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税之弊

　　万历的税使对全国的祸害是很彻底的，包括烽火一直不断的辽东。辽东居住的有很多少数民族，这个地区的居民性子都很豪放火爆，也更容易激起愤怒，所以当恼人的矿监税使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之后，辽东的民心就无法挽回地涣散了，辽东驻军也频繁哗变，东北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愈渐笼罩着动荡的阴云。这里少数民族聚集，比如蒙古族，朝鲜族，还有女真。

　　女真原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唐朝的“渤海”和宋朝的“金”一脉的，到了明代时，已在东北黑龙江、牡丹江一代广泛存在。明政府为了方便统治，在这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设了一个叫“奴儿干都司”的部门，管理安抚女真，同时也在军事上监视、安抚他们，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相互牵制。女真内部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不同的部族，明政府一直压制着它们，防止某个势力过于强大，平衡发展。这样百年以来虽然偶有冲突骚动，却也基本上相安无事。直到万历的矿监税使打破了辽东的宁静。女真的部族也开始炸开动荡的火花，后来，这变成了大明王朝永远的梦魇。开启这一切的关键人物，当时还只是建州左卫的一个指挥，他叫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家世代供职在建州左卫，受大明王朝封赏，按时向朝廷进贡，安分守己，忠心耿耿。有多忠心呢?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的祖爷爷经常带兵骚扰过明朝边境，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发扬大义灭亲的精神，带着时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对祖爷爷发动总攻并杀之。但不幸的是，本是忠心的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也莫名其妙的被弄死了。对此明政府给的解释是，误伤，然后给了努尔哈赤一些财物啊、名头啊的安抚，但这件事在努尔哈赤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孩子也不是个想想就算的小草寇，他利用矿税使辽东军民大乱以及三大征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机，积累实力，一点一点吞并建州女真，征服海西女真，成为了东北最强大的力量。

　　他做的这一切明政府看不见吗?明政府应该比谁看的都清，但是怎么说呢，没工夫管，眼前的三大征都打不过来，女真内部互相厮杀就先由着他们去吧。辽东问题不断有大臣上书，要警惕女真的动向，但是万历没有力气去给他们像明成祖远征那样强有力的打击了，他只能祈祷努尔哈赤像杨应龙一样，过不了几年自寻毁灭。这种祈祷显然是无效的。努尔哈赤的野心与心计要比明朝担忧的官员们估计得还要深，绝不是一般流寇草莽之辈。他一方面兼并着辽东的军队力量，一方面却对朱氏皇家表现出相当的尊敬恭顺，该进贡朝觐一样都不少，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软化着中央政权的怀疑，让忧心忡忡的文臣武将们在担心之外存有一丝“他或许也没有二心”的侥幸心理。实际上，努尔哈赤是怀着天大的志向与冤仇，最终拉着朱明江山给他的爷爷、父亲陪了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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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税之弊指的是明朝时期由于靠矿监和税使征收矿税，导致的一些列民间反抗的事件。

　　明代矿税，也称坑冶之课，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矿质颜料) 等矿产物质课税，以金、银为主，其他皆微不足道。金银矿开采大都采用官府垄断制，由政府主持开采。间有民采，须经允许，其课额也重。

　　明初，统治者不主张开矿，认为投入劳力多，产出矿银少，虽然订有矿税税额，但数额极少，人民负担较轻，如福建各地矿场岁课仅2 670 余两，浙江岁课为2 800 余两。

　　永乐年间，明成祖虽也反对采矿，但矿禁已松，矿课逐渐增加，福建矿课岁额达32 800 余两，浙江达82 070 两，但已导致地方负担加重、矿民疲困、治安混乱等问题。

　　明中期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重视矿冶，广泛组织开采，“税由此大兴矣”。

　　嘉靖以后，采矿大都由中官、权贵把持，成为主要搜刮之所。

　　明万历时派太监征收矿税，成为虐民暴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 诏开各处矿冶，并专派宦官为矿使、矿监，承旨四出勘查，乘机勒索钱财。从此，矿监横行天下，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勒索银课200 万两。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矿税荼毒，祸及各地。矿税苛索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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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税的开端是在万历二十四年，这一年宫中遭遇大火，乾清宫和坤宁宫先后毁于火灾，次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又再次焚烧殆尽，同时播州和朝鲜也是兵祸连结。宫殿需要修缮，军费支出庞大，而太仓国库空虚，户部束手无策，所以需要额外增加税源。开矿向国家缴纳税收，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但实际情况呢?

　　神宗委派的矿税负责人是内监。内监负责某些财政征收，在明朝并不新鲜，江南三织造就是由织造太监负责督管。但织造被控制在范围之内，矿监税使的权力却得以泛滥。被派遣到地方的矿监税使，以天子特使自居，无视地方行政机构，在地方任意横行，中饱私囊，祸国殃民。地方有司或叹然无奈，或沆瀣一气，或力争不过反遭打压，最终激起民变，例如万历二十八年，矿监陈奉恐吓地方官民，其党羽有恃无恐，私闯民居，奸淫妇女，掠夺民财，最终激起武昌民变。

　　二十余年的矿税征收，各地矿监前后上缴矿税不到600万两，而《明史》所记载的万历援朝战争就糜费700万余两，所以说矿税对晚明国家财政的纾缓并无显著作用，但实际危害却遍布史书。矿监贪污数量十分惊人，陈奉在湖广征收矿税不过两年，离开时所带走的私财却十分庞大，且为人作恶多端，当时的巡抚支可大怕他会在路上遭遇报复和抢劫，特地派遣大量士兵予以护送。

　　矿税为祸惨烈，当时已是天下皆知。无论上到朝堂重臣，包括内阁在内，还是地方官吏，请求神宗撤销矿税的疏文几乎无日不有。甚至神宗也深知矿税的危害，所以在万历三十年，神宗患病，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和诸臣，口授遗诏宣布废除矿税。但没过几个时辰，神宗身体好转，反悔废除矿税一事，前后派遣二十余名内侍索要遗诏，沈一贯无奈交出。另据记载，当时的司礼监太监田义曾极力劝阻神宗不要收回成命，神宗大怒，拔刀欲砍。后来田义曾当面埋怨沈一贯行事怯懦不能坚持。

　　所以说，万历年间的矿税本身并不十分过分，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极大问题，以致病国祸民，对财政补益也不显著，导致朝野一片反对之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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