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察

　　明代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尤其是京官的考察，牵动朝廷上下的敏感神经，明末持续五十多年的党争，到最后弄得腥风血雨，“东林党”的名号也普及到了市井乡野的角角落落，毫不夸张地说，起因就在于六年一次的“京察”。

　　追了个讲政治圈游戏的美剧《纸牌屋》，腹黑男主有句名言：“权力跟房地产一样，越靠近中心就越值钱。”同理，京官与外官，当然是京官更值钱，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呀。所以京察就尤其受人瞩目，这可不仅仅是“非升即走”的问题，连带的事情有一大串呢。

　　考核有三等，优秀、合格与不合格。查查《实录》之类的史书，不合格者，大都是用下面这两个词来冠名：“不谨”或“浮躁”。话说这“不谨”与“浮躁”确实是好词，什么都可以往里套，大到贪赃枉法，小到穿错衣裳违了法度，都可以用。但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些穿错了衣裳或贪搂了妓女的“不谨”，未免会心中不平，我这点事，能与贪了十二处田宅、百万两白银的那谁谁一样吗?但史官不管，一律记一笔“浮躁”。儒家士子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福，哪能容忍这样的事?所以这京察首先就与声名相关，事关清誉，博上性命也要争。

　　废除科举以前的知识人，也就是“士子”，与政治休戚相关，戏文里唱“封妻荫子”的荣耀，那是真的。你想当隐士?很好，写写“和陶诗”就好了。想去实施?那就是你对不住父母妻儿宗族了。看看明人文集里的墓志铭、行状，多少慈母含辛茹苦，就是希望儿子能得一第，最终为父母挣个诰命封赠。又有多少孝子在那痛心疾首，哭诉自己没能早立功名，使得父亲生前不得封，死后才获赠一官，勉强告慰一下先灵。

　　但这个封赠，首先得过考核这一关。外官、京官一视同仁，三年或六年任期满，并考核合格者，才可以请封赠父母先人，一品可封赠三代，二至三品二代，四至七品一代。如果考核不合格，这个封赠就不能请了。不合格的处罚是降级调外任，或令“闲住”，或直接命令“致仕”等。再甚者，便是有罪削籍，或投入大狱了。这时，不要说请封赠了，就连已经封赠的，也要追夺回来。可见这考察，非但是“非升即走”，并且是非升即麻烦了。我忍不住替古人想了一下，去大理寺坐个牢应该没问题，但出京后，得把父母墓碑上的封赠诰命给挖了、改了，简直不能忍!所以这京察让人不争，怎么可能?

　　一方是必争之地，但另一方，六年才遇一次京察，不逮住这个机会清除异己，更待何时?所以，政见不同者，便在京察之年，全方位无死角地展开博弈乃至搏斗。其实六年一京察，也并不是明代一立国就有的，而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成了定例(王世贞《弇州史料》)。最早用这个机会公开清除异己并完胜的，应该是严嵩与张居正。但这两位的完胜，并不能为继任者完美承袭，因为尝到京察厉害之后的官员，不那么好对付了，科道互纠，弹章四出。一句话：就算得逞，也别想清静。比如后来的王锡爵、沈一贯，就被这些言论倒逼得不得安宁，直到再三再四上疏请辞为止。

　　明代京察的结论比较模糊粗糙，但程序却严肃严密，看上去与模糊粗糙丝毫不搭边。考察由吏部、都察院长官及河南道掌道御史共同主持，吏部侍郎、文选司、考功司郎中辅佐，而以吏部尚书权职最大。京察前，吏部会下发九卿科道官员，关于各官员情况的访单，类似于今日的问卷调查。推选官员的访单需要具名，但考察所用的访单不用具名，这就难免使一些收回的访单像告状信甚至诬告信。但这种“秽状满纸”的访单，一般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不会进呈给皇帝(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考察访单》)，也不会散布出来，只是作为京察的参考。但也有例外，如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尚书孙丕扬把关于丁此吕的访单进呈，皇帝震怒，丁此吕因此削籍遣戍。

　　即使被评为下等，也不会立即得出处罚结论，而是要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再下部院覆核议论再定。程序上看起来这么完满的京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是非颠倒的冤假错案，以致聚讼不已，竟至分党而立，水火不容呢?万斯同干脆称“门户之祸起于京察”(《明史稿》卷七七)。究竟是京察导致了对立呢，还是京察只是对立的一次集中体现，还真不好说。

　　京察结果的严酷，有比“非升即走”严重百倍者，但其过程，却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完全遵循文人政治的特色。明人周念祖编有一本《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抄录了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前后相关官员的奏疏、揭帖，共八卷，多达三百来个帖子。试来看看帖题：史记事《大乱将作疏》、金明时《察曲关系匪轻疏》、王图《病亟思归疏》、金明时《险臣秽恶昭彰疏》、徐缙芳《揭贪臣设谋布毒》、郑继芳《邪谋愈出愈奇疏》、史记事《邪党蓄谋已久疏》、徐缙芳《揭大奸煽祸陷人》、许弘纲《告天文》、孙丕扬《倡言要挟疏》、秦聚奎《舍死报国疏》……是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大字报这种体裁，早在明代京察时，就已经运用到炉火纯青了。

　　万历辛亥京察的日子初定三十九年(1611)二月初二，后来延宕到三月初二。而这些揭帖、奏疏，早在三十八年(1610)冬就开始在京城漫天飞了。看所署日期，从十二月初七、初八日开始，双方一天一帖，接下来保持两天一帖的匀速，直到十二月廿五。年假倒也与现在放得差不离，歇了几天，正月初八日，再重新开始发帖互攻。后来发帖放缓，但一直持续到京察一年以后。

　　以今度古的话，揭帖，类似于公开信、大字报;奏疏，是检举信;邸报，则像官方微博吧。一篇帖子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字，最快一两天内更新回复。现如今的我们，想在朋友圈围观个热点，也得等上两三天甚至更久，才能见到一篇像样的回复帖。网络虽快，但架不住几千、上万字的辩论文，写得没古人溜啊!

　　对这些你死我活的京察斗争之类，我浙大名臣倪元璐有个阴谋论的说法，说是万历以来有三个变局，起先是皇帝静摄，看着臣子互斗，类如“鼠斗穴中”，反正是勇者胜嘛。虽然时败时胜，但大概是好人胜多，坏人胜少。后来呢，好人胜少，但好人还可以说“我是君子，虽败犹荣!”勉强有点阿Q的乐观主义精神。到最后呢，发现都是坏人胜，因为坏人会耍阴谋;因为只有耍阴谋才可以胜，所以就都成了坏人。等等，笔者插播一下，倪先生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斗到后来，就没好人了?不知猜得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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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却很骨感，特别是对四品以上官员的考察完全沦为了一种形式，因为京察的方式很有问题。京察主要就通过臣子写“自陈疏”的形式，由臣子自己向皇帝报告过去六年工作中的种种不足，希望皇帝能够罢黔罢黜自己。皇帝在看完自陈疏后，通常对臣子多加鼓励，然后将其留任。

　　这种以“自陈疏”为主要方式的京察方式明显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首先考查讲究客观，但自陈疏纯粹是官员们的一家之言，而不是他们过去六年的实际政绩。自陈疏虽然都是揭露自己的种种不足，但大多数文过饰非，不暴露实际问题，将重大的问题隐藏起来。

　　其次，以六年为一次考察周期，时间间隔过长，大多数能力有缺失或者政治斗争失利的官员早已经被清除出局，不需要专门等到每六年一次的京察。时间间隔过长也注定了京察注定将沦为一种形式，京察所能起到的监督作用是少之又少。

　　这一点从历次京察被罢免的官员人数就能清楚的体现。正德四年刚刚确立自陈制度，由于实施之初较为严格，两百多名官员中有八人被罢免，但到正德十年时，已经没有一人因京察而罢黜。到后来京察基本就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工具，除了少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会因自陈而去位，大部分人都可以安全过关。

　　京察既然渐渐成为一种形式，为什么皇帝和官员们都要坚持执行呢?

　　因为京察的自陈疏为皇帝和大臣间提供一条信息交流的渠道。

　　拿臣子来说，平时和皇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奏章进行的，但奏章一般所说的都是正事，很少谈及个人私事，除非是乞休、上疏告病。自陈疏则不同，是官员们的自述，内容由官员自我发挥，臣子可以充分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情况，以获得皇帝的瞩目。对于那些刚提拔上来的京官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向皇帝推销自己的机会。

　　对皇帝来说，通过大臣的京察自陈也能够让他掌握大臣们的详细履历、为政经历，他可以从中挑选一些自己中意的官员着重提拔，更能够展示作为皇帝的权威，这一点对新登基的皇帝尤其重要。先朝遗留下来的老臣如果对新皇帝不满或不服气，新皇帝可以恩威并施，罢免一些官员或者在自陈疏上进行训斥，通过权力的微调来震慑臣下。

　　因为有以上两个作用，虽然京察基本流于形式，但到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之时，皇帝和大臣都得卖力表演：大臣们死活辞职，皇帝拼命不让。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下明朝官员们的卓越演技。

　　按明朝官员的升迁规则，能够到达四品官以上的官员一般都是历经了十年寒窗苦读和多年来在仕途上的打拼，自然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归隐山林。但是自陈疏要谦虚，不能夸自己有多好，而是要说明自己的缺点，让皇帝罢自己。于是每到京察年，这些官员们就要绞尽脑汗想类似于今天“领导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注意身体"的缺点。

　　其中最常用的招数就是说自己年迈体弱，无法胜任工作，如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毛伯温就在自陈疏里说：“臣行年五十八岁，落齿有三，入仕三十二年”。五十八岁做到二品大员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年轻了，人家严嵩80多岁还奋战在首辅位置上呢?

　　海瑞上的自陈疏则更加扯淡了，“臣禀质庸愚，才猷浅薄; 感德之情无穷，报德之才不称; 言思供职，有负初心”，全文完全不说初心是什么，只是在空谈自己自己资质愚钝，才疏学浅。毕竟对于海瑞这样的清官来说，要他说自己的缺点实在太难了，只能写这些谦逊的空话。

　　有些官员的自陈疏就更厉害了，通篇都在谈自己为政如何无能，实际上则是告诉皇帝事情这么多，你离不开我。如万历初年张居正刚开始改革，就碰上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他不想离开朝堂却又不得不写自陈疏，于是他只能这样写：

　　臣性质闇昧，学术空疎，虽不敢逞小智以紊旧章，而综理剧繁，力有不逮; 虽不敢昵私交以树党与，而老成英俊，荐拔未周; 虽不敢怙权势以便身图，而水旱贼盗之时闻，吏治民风之未善，徒切忧惶，一筹罔效。是臣奉职无状之明验，可见于此矣。

　　张居正表面上是说自己奉职无状，但实际上却是在夸耀自己过去六年来处理好了繁琐的政务，选贤用能，而且现在吏治民风不善，天下并不安稳，皇帝你还得倚靠我呢!

　　对这些违心的自陈疏，皇帝自然不会一封封看和批示，只会对一些亲近的重臣或者亲睐的臣子亲笔批示，以资鼓励。决大部分官员的自陈疏到了皇帝那里，都只有“不准辞”“不允辞”三个字。

　　正所谓人生如戏，明朝的京察大部分时期也是在演戏，既然站在了舞台上，那皇帝和臣子们都只好且演且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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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历史到了万历年间，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一场接一场的内部斗争逐渐拉开了帷幕，在每场战争中，都是所谓的正邪之争，其实在正邪的背后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万历前10年，张居政专政时期和万历亲政的前四年，朝政还算是比较清明。士大夫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可提的。

　　但从万历十五年开始，酒色财气都占了的明神宗开始怠政，开始20多年不理朝政的漫长岁月，也就是在此时，晚明的党争形式逐渐开始酝酿。

　　万历朝后期开始的党争有三个特点：一是党同伐异，将本党的好恶变成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准;二是对立的两个派别在分野之后，各自一直保持其基本阵容，直至明朝灭亡;三是融合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斗争。

　　简单总结一句，万历朝代的党争是以所谓的正邪之争开始的。

　　首先是争国本，因为明朝年间万历十分宠爱郑贵妃，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迟迟不立自己的庶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因此朝臣们据理力争，经过长达15年的时间，明神宗最后被迫立朱常洛为太子。

　　国本之争的胜利，在士大夫中酝酿了正气。随后的几次京官考察和楚宗案，都是正邪之间的交手，争得内容呢也主要是以争夺首辅和朝中的官员任命为主。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的太监，太子内侍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了这一男子。

　　在提审过程中，得知这一男子名叫张差，他说话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

　　于是，东林党主张继续追查张差是否是真疯癫，而浙党为保全郑贵妃的地位，不主张继续追查。在这次斗争中，东林党的王之寀利用威逼利诱，套得张差口供。

　　终于知道张差是受郑贵妃手下两个太监刘成，庞保指使的。但张差和两个太监都被处死，调查也就此止住。史称：梃击案，这场斗争，东林党获得了胜利。在随后的京察中，五党大为得势，将东林党人大肆排挤出去。一直到万历死前，五党都是在朝廷中大占上风的。

　　随着明神宗的去世，光宗即位。东林党的势力重新抬头，因为东林党在争国本和梃击案中对光宗的帮助很大，所以明光宗大力起用了东林党人。

　　但光宗仅仅即位一月，就因为食红丸而死。随着光宗的死，移宫案和红丸案又给东林党人提供了表现的机会。

　　移宫案是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以左光斗，杨琏等人为首，他们让既不是光宗正宫，也不是熹宗生母的李选侍移出乾清宫，不准他和熹宗一起居住乾清宫。

　　因为司礼太监王安在东宫时就和李选侍不和，所以在移宫一事上王安也支持东林。《明史》中为了替东林说话，说李选侍和客、魏是一党，这是不正确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李和客、魏并没有合作的基础。在大臣宫外的促请下，熹宗和王安在宫内催逼下，李选侍被迫移宫。虽然《明史》中说，李选侍不肯移宫是想以拥皇太子以自重，但东林逼李选侍移宫也是担心会出现武则天垂帘那样的事情。

　　从后面的历史情景来看，东林这些书呆子们输得很惨，因为光宗的皇后早亡，李选侍移宫后，后宫没有女主主持。熹宗因为年幼，所以只能依靠乳母客氏，客氏成了皇太后，魏忠贤成了监国。

　　移宫这件事上，东林党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的利益导致后面自己集团的毁灭。

　　移宫后，东林党人又继续清算红丸案。本来光宗的死因很难断定就是因为红丸致命，但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结，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

　　因为在移宫案中熹宗对东林有好感，所以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明朝朝政处在东林党的掌控之下。东林党继续打击浙，楚等五党，将朝中的“邪派”多数清除……

　　东林党与群小及其皇帝后台之间的斗争，全部围绕“公”、“私”二字。东林党用“公”字衡量一切，只要不合于“公”，即便面对皇帝，亦不妥协。

　　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共同政治伦理的士大夫集团，虽然还谈不上有意识的、成形的组织化，但这样的政治家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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