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即位初期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多难之年，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外加遇到国丧，件件都是麻烦事。 而明孝宗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 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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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先后发生鞑靼达延汗(明史称鞑靼小王子)进犯、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1520年明武宗假藉出征江西宁王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明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

　　1534年后明世宗即不视朝，但仍悉知帝国事务，事无巨细仍出于世宗决断。世宗皇帝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明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此即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世宗时期明朝宣布海禁，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后来隆庆开关建立好背景。另外葡萄牙人在1557年开始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载垕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又称弘治皇帝。

　　事实上，明宪宗留给儿子的朝政局面并不乐观。 首先就是财政的亏空，为了镇压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减少。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还有就是行政效率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是混日子。最后就是自然灾害多，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相继闹灾，各类问题成堆。

　　对于这些情况，明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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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后，和万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的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出力。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明宪宗时期的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于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也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面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馆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明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卫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在弘治中兴时期，还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东阳，谢迁等等。对于明武宗时期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明孝宗勤于政事，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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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孝宗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明孝宗时期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明孝宗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明孝宗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

　　明孝宗个人生活节俭，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陶瓷，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 据史籍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曾数度停止烧制或减产瓷器，因此，这个时间虽不算短暂的王朝，官窑传世品的品种和数量却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续成化的工艺和风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说。近来，海内外考古成果和传世品陆续有新发现，特别是民窑青花瓷，品种多样，装饰新颖，反映出在此时官窑处于低谷时期，民窑却十分兴盛，对此古陶瓷界和收藏界逐渐都有了新的认识。

　　有迹象表明，明孝宗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普遍较素的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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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由于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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