高地俯瞰着匈人的车城，立即差遣西哥特王子托里斯蒙德抢占这个有利地位。托里斯蒙德果然没有辜负西罗马统帅的厚望，率西哥特军围着高地的匈人开始了激战，勇猛的把匈人铁骑赶下坡去，夺取了高地，大大鼓舞了联军的士气。

　　阿提拉虽然没有占到地利，仍不甘心示弱，以自己的威势练练向部下巡话，替他们打气，直到下午，匈人才走出车阵，这时罗马联军方面，由埃提乌斯亲率罗马军团组成左翼，西哥特军队在右翼，而中央是阿兰人和其他蛮族。埃提乌斯这样部署相当冒险，因为他把罗马联军最弱的部分放在中间，非常容易被匈奴军队从中心突破，将罗马阵线拦腰斩断;从另一方面讲，中心突破的匈人部队也有被罗马从两翼包抄的危险，搞得不好会重蹈罗马人在坎尼的覆辙。埃提乌斯面对他的老朋友阿提拉，走出一步险棋。阿提拉针锋相对，亲率匈奴精骑居中，把东哥特人放在左翼去面对他们的同胞，而其他各蛮族军队组成右翼。

　　会战终于打响，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人精骑风驰电掣一般冲向罗马联军的中央，由各蛮族的乌合之众组成的中央阵线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以楔形深深插了进去。这时匈奴骑兵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年过六十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失去首领的西哥特人只出现了片刻的慌乱，在王子托里斯蒙(Torismond)的指挥下迅速恢复了秩序。西哥特骑兵凌厉的反击将匈奴人压了回去，此时埃提乌斯已经将西罗马军排成密集的队形，首尾呼应，稳步前进，打垮了匈人的右翼，将其分割围歼，中央败退的匈人骑兵慌不择路的撞上了左翼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罗马标枪的攒射之下。孤军深入的匈人主力此时失去两翼掩护，败局已定，夜幕悄悄来临， 阿提拉见情况不妙，赶紧寻找脱身之策，他丢下大部分人马，冲出重围，狼狈的逃回用战车围住的营地，他命令收集许多马鞍，燃起一大堆篝火，准备再车城被攻破时跳入火堆自尽，以免当阶下囚之辱。入夜以后，战场上依然一片混乱。托里斯蒙率部追击时在黑暗中与他的大部队走散，结果误入匈奴人的营地，要不是他的随从拼死搭救，托里斯蒙几乎就去见了他的父王。埃提乌斯也和他的罗马军团失散，不得不在西哥特人的大营里过夜。直到天将破晓，战场上的兵刃声渐渐稀落下来。 沙隆平原上尸横遍野。早上，埃提乌斯在巡视战场时发现匈人一方的死伤居多、阿提拉再也没有趋前挑战，意识到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也找到了西哥特国王提奥多里克的尸体，西哥特人哀伤不已。根据历史记载，这次战役的伤亡数字说法不一，一说双方死伤16.5万，一说共达30万人，反正阿提拉已经无力再发起进攻了，供应补给奇缺，退路也给西罗马的弓弩手给封住了，阿提拉此时如同一只受伤的猛虎，虽然缩在营垒里负隅顽抗，依然斗志不减。匈奴人的战鼓不分昼夜地响彻云霄，而托里斯蒙率西哥特骑兵几次攻击都被乱箭射了回来。在罗马阵营的联席军事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张强攻，有的主张围困，但埃提乌斯心里却另有计较。考虑到平衡境外各蛮族对手力量的平衡，提出穷寇莫追，放阿提拉逃生。就在一夜之间，阿提拉带着匈人残部逃出了包围圈，奔向他在潘诺尼亚的木质宫殿去了。沙隆之战是这条战无不胜的“天鞭”的第一次惨败，沙隆大地成了名垂千古的古战场。人们都说，埃提乌斯在451年使得西罗马帝国免于灭亡，否则历史将可能改写。

　　阿提拉撤回匈牙利以后，并没有接受教训，而是于次年领兵避开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入意大利北部。这时埃提乌斯没什么作为，他料定匈人粮尽陷入困境后会自行退去。阿提拉推进到罗马附近，终因粮草补给不上，加上军中瘟疫流行，在和教皇利奥一世谈判后就收兵回去了。

　　埃提乌斯独立支撑西帝国的危局达20年之久，在这20多年的时间内，西帝国的民众相对来说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免除了战祸之苦。但他为之尽力的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埃提乌斯无力挽救这个没落的帝国。作为西帝国的统帅，埃提乌斯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军事家，然而不能说他就是最好的政治家。外敌退走后，埃提乌斯得到“帝国栋梁”的美誉。这位护国公集大权于一身，俨然如“皇父”和“国父”，从外省来的使者都向埃提乌斯面述政情而不再觐见皇帝，许多军政要员都是他的部下、挚友，他的儿子高登提乌斯准备娶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小普拉茜蒂娅为妻，真可谓声势显赫。他的威望不免招致皇帝的嫉妒和疑惧，认为埃提乌斯要使自己的儿子取得皇位(皇帝当时只有两个女儿)，在罗马元老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和侍从官赫拉克留斯鼓动下，已经35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产生了残害功臣的意念，一个暗杀功臣的阴谋形成了。

　　埃提乌斯只是仗着立下的汗马功劳，有些盛气凌人，他是问心无愧的，根本不知道前途布满了危险，454年9月21日，埃提乌斯听说瓦伦丁尼安有意毁约，就只身进宫面见瓦伦丁尼安，两人发生争持。埃提乌斯想不到皇帝拔出剑来刺进他的胸膛，瞬时间皇帝的亲信大臣和宫中内臣争相效尤，冲上来把剑纷纷刺入他身上。埃提乌斯身中百余剑，这位罗马的末代英雄当即气绝身亡。皇帝杀死军队统帅后，封锁消息，接着把在御林军和军界担任要职的埃提乌斯的亲信密友一一骗进宫中诛杀，造成了军队的巨大损失。得知埃提乌斯的死讯后，皇帝身边的一个大臣直率地告诉瓦伦丁尼安说：“我不了解陛下和埃提乌斯的过节，我只知道您刚刚用左手砍掉了右手。”帝国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位统帅，军心涣散了。消息越过国界传播开去，不论埃提乌斯的盟友或是敌人，都无不惋惜这位英雄的早死。他没有英勇的殉身战场，却死于一个怯懦的君主的剑下。国人本来很蔑视不成器的瓦伦提尼安，现在开始憎恨他了。尤其在罗马，他特别遭到百姓的唾弃。

　　马克西姆斯指望获得埃提乌斯的位置，但却被赫拉克留斯抢在了前面。为了报复，马克西姆斯安排了埃提乌斯的两个朋友，奥普提拉和萨斯提拉——两人都是匈人——去暗杀瓦伦提尼安三世和赫拉克留斯。455年3月16日，当皇帝检阅玛提厄斯军营并准备观看箭术练习时，奥普提拉突然刺向了皇帝。当受惊的皇帝转身去看是谁在袭击他时，奥普提拉又捅下第二刀将他杀死。同时，萨斯提拉上前杀死了赫拉克留斯。士兵们大多是埃提乌斯的忠实追随者，他们站在一边，无人上前援救皇帝。

　　埃提乌斯这位军事领袖是蛮族惧怕的人，他的死使得罗马帝国失去了最后一员良将，从此再也没有人来收拾残局、保卫国土了。政局更加动荡不安，西罗马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的倾覆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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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夫人(英语：Slavs，俄语：Славяне)，他们在罗马帝国时期与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一起被罗马人并称为欧洲的三大蛮族，也是现今欧洲人的代表民族之一。

　　已知最早使用“斯拉夫人”这个词的是6世纪的罗马人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用希腊语写下的“Sklaboi (Σκλ?βοι)Sklabēnoi(Σκλαβηνο?)、Sklauenoi(Σκλαυηνο?)、Sthlabenoi(Σθλαβηνο?)或Sklabinoi(Σκλαβ?νοι)。

　　现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被认为是斯拉夫人的故乡，主要分布于东欧和南欧。斯拉夫按照斯拉夫语族中的含义，有荣誉、光荣的意思。

　　西支维内德人(西斯拉夫人)(中欧地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索布人;

　　东支安特人(东斯拉夫人)(东欧地区)：俄罗斯人，白罗斯人，乌克兰人，卢森尼亚人;

　　南支斯拉文人(南斯拉夫人)(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

　　关于斯拉夫人的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1世纪末和2世纪初的古罗马文献，

　　罗马作家大普林尼著的37卷《自然史》中，提到在维斯瓦河一带居住着维内德人，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也把生活在日耳曼人东边的居民称为维内德人，

　　据考证，维内德人即古代斯拉夫人，

　　1-2世纪曾分布在西起奥得河、东抵第聂伯河、南至喀尔巴阡山、北濒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现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被认为是斯拉夫人的故乡，

　　后来，由于南斯拉夫人同拜占庭联系密切，多见于史料记载，所以“斯拉文人”或“斯拉夫人”就成为各斯拉夫民族的统称。

　　4-6世纪，斯拉夫人中开始出现部落联盟。由于民族大迁徙的冲击，逐渐分化为3大支系，并出现不同的名称：西支称维内德人，东支称安特人，南支称斯拉文人。

　　6世纪，斯拉夫人开始侵袭拜占廷帝国的巴尔干属地，

　　最早的斯拉夫国家出现于捷克地区，号称萨摩公国，建于623年，

　　至7世纪，保加利亚人已在巴尔干半岛定居，

　　680年，保加利亚人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

　　9世纪前，斯拉夫人信奉多神，西斯拉夫主要崇拜大神佩龙(司雷电)，东斯拉夫更推崇太阳神和火神，南斯拉夫敬奉天神和水神，

　　830年，大摩拉维亚国建立，

　　乌克兰人于9世纪末建立了强大的基辅罗斯，

　　10世纪初建立捷克公国，

　　而波兰王国则诞生于965年，

　　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绝大多数斯拉夫国家里，都形成了现代民族，

　　每年的6月25日被定为斯拉夫人的友谊团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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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时代晚期，日耳曼人居住在现今瑞典的南部、丹麦半岛以及德国北部介于埃姆河、奥得河与哈次山脉之间。随着铁器的应用、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日耳曼各部落开始南迁。汪达尔人、格庇德人及哥特人自瑞典南部外迁，占据波罗的海南岸大体上相当于奥得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地区。早期的迁徙行动，也有向南和向西发展的。其结果是把居住现今德

　　国西部大部地方的凯尔特诸民族挤走了。公元前3世纪，他们沿着易北河南下到达波希米亚北部地区，又沿着萨勒河进入图林根地区。公元前2世纪末，定居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部落侵入地中海文化区域，直接同罗马人对峙。公元前1世纪中期，大批日耳曼人从腹地出发来到莱茵河边，同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经过漫长的斗争，日耳曼部落的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流域。公元前1世纪中叶，又将凯尔特人逐出，最终定居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奴隶制共和国被帝国所代替后，遂将其北部直接为邻的日耳曼部落作为征服对象。西元前9年，罗马人自莱茵河拓展其疆域东至易北河，凯撒时代，日耳曼人已在莱茵河以西定居下来，向南则已达到多瑙河一带了。他们与罗马人之间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战斗发生在西元前2世纪之末，当时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联合入侵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但在前102及前101两年中，全部为马略(,157～86?BC)所歼灭。罗马帝国的征服目标是，占领直到易北河的广大日耳曼部落居住区，将其划入帝国版图，组成罗马行省——大日耳曼尼亚。罗马帝国集中力量把莱茵河区建成军事基地。公元前12年，罗马帝国在莱茵一线集中36个军团，总兵力达30万人，并在这一年开始了对日耳曼部落的征服战争。

　　战争初期，罗马军队遇到了日耳曼各部落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公元8年，一支深入日耳曼腹地的罗马军队受到了日耳曼诸部落的沉重打击。罗马人“艰难地去征服前进道路上的对手，而每一次胜利，他们都得付出血的代价。”然而日耳曼各部落的抵抗都是各自为战，没有联合行动。这使罗马人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依次进攻各部落。经过10余年的战争，日耳曼部落大部分被征服。由于无力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占领整个日耳曼人居住区，并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罗马帝国只得迫使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向帝国称臣纳贡，建立强制性的条约依附关系。

　　经过多年的斗争，日耳曼人逐渐意识到，要战胜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罗马军队，必须改变各个部落各自为战的涣散状态。于是部落联盟开始出现了。

　　公元9年秋，日耳曼各部落的战士，在条顿堡森林同3万罗马军队遭遇，日耳曼人取得了重大胜利，罗马3个军团几乎被全歼。这次胜利后许多日耳曼部落重新获得独立。这就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的边界不是在易北河，而是仍然在莱茵河流域一线。

　　公元11年，罗马帝国再次越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新的征服战争，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公元17年，罗马军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温迪施和美因茨。但罗马人已无力继续深入日耳曼人腹地。在公元1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罗马帝国逐渐把边界推进到莱茵河东岸，从而加固了罗马莱茵河——多瑙河边界体系。公元1世纪下半期后，罗马人开始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建立界墙。这意味着罗马帝国最终结束了征服战争。

　　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正式把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划入帝国版图，建立了两个行省：上日耳曼行省和下日耳曼行省。前者首府是美因茨，后者是科隆。两省总督由当地罗马驻军的副将担任。

　　2世纪在日耳曼地区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过去分裂的日耳曼部落联合为大部落，其次日耳曼人越来越多地对罗马边界进行袭击。这些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原因今天还无法断证，可能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日耳曼部落经济文化的发展、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部落上层渴望向外扩张掠夺新的土地和财富，部落下层民众也因人口的增长不得不向外迁徙，寻求新的能够谋生的土地。罗马帝国正日益衰弱，无力抵御外敌的入侵。或者有可能是饥荒造成的。总之从公元4世纪起，散居罗马帝国境外的，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诸部落开始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

　　公元376年，日耳曼民族的西哥特人部落受匈奴人袭击，他们在获得罗马皇帝同意后，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第二年，西哥特人不堪罗马人的压迫又起义反抗。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哥特人又与当地奴隶、隶农一起打击西罗马帝国。418年，在高卢西南部建立西哥特王国。继西哥特人涌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还有：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约持续了2个世纪，他们与当地的奴隶、隶农起义一起，摧垮了罗马帝国，在罗马领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人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逐渐成为日耳曼诸王国中力量最强的国家。

　　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下游的边疆地区，面临著法兰克人的威胁。美因河流域在260年前后为勃艮地人所占，而位于黑森林地区的阿格里·戴可美特则为阿勒曼尼人所据有。那些勃艮地人显然是从德国东部区域迁来的。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也许是两个民族联盟，他们在塔西图斯时代，曾各据一方，尽管有些可能来自东部的移民杂居在他们中间。塔西图斯所谈到的那些生活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各民族在二世纪的后半期内曾向东南方迁移。因之，哥特人在此时期控制了乌克兰和今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格庇德人占有特兰西瓦尼亚以北的山地;汪达尔人则成为他们西部的邻居了。

　　到500年之际，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已进入英格兰，法兰克人则拥有高卢的北部。勃艮地人占居隆河流域一带，西哥特人生活在他们的西边。东哥特人定居于意大利而汪达尔人到达了非洲。507年，法兰克人把西哥特人从其所占高卢地区的大部地方驱逐出去。西哥特人在高卢的领土当时已由庇里牛斯山一带扩展到罗亚尔河流域，他们被法兰克人逐出以后，便进入西班牙，直到711年才被穆斯林全部消灭。568年伦巴底人进入意大利，建立独立王国，到774年，这个王国被查理曼(742～814)灭掉。德国东部一些地区自从哥特人和一些别的民族离开之后，便被斯拉夫人占领，斯拉夫人还向西扩张，远达波希米亚和易北河流域。8世纪以后，日耳曼人收复了德国东部地区、下奥地利地区和施蒂里亚、卡林西亚的大部分土地，把斯拉夫人从这些地方统统赶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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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中世纪时期的前半部分被称为“黑暗的时代”，而后期又涌现出了很多后世闻名的人文学家，今天我们就讲其中的一个，他叫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人文学家。当伊拉斯谟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人民希望他在罗马待久一点，后来就提供了一个牧师的闲职给他，希望他能永远留在罗马。

　　由于才华横溢，他在其他欧洲城市也受到优待。就在他正打算接受时，却传来了英格兰老国王去世的消息。伊拉斯谟幼年时就认识新国王亨利八世，他们俩都是热忱的天主教徒。正在为将来打算的他收到了亨利的私人信件，让他“哪儿都不要去，就来英格兰，热烈地欢迎你的到来。你将为你自己做主，只要你乐意，做什么都可以”。这让伊拉斯谟拿定了主意，他开始收拾行李了。出于私人原因，他难以抗拒这个提议。在罗马，即使他成了一个主教，他的手稿还是要被仔细审查以防出现异教学说，但在英格兰，有国王做靠山，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伊拉斯谟还真有一些异端的想法想写下来并出版。

　　要是他在梵蒂冈的东道主知道这个的话，他可能就无法离开这座城市了。在那个时期的道德标准下，他很可能会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被扔到台伯河去喂鱼了。有时出于虔诚的考虑，必须隐瞒一部分真相。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伊拉斯谟完全是真诚的。事实上，他对罗马教廷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在英格兰不必担心生命安危，他打算攻击整个天主教的上层建筑。但他不是一个假装虔诚的人，也没有因背叛而内疚。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背叛太多了，这并不会有损道德，也不会引发很多不满，那些背叛者甚至包括统治者、高级教士和有识之士。此外，他被一种更高层次的忠诚所激励。他总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并为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感到困惑。

　　罗马教廷 遗址

　　一位人文历史学家写道：“我们一定不能从伊拉斯谟那儿学到关于人性现实或世俗方面的知识。”这位才气十足、成就斐然的语言学家，了解所有的欧洲城市，然而他对世俗世界的认识却很无知或是冷漠以待。比如，他从来不会仔细考虑这些年马基雅维利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一个按照自己给子民宣扬的道德行事的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当权。他也从来没有处理过常人所面临的日常压力，或者谋生的需要。他的财产问题总是别人帮他处理的。在英格兰也是如此。在他到达英格兰的时候，罗切斯特主教每年给他相当于现在1300美元的补贴，一个肯特州教区每年给他发补贴，朋友们和仰慕者会给他现金作礼物。

　　罗切斯特

　　托马斯·莫尔爵士让他住自己家并给他一个仆人，所以他也不用担心住宿问题。伊拉斯谟很少注意到这点。他说：“哪里有图书馆，哪里就是我的家。”简而言之，他这种情况在被孤立的学者中是很少的。作为一位牧师，他对牧师的丑闻有着百科全书似的了解，包括罗马的腐败情况。其他的人文主义者远离这种卑劣的事迹并从《圣经》中寻求安慰。但伊拉斯谟不是这样的人。出于理性，他相信他可以解决天主教的陋习并保持基督教世界完整无损。他失算了。因为那时候的出版业甚至还没有进入萌芽阶段，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他所听所读以及别人告诉他的信息，或者来信与对话。

　　基督教 雕像

　　由于他周围的人都是知识渊博的上层精英，他对大众、中产阶级和大多数贵族阶层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他仅仅是对同辈具有影响力，只要他一说话，他们就觉得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是低层次的牧师却不能理解他所表达的信息，他呼吁改革也是没有用的，他的胜利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如果这就是全部的话，他也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他是一个有许多天赋的人，而其中一个就足以改变历史。他有一种出众的才能，可以让人们去嘲笑那些恶人。中世纪的人太会“笑”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笑声，他们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他们是通过狂笑来表达愉悦之情的。正如拉伯雷在《巨人传》前言中所写道的：“那种笑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中世纪欧洲贵族 图画

　　相反，伊拉斯谟写的是破坏性的讽刺文章。如果说狂笑是大刀，那么讽刺就是利剑。同刀剑一样，伊拉斯谟的讽刺文章也有自己的锋芒。但对于普罗大众和牧师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要点。不过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可不是一场大众运动，它将由中上阶层领导。中上阶层的文化水平正在日益提高，伊拉斯谟杰出的讽刺文章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震撼并唤醒了他们。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打算的。他原本想让一小部分精英来阅读他的文章，然后在他们现有的信仰框架内去暗中进行改革。然而，他的作品成了畅销书。

　　伊拉斯谟 雕像

　　其中的一部作品是他在英格兰的第一年内写成的《愚人颂》。这部作品认为生活会以牺牲理智的代价来奖赏“愚蠢”。这是一部信仰上帝的人写的书，卷帙惊人。其中一些文章若是一名激进的、无神论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写的，要是作者的声望没有那么高的话，他肯定会被宗教法庭审判官判罪的。就因为他是伊拉斯谟，他嘲笑他们，怂恿他们去呵斥“异教徒”……他们总是这样子吓唬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好了，大家听完我今天讲的关于伊拉斯谟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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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其顿方阵，是一种早期步兵作战时的战术，希腊重步兵方阵的改良方阵。在荷马时代以前，步兵打起仗来像一窝蜂似地杂乱无章，所以，具有严格阵法的马其顿方阵能轻易地打败数量上占优势但较混乱的敌人，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战术上的创新。

　　方阵败绩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看看罗马人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是怎么击败这种方阵的吧。罗马军团的战术组织能一个人为最小单位行动——注意，他们的排列并不紧密，当罗马人遇上距离最近的威胁的时候，比如侧翼，他们能轻松而简单的朝向任何方向的正面，只要转个身就可以了;尽管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密集方阵有其独特的灵活性，能变换成各种各样的队型以适应各种地形和敌人阵型，但事实上密集方阵中要达到这点还是有点麻烦的，他们的长矛用起来就十分麻烦，何况还要快速的转身?比起罗马人，这种在亚历山大时代非常灵活的队型却显得迟钝多了。

　　的确，马其顿的密集方阵在战斗一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击溃了罗马人的左翼，但是麻烦就来了，战场上地势起伏不平，而且马其顿密集方阵在追击罗马人左翼的过程中难以保持队型;当罗马人的右翼击退了马其顿人的左翼之时，马其顿的密集方阵得胜的右翼却调不过头来了，罗马人绕开密集方阵的正面，他们使用短剑大盾的优势就立刻体现出来——前进中的密集方阵不可能完全的保持的非常整齐，当方阵中出现空隙，罗马人就从侧翼攻入方阵——用着长达21英尺的长矛的士兵怎么会是用短剑和大盾的罗马人的对手?这个时候正是一寸短一寸险，挤在一起的马其顿人连长矛都挥舞不开，何况除了第一排，后排的马其顿士兵并没有重甲和盾牌。

　　一发不可收拾

　　也就是说马其顿密集方阵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密集的方阵不得不依靠骑兵和其他兵种保护其两翼，但骑兵是攻强于守，一旦被击溃，密集方阵的侧翼或者背后就容易受敌人攻击，那么这种死板的阵型就可能溃散而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方阵缺乏协同性，很难用于包围行动，只能与骑兵配合。亚历山大并不是死用这种方阵，他的骑兵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真正的主力，而且也足够的强大。沟渠、树林、山脊、河流等等障碍，也常使得密集方阵被分割或者阻挡队型前进，一旦由此等原因造成阵型被破坏，那么产生的空隙很容易被敌人的近战部队利用，而结果大家也该都知道了。

　　虽然亚历山大大帝很好的解决了方阵的机动性问题，但不代表方阵就没有了问题——事实上，作为预备队，追击部队，以及保护者的骑兵反而容易被击败而导致整个战斗失败，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在骑兵阵里(方阵需要保持阵型)。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对波斯军队的几场战斗中都有出现过，但波斯国王并没有抓住这些机会，谨慎的他认为亚历山大已经突破了他的前军和中军，而实际上是亚历山大误入了波斯的后阵。出于宿命般的，亚历山大并没有战死，但在几千年后的三十年战争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就使用了类似的战术(列队火枪手、火炮方阵，胸甲骑兵保护侧翼)，并因为误入敌阵阵亡…………

　　方阵兴衰

　　在古希腊的战争中，作战双方以重步兵在约定的时间于约定的地点展 开作战，通常是较强大的一方首先蹂躏弱小一方的土地，视土地为生命的希腊人如果不是立刻求和，就是接受上述的挑战，战争通常在半天内结束。以致波斯人在向国王报告时说：希腊人不会打仗，他们分不清奥林匹克和战争的区别.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罗奔尼撒同盟很尴尬地发现，无论他们如何起劲地蹂躏阿提卡半岛的雅典领地，雅典人只是躲在卫城和长墙，根本不愿与斯巴达人进行传统的半天战争，相反，只是以强大的海军封锁伯罗奔尼撒同盟，希腊第一次出现海上利益超过了土地利益的城邦。这种新型的战争导致了长达二十年多年的厮杀，最终斯巴达向波斯寻求财政援助建立起强大的海军，而雅典也向西西里远征寻求不受斯巴达威胁的土地，新一轮的较量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结束。 这种半天战争形式导致长达两百多年的以重步兵为核心的战斗模式，但伯罗奔尼撒战争表明，这种战争用于低烈度冲突是合适的，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灭国性相争是不够的。就在伯罗奔尼撒结束后不久，北方马其顿的国王菲力开始秘密研究新的战术，一种以彻底消灭对方军队为目的的战术，最后的成果经过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完善，最终成为了盛极一时的马其顿方阵。

　　马其顿方阵适应了马其顿作为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的结构，大量的农民和极少量的贵族，因此，主要由贵族公民组成的重甲兵不是马其顿的所长，另外重甲方阵在战埸和山地丘陵地区机动能力的低下，也不能满足马其顿征服需要。新组建的马其顿方阵核心是由约一百人组成的长矛阵，在阵中完全取消了重甲兵，第一线士兵的盾也大为缩小(斯巴达人的巨盾甚至可以遮盖整个身体)，大致只有三至四平方英尺，缩小的盾使士兵可以站得更紧密;同时，后方的矛渐次加长，最终所有的长矛手都可以对方阵前的敌人进行攻击，最长的达到十米之长。

　　如果以为马其顿方阵只是长矛，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军队中列入方阵中的长矛手只有三分一到四分一，其余全部是弓箭手，剑手，投石手，投枪手，这些士兵通常是非公民的平民，盟国的士兵，待释放的奴隶。在作战中，他们以箭、石、投枪攻击敌人，减少方阵冲锋的压力，当敌人被方阵冲散压倒后，他们就跟上去杀伤散乱的敌人。这种战法与中国古代的车战十分相似，先以战车冲散敌人，再与徒卒杀伤敌人。实际上春秋时晋国魏舒的毁车成行一役的作战方式与马其顿方阵就很相似，不同的是魏舒以弃车的甲兵剑盾阵代替了长矛阵而已。

　　依靠马其顿方阵的战斗能力，腓力统一了希腊，亚历山大灭亡了波斯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但是马其顿方阵的弱点就象他的优点一样特出，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战斗力集中在前方，侧面只能依靠互相的保护，一旦对方突破侧翼，矛阵中的长矛兵别说抵抗，连逃生的机会也没有。罗马人在与高卢人的作战中首先尝到这个滋味，当高卢的剑盾兵攻破了罗马人的侧翼后，三万罗马人和同盟军毫无反抗能力地就在阵位上被杀死。这埸惨败令罗马人意识到，长矛阵如果被突破就很难抵抗剑兵的进攻，对马其顿方阵的革命性改进，导致了罗马小步兵方阵战术的产术，也就是罗马军团。

　　多年后，较马其顿方阵灵活得多的罗马军团战术在与地中海地区最后一个强大敌人，希腊人的叙利亚王国的战争中，轻松地在狭窄的谷地中展开，并把同样是挤在山谷中却无法展开的摆着马其顿方阵的叙利亚四万大军全歼。在这一仗后，盛极一时的马其顿方阵完全消失了。

　　导致马其顿方阵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投射武器的进步，令到对敌一方可以在远离方阵的地方通过箭射和投枪杀伤阵中士兵，瓦解马其顿方阵的攻击能力，攻击能力的消失，意味着马其顿方阵防守能力的消失。微小的铁制箭头，可以穿透牛兵盾的铁制标枪，起着于关重要的作用。

　　一排排的矛举起来，前后十六排，矛的尾端也有锋刃，防你从后边上来。前五排的枪尖都搭到第一排人肩膀上面，整个方阵像一只刺猬，因为没有活动的余地，你最好的姿势就是站直了，别趴下，以免被人踩死。阵里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事实上，那时的战死者多不是被砍死，而是被践踏致死。

　　方阵的两翼有轻装步兵以及骑兵的掩护，三个军种完美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齐划一的整体，就像一台不可抵抗的机器。这里列出秦时明月对【马其顿方阵】的细节还原：1战斗开始前为保护侧翼，部分辅助兵、步兵会在方阵前面和两侧排成散兵(秦时明月中是装作慌乱，等开始快战斗就回归阵中)

　　2方阵前排的装备兵种配置。(只不过和传统的【马其顿方阵】稍有差别)这里第一排是大圆盾配合短矛(标枪)，大圆盾负责挡住下蹲时的整个身体，短矛更具机动性——接近于【马其顿方阵】的“轻装步兵”。

　　后一排是有缺口的圆盾，配备长矛，长矛架于前排肩上，盾带缺口或许能方便双手操作长矛——虽然盾牌可能更像【马其顿方阵】辅助兵配备的，但作用上感觉更像【马其顿方阵】的“常备兵”。

　　★左手持盾，在保护自身左侧的同时也掩护了相邻战友身体的右侧。3方阵中配置了以标枪(或弓箭等)为主要兵器的“辅助兵4、长矛末端有配重利于平衡，兼做长矛折断时之备用武器。5、装束铠甲的样式就不用说了，而且方阵以轻甲为主要防具，提高了机动性。当然，最后关键还要有年轻贵族带领的重骑兵。(将长矛简化成了短标枪)马其顿方阵使用的长枪应该更长，后期超过18英尺，6米左右。但看秦时明月中的战斗镜头表现：一手执圆盾丶单手执枪攒刺。辅助的骑兵装备了双刃弯刀”(尼泊尔军刀)这种【双刃弯刀】十分适合【骑兵】佩带用于作战中的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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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史书上是这样写的:“进入帝政时代之后，罗马文明更加烂熟。整体社会呈现语言文字无法完全形容的模样。战争、摆阔、贪婪、奢华、美食、浪费、堕落、贿赂、享乐、颓废、暴力、杀人、离婚，诸如此类。罗马帝国的灭亡是这些罪恶的总决算， 不过是个无可避免的当然结局罢了。” 这个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应不应该相信呢?”

　　“这真是令人觉得好笑,不知道写下这段话的人是否曾经遥想过整个人类历史。

　　基督教成功夺权至今一千七百年，罗马帝国崩溃至今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岁月，然而人类是否让上述的任何一项罪行成为历史呢?”

　　“不过，根据我的印象,在罗马时代这些罪行并非潜藏在社会阴暗面，而是正大光明的进行。在介绍古都庞贝城的书报专辑里，不也都会加上享乐的都市庞贝之类的标题吗?”

　　“如果光凭青楼遗址及其内部壁画上写实的春宫图，就断定罗马人是享乐至上的民族，那么西元79年死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庞贝城居民也未免太可怜了。

　　假如因为地震等天灾，整个日本被掩埋了，百年后只有新宿的歌舞伎町附近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那么看到遗物的人会不会对性产业的兴盛感到惊讶，就此认定百年前的日本人满脑子只有房事?”“可是无风不起浪，罗马人也不可能跟这些恶行无关吧。”

　　这当然。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说，罗马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的集结。当然罗马人也和这些恶行脱不了关系。

　　可是古代希腊及罗马人理想中最高的“德”， 并非“根绝”罪恶，而是有所“节制”。换句话说，他们并不以根绝罪恶为目标，而是与恶行有节制的共存。不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佩里克利斯，凯撒或是奧古斯都,这些人并非不喝葡萄酒，只是不会喝醉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懂得平衡，并成功地加以控制,即使不高举杜绝万恶等诸如此类违反人类本性的伪善旗帜，照样可以活得不失人类的格调。至于要如何让人能时而自觉节制呢?对于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来说，这是宗教的领域。对于罗马人来说，则是由法律负责。因此在罗马法中，只有杀人等重大罪行才列为需要“根绝”的对象，其他恶行则是在“规范”之下。”

　　“像这样温和的处界，那能提升道德呢?”

　　“这就要看是提升道德重要，还是让人类社会适度发挥作用重要了。 这也是关于平衡的问题。请回想一下，至今为止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正义的人到底犯下多少恶行?这才是应当要根绝的恶行，然而可惜的是人类至今尚未成功。和这种大恶比起来，上述的恶行还在能由“节制”概念控制的范围内。再说，法律规范仅止于这程度，还能抑制狂热的假道学横行逆施呢!”“可是罗马帝国到了最后,不是因为你说的小恶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吗?”

　　“根据吉朋的罗马史观，五贤帝的最后一位马库斯奥理略皇帝逝世后，罗马帝国也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这点笔者也有同感。不过，如果这些恶行就是罗马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的话，五贤帝时代后的罗马人行径应该会越来越过分才是。但是根据最近学术界年轻一代，终于开始摆脱马克思史观与基督教史观的学者的研究认为，西元二世纪的罗马人在伦理方面要比一世纪的罗马人来得善良。如果是这样，国家的衰亡却没有因此减速。这是否意味着，衰败的原因不在于颓废的人心呢?”“那么到底衰败的原因在那里?”

　　在人类的内心深处。要记得，就算是恶行，进行时也相对需要能量,这点是在探索人们内心时不可忽略的。

　　庞贝人被后世认定为贪图享乐的堕落者。确实,他们频繁出入青楼，喜爱欣赏残忍的剑客决斗。然而在同时,他们也是将每天辛勤所得的农产品与海产出口到全地中海地区的充满活力的人民。这些人在各方面享受人生的时候，正值西元一世纪后半，当时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四百年后帝国将面临灭亡，而这段期间内甚至包括被视为罗马皇帝中最罪大恶极的尼禄皇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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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人的历史从意大利中部的台伯河开始：当代的历史学家推断罗马建国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而罗马形成真正的城市形态是公元前6世纪。

　　民族历史

　　荣誉至上的民族

　　罗马的贵族仅仅意味着拥有荣誉，但与拥有财富则是毫无联系的。

　　公元前3世纪80年代，皮鲁斯大帝在接待罗马使团的时候得知团长非布利西阿在罗马颇有势力，但却很贫穷时，开玩笑式的说，如果非布利西阿愿意，就带他去伊壁鲁斯共享荣华富贵。而非布利西阿严肃的回答“国王啊，无论你的朋友也好，你自己也好，都不能夺去我的独立。我认为，我的贫穷比你们这些忧心忡忡的国王们所有的财富都更加幸福些。”(阿庇安<<罗马史>>上卷)

　　同时，贵族也没有夺取权力的野心。

　　共和制早期，一次外族入侵，由于情况紧急，根据罗马当时的制度，元老院决定推选一名独裁官(任期6个月，在此期间拥有全罗马至高无上的权力)，贵族肯奇那图斯接下了这一重担。他用了16天的时间击溃了敌军，然后解甲归田。连恩格斯都称赞他是一为“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罗马人很看重“廉洁”，我想也许当权力无法直接转化为财富的时候，人们对权力的追求就会大打折扣吧。

　　另一方面，虽然罗马早期的共和制对贵族有极大的“优惠”(这点在其后的时间里逐渐得到了改善)，但同时也承担着很大的义务。也许当时的罗马平民反而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吧”。

　　阶级的权利与义务

　　罗马将市民(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分为7个等级。这种区分虽然基于个人的财产，但却和其他国家那种以财产多少定身份优劣的做法完全不同。这种划分方法就好比现代社会中的“金领、白领、蓝领”一样，本身并没有鄙视贫穷者的成分。根据罗马的制度，财产越高的所负担的兵役就越重，如最富有的第一等级要提供1800的骑兵和8000名重步兵(武器自备);而最贫穷的第7等级则只要提供500人的预备役即可。(以上数据是共和初的，其后根据具体情况会有所改变)。而在罗马，超过55%的士兵来自第一、二等级。打战时，他们要随时准备牺牲;就算没有战事的时候也要为罗马城修建公益设施。早期罗马的灌溉、排水系统和竞技场、剧院都由士兵修建。可以说在当时的罗马，有钱人拥有权力，但同时也要尽更大的义务;而穷人的义务就是“富起来”。

　　还是来看几个例子。

　　罗马名门发彪斯一族，在连续的几场保卫罗马的战争中共有4000人战死，其中和发彪斯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就超过400人!整个家族在战后基本上只剩老弱妇孺。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后期，这可以说是罗马继坎尼一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公元前211年，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战败，罗马军几乎全军覆没;在意大利战场，汉尼拔入侵已经超过10年，而战局始终无法明朗。公元前212年汉尼拔又分别在北卢卡尼亚和阿普里亚歼灭罗马超过3个军团的兵力。由于罗马已经连续10年以上在各战场维持近20万的总兵力(而且还必须不断补充战争中的消耗)，罗马人的经济能力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增税，也许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这是战时仅有的做法吧。但罗马人似乎更有“创意”--捐献。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捐献并不是统治者大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从百姓身上搜刮，捐献的范围仅限于这些统治者。“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都要把自己多余的金银珠宝提供出来。每个元老只能为自己和妻子儿子各留一枚戒指，妻子和女儿各留一盎司的金子，还有每人5000阿斯的铜币，除此之外的一切财产都要提供出来作为战费。”(<<争霸地中海>>)

　　“大体上说，从罗马共和之初(前509年)到布匿战争结束(前146年)，其间的400年左右，罗马人是生机勃勃的”(<<世界文化史>>)其时整个社会崇尚简朴，公民爱国心与勇武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扬，有力的促进了罗马社会的进步。而其后随着共和制的结束，特别是帝国制的确立，虽然在国力上达到了空前的强盛，但由于希腊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这里的享乐主义并非是早期古希腊的追求“肉体上无痛苦，心灵上无干扰”的淳朴享乐主义)、加上奴隶制经济的增长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奢靡之风逐渐滋长，对财富的追求日甚一日，道德开始沦落，世风随之败坏，重视法治与守法遵纪的传统观念亦被践踏”，真是所谓的“物欲横流，人心不古”。

　　人们常说“辉煌的希腊，伟大的罗马”，共和制时期的罗马还真是一个让人神往的时代呢。

　　古罗马的民族融合

　　图蒙森的《罗马史》说，罗马人不是征服意大利，而是把意大利的所有民族统一成了一个国家。罗马人诚然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只不过是一支而已。蒙森的这个说法肯定了罗马人是古代意大利各民族中的一支，但在统一所有意大利人之前，罗马人是不是一个混合民族呢?

　　古代希腊的三大人类集团，按照顾准的看法，分别是指爱奥里斯人、伊奥利亚人和多里斯人。其中，爱奥里斯(或译伊奥利亚、彼奥提亚)人在希腊北部，伊奥利亚(或译爱奥利亚)人在中部，多里斯(或译多利安、多利亚)人在南部。这三大集团几乎分布在整个希腊半岛上，他们除了在希腊本土建立各自的城邦以外，还有各自的海外殖民地。

　　据希罗多德说，所有的伊奥利亚人都是起源于雅典的，他们在亚细亚建立了12座城市;爱奥里斯人在亚细亚也有12座城市。据修昔底德说，雅典人殖民于爱奥利亚和大多数的岛屿上，伯罗奔尼撒人(即多利亚人)建立大多数殖民地于意大利和西西里。 与希腊人相比，古意大利的原始人群似乎更多也更复杂，不过也能分出三大人类集团。按照蒙森的看法，这三大集团或种族分别是指拉丁人、萨贝尔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这三大集团基本上定居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或在台伯河及其周围地带。其中，拉丁人在台伯河的拉丁姆地区，萨贝尔人(或译萨贝利人)在台伯河以东以南，埃特鲁斯坎人(或译伊达拉里亚人)在台伯河以西以北。

　　希腊人的三大集团分布在几乎整个希腊半岛上，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反过来看，古意大利的三大集团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大概也是古代意大利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至少蒙森认为，太古时候，拉丁姆平原已是自然界最伟大的斗争场所，这快土地就是以后解决谁主宰意大利的关键之地。 罗马人无疑属于拉丁人，然而罗马人的起源，实际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涉及的问题是，罗马人究竟是一个纯粹民族，还是一个混合民族。具体地说，罗马人是否是由古意大利的三大人类集团所构成。

　　罗马最初只是一个城邦，或者是在国王统治下的城邦，罗马城创建于公元前753年，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此，即使罗马人是由古意大利的三大人类集团所构成，也是指罗马人来源于这三大集团，不是指罗马城容纳了所有三大集团。但问题是，罗马人是否混合了这些不同的集团? 在古意大利的三大集团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拉丁人和萨贝尔人属于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或者确切地说，他们同属印欧移民，尽管他们又有各种不同的分支。比如在萨贝尔人中，最强大的一支是萨谟奈人。至于埃特鲁斯坎人，则被看作是更古老的非印欧人，他们的发展和扩张可能更早。无论埃特鲁斯坎人来自何处，蒙森的如下看法似乎已被接受：埃特鲁斯坎人与拉丁人和萨贝尔族的意大利人大不相同。

　　不过，蒙森本人特别反对把罗马人视为混合民族的看法。他说，把罗马人看作是混合民族的人，用种种方法来证明远古的罗马是意大利的三个种族所构成，结果罗马人被变为由埃特鲁里亚人、萨宾人、希腊人等等民族组成的混合物。蒙森承认，这里确实发生过不同民族的混合，但他强调，不能因为罗马人容纳了其他民族而说罗马人是混合民族。蒙森的这个观点看来并未被人接受，在他之后的学者即使不说罗马人是混合民族，也不认为罗马人是纯粹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罗马人的部落包含有异族成分，而希腊部落则是纯种的。摩尔根所说的异族，主要是指埃特鲁里亚人。在他看来，拉丁诸氏族具有共同血统，而萨宾人等氏族与拉丁人都有亲戚关系，只有埃特鲁里亚人与之没有血缘关系。在罗马人的三个部落中，第一个部落的一百个氏族都是拉丁人，第二个部落的一百个氏族大多是萨宾人，第三个部落的成分都是异族人，包括埃特鲁里亚人。

　　按照摩尔根的看法，罗马人的三个部落，是在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建立后逐渐形成的。罗马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约公元前576-前533年)开始改革时，这三个部落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罗马人形成国家或进入自己的政治社会之前，罗马人已经混合了古意大利的不同人类集团。摩尔根有关罗马三个部落包含了异族人的观点，似乎也没有被其他学者所接受，至少恩格斯在引用摩尔根的著作时并不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其他学者差不多都提到了罗马人与萨宾人的结合，甚至还可能涉及到埃特鲁斯坎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木卢斯(他的名字有多种译法)自然是拉丁人，罗马起初是拉丁人的一个移民中心，或是拉丁人最早的首城阿尔巴的殖民地。这意味着，罗马首先属于拉丁城市或属于拉丁城市之一，罗马人首先属于拉丁人。此外，罗马城的创建者同时也是罗马的第一位国王，因此这第一位国王也一定是拉丁人。

　　看来，问题主要出在后来统治罗马的几个国王身上。 传说罗马总共有过七位国王，除了第一位国王之外，其他国王可能并不都是拉丁人。《意大利简史》的作者说，有人认为，罗马曾经分别为萨宾人和埃特鲁斯人所统治。在萨宾人统治时期即在第三任国王统治时，罗马摧毁了拉丁的都城阿尔巴并取而代之;在埃特鲁斯人统治时期，罗马则在拉丁姆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主宰权。按照这个说法，最初属于拉丁人的罗马人，即使不是一个混合民族，也不是没有可能融和其他的古意大利人。

　　不管罗马人是不是一个混合民族，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罗马人能够融和或同化其他不同民族。假如像摩尔根所说的那样，罗马人的部落包含有异族成分，而希腊部落是纯种的，那就可以认为，无论最初的原因来自何处，罗马人一定很早就有了容纳其他民族的经历和意识。 从另一角度看，这似乎也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至少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信：保存古代公民的纯粹血统，不容任何外族血统掺入的政策，阻止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繁荣并加速了它们的灭亡。罗马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自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更光荣的行为。

　　罗马法

　　罗马人留给人类文明许多宝贵财富，其中最宝贵的一份遗产就是罗马法,它以内容丰富、体系完备而闻名于世。

　　按形式分：习惯法

　　成文法

　　按结构分：公民法

　　万民法

　　自然法

　　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法律对社会统治的持久维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民法激发和调动了平民的爱国热情和参政积极性。

　　万民法万民法则最大限度地理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而有助于巩固罗马政权，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恩格斯说：“罗马法是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是“充分预料到现代私有制的法律”。

　　近代欧洲都以罗马法为基础，制定了本国的法律制度，如《德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等都以罗马法为法律蓝本。

　　世上许多国家的陪审制度、律师制度、诉讼原则都渊源与罗马法。世上公认的法学理论、法制民主原则也均发端于罗马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正至上的法律观念，成为法治建设永恒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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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人的历史从意大利中部的台伯河开始：当代的历史学家推断罗马建国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而罗马形成真正的城市形态是公元前6世纪。罗马作为一个城市要发展，就必须解决台伯河洪水问题。一说到古罗马，它优秀的土木技术常常被人提到，这也许是跟解决洪水问题有关系吧。

　　简介

　　从罗马城市国家到罗马帝国：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放逐了伊达拉里亚人，建立了共和政体，以后，逐渐征服了近邻地区。罗马城市国家站在其他自治国家之上，作为城市联盟的盟主进行统治的传统，到罗马的统治扩大到地中海全部区域的历史时，罗马市不但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而且不要忘记是罗马城市建立了罗马帝国这个事实。

　　皇帝们的时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这位指挥罗马城市改造的皇帝为将砖造的罗马改变成了大理石的罗马而自豪。帝政时期，以大圆形竞技场为开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对历代皇帝来说，建造规模宏大的建筑物，不仅能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威信，还能使很多人得到工作，达到财富再分配的目的。

　　作为教会国家的首都：罗马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繁荣发展的时代里，各种异族教派传到了罗马，发源于东方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就是这些异教派之一。法兰克王丕平于756年向教皇领地的开端。从此以后，罗马作为意大利中部教会国家的首都，他的命运与教皇权力的盛衰联系在了一起。 罗马的再生：罗马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再次走向繁荣是15世纪后半期了。1450年圣年时大量朝圣物品涌向罗马，给教会和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罗马再次繁荣富强。

　　教皇时代：1471年就任教皇的西库斯托斯四世实行强化教会国家的强制政策，导致意大利的战乱。继承 了西库斯托斯四世建立强大的教会国家政策的是阿列库桑德尔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两个年轻的教皇与艺术家使罗马的文艺复兴达到了最高潮。

　　这样的做法不同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希腊的雅典、中国、印度、埃及………，这些民族大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只有和自己同宗同祖的人种才是最优秀的。这种思想体现出的结果是雅典只授予“父母一方为雅典公民的人”以雅典公民权(到雅典后期，甚至规定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印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中国、埃及也普遍存在歧视异族的思想。而令人惊异的是罗马人似乎生来就没有这种思想。罗马的同盟国或者是被征服地区的人，只要愿意就可以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当然，这只是指制度最宽松的时期)。而奴隶也可以通过“赎身”重获自由，虽然“被解放自由民”不拥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但他们的子女却有。奴隶的子女不一定就是奴隶，这恐怕是罗马人最不同于其他奴隶制国家的地方吧。

　　尽管希腊人在民主、哲学、数学方面的成就比罗马人更加辉煌，然而罗马人在军事、法律、建筑、交通方面的成就却更胜一筹。和希腊的雅典比较，你还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虽然罗马人采用了共和制，但贵族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直到屋大维为共和制画上句号，这个本不应该属于“民主制度”的阶层都没有任何消亡的迹象。一方面，必须承认，罗马人在民主精神上和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上并没有雅典人强烈。但另一方面，罗马贵族的“模范表现”成为了平民接纳他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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