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商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有陶文、玉石文、甲骨文和金文，而以晚商的甲骨文为最多。各种质料上留下来的文字都与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因而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为代表。甲骨文是我国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字，是晚商时期占卜记事文字，也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对于这种占卜记事文字的名称，开始有人叫它作“龟版文”、“龟甲文”、“甲骨刻辞”、“龟甲兽骨文字”，后来又有人叫它作“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虚卜辞”，还有人叫做“殷虚书契”、“殷虚文字”等，最后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甲骨文字”，简称“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几十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约有十五万片，已经发现将近五千个单字。据统计其中能认识的和能隶定为汉字者共1723字，未能认识和未能隶定的单字共2549字，另有合文371字。

　　从文字的构造来看，后人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和转注这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和假借四种。

　　象形字。都是把具体事物经过省易画出来的，例如：（犬）、（豕）之类，是象动物的躯体；（木）、（禾）之类，是象植物的枝干；⊙（日）、（月）之类，是取于天象；（土）、（田）之类，是取于地理；（人）、（女）之类，是象人形；（戈）、（鼎）、（塘）之类，是描绘武器、用具和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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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朝文字，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尚未明确证实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资料。但种种迹象表明，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国内学者马贺山认为夏朝传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传统文字学所谓的“六书”在甲骨文中大多具备，是其文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决不会是从天而降的，在它之前应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因此，在先商时代，文明程度高于商族的夏族统治者，也应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才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从文字整体来看，夏、商、周三代文字可大致分成为祖孙三代，属于同一个体系，一脉相承，同根同源，都来自于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来自同一个家族，属于近亲，是割不断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近亲。为什么古代学者总是将夏、商、周三朝连在一起，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东西，那就是——相同的文字，相同的文化，相同的文明将它们紧紧的扭在了一起。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商朝的先民原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并无文字，当商王成汤赶走夏桀之后，并没有继承和使用夏朝的官方文字，因为他们对文字与文化并没有多少认识，也并不重视，到了盘庚时期，将都城迁至殷以后，才大范围的使用夏朝遗传下来的民间俗体文字，这也正是造成夏朝的官方文字与商朝的民间俗体字之间相差悬殊的真正原因，尽管相隔三百多年，夏朝的官方文字仍保留着比商朝的民间俗体字先进的一种优势，用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尽管是三百年前的京城女子，也要比三百年后的乡野丫头时尚得多，这正是为什么造成夏朝文字比商朝甲骨文进步的根本原因所在。

　　周朝的甲骨文是沿习和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并无多大发展。周人原是生活在岐水一代的姬姓民族，农耕发达，与姒姓同根同源，人少无文字，夏时使用夏文字，商时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讨纣伐商时，是打着“奉帝命复有夏”的旗号，当把商纣赶走，建立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又恢复并且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这就是周篆为什么与夏篆如此接近和相似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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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很多朋友都认为是中国殷商时期出现的甲骨文，也有人说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那么哪一种才是正确答案呢?世界上最早古老的文字到底是哪一种呢?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的知识。　　

　　甲骨文

　　前面说了，大部分的争议都存在于甲骨文和楔形文字之间。那么我们就分别说说这两种文字。

　　首先说说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属于上古汉语(old chinese)，而非上古或者原始的其他语系的语言。出现的时期大概是殷商时期，距今大概3000多年。截止到2014年10月已发现大约13万片甲骨，4000多个单字。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0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楔形文字

　　再来说说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是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老文字，这种文字是由约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发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楔形文字被许多古代文明用来书写其语言，但这些语言之间并不一定属于相同关联的语系，例如赫梯人和波斯帝国同样采用楔形文字，但这两个语言是与苏美尔语无关的印欧语系。 ...查看更多

　　一个多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国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话谱系中常与女娲炼石补天、盘古开天辟地比肩并论。相对于远古传说而言，甲骨文的发现就像是一个近世神话，在关心这个故事的人之间纸笔相传。2014年是甲骨文发现115周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于8月11日举行落成仪式并对外开放，再度把作为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的王懿荣引向前台。当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重温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有助于我们再塑对古老汉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秋，还差几个月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这一刻突然醒来，送给新世纪一个惊喜。

　　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动商贩旧称)带了一些龟甲远道而来，按照约定找到了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此时已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

　　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而“见之狂喜”，开始重金收购。

　　人们后来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统称为甲骨文。年代古远的甲骨文因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和中国书法艺术之先河。郭沫若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练习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练字骨，刻写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练习，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多为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载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合称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促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使得20世纪中国的学术轨迹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查看更多

　　甲骨文是我国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 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 较为完整的文字。

　　1899年，山东省官员王懿荣因患疟疾， 无意间从配来的中药龙骨上发现了一些刻痕， 并产生了兴趣。王懿荣对古文学颇有研究， 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他认为龙骨上的刻痕 是古代的文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甲骨文。 此后，考古家、金石家在殷墟(河南安阳小 屯村)大规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龟甲兽骨，加上其他地方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了十 几万片。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 历史向前推进了 1000年。

　　商代甲骨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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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的古老文字，在占卜吉凶记事时往往会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文字，被称为“最早的汉字”。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现甲骨文后，清末兴起了一股甲骨文研究的热潮，最先是学者孙诒让考释甲骨文，其后大批学者也加入了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其中以“甲骨四堂”最为著名，他们对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后世的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之所以称“甲骨四堂”，有两层含义：这四人是甲骨学研究者中最为突出的，且四人的字号后都带有“堂”字。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陈子展曾有“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说法，这四人分别是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中，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研究起步相对较早，郭沫若和董作宾较晚，关于四人的具体排名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姑且将四人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分列如下：

　　在甲骨学的研究中，罗振玉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被誉为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自幼习经史考据之学，因此擅长考证，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自甲骨文被发现后，很长时间内存在着甲骨文出自何处的争论，罗振玉广泛搜集材料、经过细致地考证后提出“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溢十余，乃恍然悟以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他正确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不是传说的山东、汤阴等地，而是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他还是第一个以甲骨文体写书法的人。他与王国维一起整理研究甲骨文，确证了甲骨文中合书的现象，二人的研究由此被称为“罗王之学”。

　　王国维对甲骨学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甲骨文的考释方面，1915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考订了孟、雍、毫、费、祀、雇等八个地名，论证了“殷祭”即合祭,“外祭”即祭社。1917年他又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不仅考证出了商周时期一些人物确实存在，同时也证实了司马迁的《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同时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些讹误，并证明其确实是一部信史。王国文的另一贡献是总结了出土文献与书籍参证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甲骨学的研究有重要帮助，而且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郭沫若研究甲骨学的起步较晚，1928年他才开始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但他的研究却能后来居上，郭沫若曾出版过多部甲骨学研究的著作，包括《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甲骨文部分)等。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考证了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生活诸方面，并对当时的奴隶制度、私有财产、氏族贵族等有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考证出了殷商时期的王位继承制、婚姻家庭形态等，并得出殷商时期为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的结论。郭沫若不仅考证了甲骨文字达500多个，而且发展出了一组考证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联法，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便利。

　　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用骨断代学，他所著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与前三位不同，董作宾曾多次参加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主持整理了甲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用甲骨来分期断代，分甲骨文为五期：第一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为祖庚、祖甲;第三期为凛辛、康丁;第四期为武乙、文丁;第五期为帝乙、帝辛，对甲骨学研究有重大推进。此外，董作宾还根据在甲骨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殷商时期的历法、礼制等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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