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事件

　　历史上的黑船事件，指的是在1853年7月8日的时候，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这一事件。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黑船事件也叫做是黑船来航事件，在日本嘉永六年的时候，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亲自率领舰队驶入了日本江户湾浦贺海面的事件。当时马休·培里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致意，最后双方在第二年的时候就签定了《日美和亲条约》。当时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的日本在锁国这一政策下并局限与东北亚这一角的时候，此时的世界正在处于快速转变的时期，而像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等国成为了新一波称霸世界的强国。这些国家在经历了产业革命、交通革命等革命的洗礼之后，逐渐开始为了产业革命后所需要的原料、市场、殖民地与转运站积极经营远东。

　　在此之后，双方在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而这一条约可以说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签订条约之后，其他的西方列国也开始跟随美国，开始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像英国，俄国，荷兰等的西方国家都与日本签订了相关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日本在这样的压迫下，不得不结束了本国的锁国时代，幕潘体制也开始随之瓦解。在1853年的7月8日，美国海军派培里准将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地区。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日本幕府不得不接受开港要求，最终在1854年3月31日的时候，日本与美国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一条约，而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

　　在1853年7月8日的这一天，日本发生了“黑船事件”。美国东印度舰队的准将马休·培里率领了有4艘战舰前进驶入日本江户湾，并通过用武力的方式来威胁日本幕府停止“闭关锁国”的政策。至于事情的发生与经过就让我们会回顾到这一段历史当中。历史上的“黑船事件”的发生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首先是第一个阶段：在1853年的7月，当时美国的准将马休·培里率领了4艘战舰前进驶入日本江户湾口，并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威胁幕府打开国门。面对马休·培里所带来的黑色铁甲军舰，日本人也是第一次见到。马休·培里赠给幕府显示工业文明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幕府却只能用大力士搬来回赠的大米来展示自己国家的实力。对于此次的马休·培里来行事件，令日本大为震惊，并且也使得日本深深的感受到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因此，在日本的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之为“黑船来航”。由于当时日本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逼下，日本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但是又害怕在接受培里的要求后，会受到国人的斥骂，于是就约定培里在下一年在给予答复。第二个阶段：在1854年2月13日的时候，培里再次率领着舰队来到了日本，此次的一共有7艘军舰，并一直深入江户湾内，面对培里的强硬姿势，日本幕府也只能接受培里开国的要求，于是双方就签订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后期阶段，日本被迫结束了锁国时代，幕潘体制也最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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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过西方世界，轮船的轨迹就注定要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世界贸易一体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固守自己自主的小农经济，隔绝于世界成了不被允许的奢望。

　　同隔海相望的清朝一样，十九世纪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将闭关锁国作为基本国策。在闭关锁国的六百五十多年来，幕府不允许日本国内生产能够远洋的大船，前往外国和从外国归来的人均处以死罪。

　　日本幕府时代_图

　　闭关锁国，当现代人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只意识到这是对贸易的封锁。但是相比于经济，守旧的大清朝和日本幕府更害怕文化的交流。专制如同一台高速旋转的离心机，如果没有束缚，臣民早晚会离他而去。在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的日本，只有中国和荷兰两国商船得到在长崎港靠岸进行商贸活动的特许。这些得到特许的船只在靠岸之前必须用木箱封死一切书籍。商品交流尚可得到部分允许，文化传播才是幕府大忌!

　　日本处于亚洲最东端，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同中国、印度相比，日本不是一个值得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耗费精力去开拓的市场。但日本处于美国通往东方的航线，随着美国崛起，日本的地位愈发重要。无论是出于战略目的还是航运的需要，日本都必须向美国敞开国门。

　　在1853年之前美国曾一再通过各种途径试探日本，1799年美国商船富兰克林号就冒充荷兰商船造访日本，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又以送回日本难民为由，从澳门驶向江户湾，希望同日本建立联系。但是等待马礼逊的并不是清酒和歌姬，而是岸防炮的熊熊怒火。七名日本难民也被自己的国家拒之门外，不得不随美国商船远离自己的家乡。在正常交流无果的情况下，美国又在1846年派出由詹姆斯·贝尔特率领的三艘美国军舰前往日本要求开国，但依然遭到江户幕府拒绝。

　　马休·佩里_图

　　每当两种文明发生纠葛，冲突总是先发诸于思想，展现在日常交往，最后又诉诸于武力。面对同大清一样愚昧无知、冥顽不化拒不开国建交的日本，美国“不得不”采取同英国人打开清朝国门一样的途径：武力。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长驱直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佩里率领的舰队由两艘巡洋舰：密西西比号、萨斯喀那号和两艘炮舰：萨拉托加号、普利茅斯号组成。四艘军舰通体漆着防止腐蚀的黑色柏油，蒸汽机中燃烧的煤炭散发出滚滚浓烟。江户市民形象的称这四艘军舰为“黑船”。对几百年来都未曾拥有远洋船只的日本来说，这四艘军舰就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科幻武器，四艘船上携带的三十六门巨炮能够将射程覆盖内的任何一座城市夷为平地，船身覆盖的铁甲又足以抵挡日本国内任何火炮的攻击。江户市霎时间乱作一团。

　　佩里来航(又称“黑船来航”)_图

　　佩里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向江户幕府递交由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签署的友好国书，从而促使日本开国建交。第二，如果江户幕府拒绝接受国书，拒绝开国，就向日本展现来自工业文明的强大武力，迫使日本向美国开放口岸。

　　在14年前，英国铁甲舰船携带了包括舰员在内不到两万人的远征军就征服了亚洲霸主大清国。日本国力无疑远逊于大清国，加上四面环海没有纵深，一旦开战将会十分被动。日本官员在参观了四艘巨大的蒸汽舰船，仔细观摩了舰上的巨炮后，自知无力抵御美国的进攻。与其选择无谓的抗争，不如接受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友好致意”，美国就这样兵不血刃的敲开了日本国门。

　　神奈川条约 签定_图

　　在黑船舰炮的胁迫下，江户幕府同意开放口岸通商，允许美国往来船只在日本港口进行补给。翌年2月13日，佩里再次率美国舰队造访日本江户湾，并于神奈川正式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籍馆两个港口与美国通商，并向遇难船只的美国船员提供援助，美国在日本拥有片面最惠国待遇。

　　“上喜撰唤醒太平梦，喝上四杯就难再眠。”上喜撰是一种日本茶，发音类似于蒸汽船。现在人们将这场发生于1853年的美国军舰造访江户湾事件称作“黑船来航”。我们已经很难了解诗人写下此诗时是怎样一种感情状态，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钢铁巨舰逼迫这个二百多年来与世无争的岛国打开国门，当闭关锁国的日本从天下太平的白日梦中醒来，到底是应该感觉耻辱还是应该兴奋?饮掉这四杯上喜撰后，日本该何去何从?

　　日本人描画的佩里登陆部队行进图_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大清晚期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洋务运动才得以在不伤及“国体”、不动摇专制思想的情况下顺利开展。几乎和大清朝同时开国的日本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改革道路：明治维新。在饮下四杯上喜撰后，日本这艘老旧的航船掉头西驶，从文化开始，由制度深入，方方面面都主动向西方文明靠拢。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以穿西服打领带说英语为荣，坚持穿着传统和服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为了更好的了解西方，日本还向美英诸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和使团。这些从西方归来的人都被认为有广阔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不少人最后都成为了政府要员。相比之下，大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将自己的驻外日记装订成册发表后却被朝野上下斥为国贼，被召回国内后只能落魄余生。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涌现了一大批思维开阔的政治家，其中以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最为著名，这三人被称为明治三杰。在明治三杰的带领下，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现代化的政府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医疗等等方面全部蒸蒸日上，日本俨然成为了能够同西欧诸国并驾齐驱的现代国家。后来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也证明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十分出色的改革运动。

　　马休·佩里 在日本的纪念雕像_图

　　黑船来航同鸦片战争一样都被视作各自国家现代化的起点。黑船停靠的港口现在已经被命名为佩里公园，成为了著名景点。公园内魏然耸立的纪念碑上由伊藤博文手书汉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时至今日，日本已经没有人纠结于这种逼迫下的开国进程是否为一种耻辱，他们对于黑船来航事件的心态并不复杂，纪念碑底座上由英日两国文字镌刻的说明这样写道：“1853年7月8日，来到浦贺海绵的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在此地的久里滨海岸登陆，将总统菲尔摩尔的亲笔信递交给江户幕府，翌年在神奈川缔结了日美两国之间的友好条约。

　　这一系列的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了世界的原动力。”佩里，俨然成为了将日本从黑暗中解脱出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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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来说，不时出现的西洋海上舰船是漫漫太平岁月中搅人清净的几声虫鸣，却不知西方殖民者基本完成对南亚、东南亚的征服后，正以难以匹敌的坚船利炮积极向东亚渗透，最终将虫鸣之音化为雷鸣之声。

　　建国后国力急剧膨胀的美国，需要为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国的船只获取可靠的补给站，因此渐渐成为最积极要求日本幕府打开国门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1837年，美国商船摩利逊号开入江户湾要求通商，却立即遭到炮击，只得悻悻而回。幕府还声明以后将照此办法，来航洋船一概击之。

　　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朱印船。

　　面对不断加剧的沿海危机，江户时代的兰学家行动起来，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撰写《慎机论》、《梦物语》等书，抨击“击攘政策”，主张与西方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幕府的反应却是展开迫害运动，致使两人先后自杀，以此为代表的一场“蛮社之狱”，竟使得掌握西洋情报最多的兰学家群体凋零。

　　江户时代后期著名兰学家高野长英画像。

　　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后迫使清政府开放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后，终于震动了老中水野忠邦为首的幕府高层，连忙于1841年将佐贺藩内学习荷兰军事的高岛秋帆及其门徒们请至关东，在武藏德丸原展示使用荷兰造洋枪洋炮、按照荷兰军队教程实施的作战战术。又于1843年撤销《异国船只驱逐令》。但因为“天保改革”计划引发反对声浪，水野忠邦于1844年便下台了，高岛秋帆竟然也很快被逮捕入狱，门徒四散。自此以后，虽然不断有消息传来，英美俄等国将派遣舰队前来迫使日本通商，但幕府完全成为埋头的鸵鸟，无所作为直至美国佩里舰队到来。

　　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幕府管理者——水野忠邦。

　　1848年，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成为新领土，并在当地发现金矿，引发“淘金热”，无数美国移民涌向太平洋海岸。为了太平洋上的贸易和捕鲸事业，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已刻不容缓。终于，1853年7月8日，马休·佩里准将率领“黑船”舰队抵达浦贺港，坚决不肯退去。幕府于7月14日在久滨里举行仪式，接受美国总统国书。约定明年春季再来之后，佩里终于离去。“黑船来航”事件将德川幕府整个体制矛盾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个矛盾，幕府的外交体制是“大君外交”，将军作为“大君”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是日本最高元首的身份，但在日本国内，日本名义最高元首仍是天皇。现在作为美国元首的总统递交来国书，这烫手山芋是将军自己处理了呢，还是扔给天皇(即请求天皇“赦许”)——那到底谁是日本元首?

　　第二个矛盾，毫无疑问美国人坚船利炮，一旦开战，身为岛国的日本比泱泱大国的清王朝更难实施抵抗，更不用说只掌握六七万直属旗本、家人的幕府。但如果动员日本各地大名自行组织武力防御，则又违反了“强本弱末”政策，会动摇幕藩体制根基。

　　第三个矛盾，如果幕府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抵抗外敌入侵，那么武士军队就必须改制为近代军队。西方近代国民军队从武器编制到建军思想、征兵体制、训练方法，与武士军队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此彻底的改革形同将世代传袭的武士军队灭亡，甚至将颠覆“士农工商”之封建社会基础。如此釜底抽薪的改革搞还是不搞?

　　第四个矛盾，西方国家的目的在于通商，幕府也终于明白在此新时代中，与各国通商互换有无，才能培植产业、增进财富，巩固幕府统治。与外国通商还需要日本撤销藩国壁垒，即全国的政治、经济要由现代统一政府来组织。那么作为德川幕府统治基础的幕藩体制还能够继续存在吗?

　　综上所述，“黑船来航”事件将一大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之矛盾，一股脑压至德川幕府面前，而且这些矛盾都有此特点：无论幕府采取保守的或激进的对策，都会相应产生更多的矛盾，所以幕府眼前根本没有好的选择。后世的历史学家无法指摘幕府面对危机时不够努力，但努力的后果如何呢?

　　日本人笔下的马休·佩里。

　　针对第一个矛盾，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只得打破“大君外交”由将军包办外交决策之惯例，向朝廷汇报“黑船来航”事件，又向各国大名征求意见，而对象不仅包括谱代大名，还包括从来无资格参与幕府决策的外样大名。如此一来，看似一时之间责任被分摊了，但由此发端，天皇、公卿、外样大名，直至各国中下层武士乃至平民，都参与到政治外交事务中来。

　　当佩里依照约定率领规模更大的“黑船”舰队于1854年2月再次来到日本，并以更加恫吓性的姿态对待幕府之后，终于迫使幕府于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打开日本国门。西方各国随后纷至沓来迫使幕府订约。反幕府公卿、外样大名的嘴皮子越发摩擦飞快，而中下层武士乃平民干脆动刀动枪，开始搞“尊皇攘夷”，“天诛”亲幕府人士。——将军必须要面对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失去日本元首之权力的现实。

　　针对第二个矛盾，幕府只好承认“二百年升平，武力衰微”的现实，采取了撤销大船建造禁令、建造海岸防御炮台、兴建炼铁反射炉和关口铸炮厂、向荷兰订购蒸汽船、开设长崎海军传习所、录用兰学家创建藩书调所等等措施，1856年陆军讲武所亦宣告建立。林林总总的决策在短短两三年内便陆续付诸实施，堪称果断又迅捷，可是当美国在1857年又向幕府施加外交压力之时，幕府仍然没有实力断然拒绝，虽经艰苦谈判，只得于1858年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在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单方面最惠国待遇等方面丧权辱国，并导致黄金外流、物价飞腾、破产失业者不计其数。如此一来，尊皇攘夷运动更加甚嚣尘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虽发动“安政大狱”加以镇压，激进分子却于1860年将井伊“天诛”砍杀于樱田门外，史称“樱田门之变”。幕府越是搞改革，全社会就越是纷纷攘攘，而以西国大名为首的诸侯也趁此混乱局势，购买枪炮轮船、经营贸易、推行殖产兴业、组建编制近代军队。支撑幕藩体制的“强本弱末”政策自行瓦解。

　　针对第三个矛盾，幕府必须以近代化的海军、陆军对应艰难时局，却无法保证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家臣与陈旧古板的幕府保持一条心。1864年，胜海舟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幕府却很快以加入其中的坂本龙马等人思想激进为由，于翌年将操练所关闭。1862年，面对陆军讲武所成果寥寥之状况，幕府颁布了《兵赋令》，但兵源和兵饷仍然来自于旗本领地之上贡，这支幕府“步兵队”在1864年镇压天狗党叛乱中的表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1863年年初，天皇派遣公卿三条实美向将军德川家茂传达朝廷赦令，限期责令幕府攘夷，由此攘夷运动进入高潮。8月，因为偶然斩杀英国人之“生麦事件”，萨摩藩被英国舰队报复炮击，史称“萨英战争”。由于在6月朝廷规定攘夷期限到时，幕府毫无动作，最积极的长州藩遂自行在下关向外国船只开炮。英、法、荷、美终于忍无可忍，于1864年9月纠集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史称“下关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是长州藩激进派在高杉晋作、桂小五郎等领导下，更加倚靠成员大多为庶民身份的“奇兵队”等武装团体。这一类军事团体是对“士农工商”之封建阶级制度的颠覆，更是未来实行国民普遍征兵制度所创制“皇军”之鼻祖。普遍装备洋枪洋炮的“奇兵诸队”之战斗力还高于为了军饷打仗的幕府陆军。

　　现位于横滨市鹤见市生麦的砍杀事件纪念碑

　　针对第四个矛盾，幕府别无选择，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各层面上将自身树立为具有全国性统治力的政府，而首要任务便是镇压骚动的西国强藩——但这项首要任务却完全失败。1864年7月京都发生的“池田屋事件”标志着斗争进入白热化，长州藩激进派很快组织队伍上京攻打皇居，被负责防卫的会津、萨摩等藩军联手打败，史称“禁门事变”。一个多月之后，沦为“朝敌”的长州藩又遭四国舰队蹂躏，幕府于年末所发动的“第一次征长战役”之形势似乎好得不能再好。然而此时历史拐点出现了——数月前还与长州藩激战于皇宫禁门的萨摩藩军，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指挥层转向了，连同公卿们一通忽悠，“第一次征长战役”竟不了了之。随后经由坂本龙马等牵线，萨、长两藩秘密联合，大量洋枪洋炮流入长州。如此形势急剧逆转，其实与幕后洋人的活动相关——1865年幕府与法国已经打得极为火热，以出卖日本多项主权利益(例如由法国公司垄断生丝贸易)为代价，换来法国提供经济、军事乃至政治改革指导等许多援助。而与法国竞争的英国则转头去扶持被自己教训了一顿的萨摩藩，西乡、大久保等有识之士通过“萨英战争”认识清楚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必须整个推翻封建体制，日本才有出路，于是接受英国援助，转入倒幕阵营。

　　西乡隆盛。

　　其后的历史进程可用“一泻千里”来形容：1866年中，幕府终于醒悟过来，发动“第二次征长战役”，但此时积极予以配合的大名藩军已少之又少，幕府军由海、陆多条线路发起的进攻全部失败，威信扫地。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急忙实施最后一轮改革：《兵赋令》取消，由旗本领地缴纳金钱直接用来雇佣士兵、购买法国武器、由法国教官训练，但还来不及获得足够成果，便被迫于1867年10月向朝廷“奉还大政”，此举试图以退为进。然而倒幕阵营步步紧逼，1868年1月初“挟天子以令天下”，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随后双方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进行决战，幕府军大败。倒幕诸藩联军摇身一变成为持有天皇赐予“锦之御旗”的“官军”，由西乡隆盛担任实际总指挥，一路势如破竹进军至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自行宣布退位，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就此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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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清朝以“中央之国”、“天朝大国”自居的时候，日本还只是一个跼处一隅、国内群雄割据、没有统一政权的“蕞尔小国”。日本当时大致和中国同样封闭、落后和贫穷，但是，不同的是，两次鸦片战争都没有让清政府彻底“清醒”过来，而“黑船事件”却促使日本人产生了高度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国。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这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德川幕府面对佩里送来的国书，不知所措，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

　　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因此，被称之为“黑船事件”。第二年，佩里又来了。这次带来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放弃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

　　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但是，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却在日本转为另一种催化剂。

　　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由此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在“黑船事件”开国之前，日本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一样，对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心怀忧惧，他们认为西方人的传教是侵略的手段，因此，施以种种限制。自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以下，历经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限制越来越多，到1639年，终于完成锁国体制。

　　锁国体制之下的“锁国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1、严禁基督教;2、严禁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国;3、除了发誓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人以及本来就不是基督教的中国外，其他外国人不准到日本来;4、荷兰人与中国人来日贸易时，也只限于长崎一港;5、荷兰人来日时，限制住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造小岛上(这个小岛名叫出岛，面积3969坪)，不准与日本百姓接触;6、任何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无论汉籍或洋书，一律不准进口。这就是日本的“锁国政策”。

　　从1639年起，一直到1853年佩里强行叩关敲开日本的国门为止，总共持续了200多年。但是，西方文明自15世纪末就开始了向外扩张之路。18世纪60年代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后，更加剧了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速度与强度。因此，从18世纪末期起，日本的锁国政策就开始面临西方世界的挑战。

　　1844年，鸦片战争结束两年，荷兰国王曾写信给日本的将军，劝其开国。信中叙述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经过，然后说：日本至今虽还没有遭逢过这样的灾难，可是灾难都是在仓促间发生的，劝告将军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幕府却以“锁国为日本的祖法”为由，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劝告。美国在派遣佩里来日本之前，已通过荷兰转告日本。1844年荷兰的提醒和1852年美国的警告，日本幕府却未采取任何积极应对之策，甚至还半信半疑。在英、美派舰胁迫日本开国之时，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南下扩张政策，也想在日本分得一杯羹。

　　强敌的一一出现，幕府除了开国，已别无选择。1854年3月31日，美日在横滨签下了“日美亲善条约”，主要内容是：1、日本开箱馆(即函馆，位于北海道南端)与下田(位于静冈县伊豆半岛南端)两港，并提供粮食、水、煤炭给前往这两港的美国船只;2、美国可派领事驻下田;3、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至此，“闭关政策”寿终正寝，德川幕府封闭了200多年的国家，被佩里撞开了国门。

　　被佩里撞开的日本国门，不仅再也关不起来，而且还越开越大，其他西方列强也纷至沓来。1854年11月，签订了“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2月，签订了“日俄亲善条约”;1856年1月，签订了“日荷亲善条约”。经过佩里“黑船”的大冲击，幕府才发觉日本国防的脆弱，眼睁睁看着外国舰队耀武扬威和百般挑衅，却只能忍气吞声签下开国条约，因此，充实军备、加强海防就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

　　日本是岛国，海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自17世纪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始，即下令全国各藩不准制造500石以上的大船——因为既然任何人都被禁止出国，也就没有必要拥有能够远渡重洋的大船。200多年后，日本已经看不到任何大型船只或军舰。但是，当时能否拥有蒸汽船却是日本海防的关键所在。

　　幕府从荷兰获得了如下建议：1、以日本的地理条件而言，有必要创设西式海军;2、帆船军舰已经落伍了，现在是蒸汽军舰的时代。而且西欧的新型军舰已不采用装在船舷两侧的外轮叶推进器，而是采用装在船尾的螺旋桨推进器;3、为了培养海军军官与士兵，日本有必要设立海军学校，或者派人赴先进国家留学。无论日本采取哪一种方法，荷兰都愿助一臂之力;4、海军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测量术、机关术、运用术、造船术、炮术等军事科学。

　　幕府经过内部商议，决定了3件事：1、向荷兰订购3艘蒸汽军舰;2、创立洋式海军;3、请荷兰提供师资，协助日本设立海军学校。荷兰独占日本二百多年锁国时期的贸易，在日本被美、英、俄后来居上瓜分的危机时刻，荷兰为了让自己的“损失”减到最低，与日本建立了更友善的关系。日本也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海军，虽然远远比不上西方，但是，在非西方国家中，却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在被迫开国后，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与日本的落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抵御外侮就要了解外国，而了解的前提就是要到国外一探究竟。岩仓使团的出访成为日本走出古代、走向近代的开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明为日本完成国家转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对日本民族来说，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日本最初的失败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会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

　　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日本的事例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这也不失之为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能否奋发。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会葬送一切前程。“天朝大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

　　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其中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彻底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一个失败的民族如果能够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就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也就在此。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并未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才是大清王朝“血的教训”。

　　在横须贺，当年美国黑船登陆之处，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日本人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同伯理来访不无关联。日本启蒙运动者福泽谕吉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嘉永年间(1848～1854)，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在中国人看来，伯理以坚甲利兵强行叩关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耻辱，但日本人却认为这一外来冲击是促使日本振兴的契机。近代日本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使团，包括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日本革新派在内，从1871年12月至1873年9月，花了两年时间，遍访欧美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西方文化和生活水平，使岩仓使团的成员们“始惊、次醉、终狂”，受到很大震动。

　　外来冲击加上日本内在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明治维新，革新派励精图治，经过艰苦的斗争，废除了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居留地权、协定税率、片面最惠国等，并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实行了一整套发展工业的“殖产兴业”政策，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这时起，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就分道扬镳了。

　　英国史学家威尔斯曾这样评论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在世界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明治维新，日本却“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象日本当年那样阔步前进”，“她完全摒弃了那种认为亚洲几乎是无可挽回、永无指望地落在欧洲之后的说法，而使欧洲的一切进步，对比之下，显得相形见绌和踯躅不前。”

　　日本学者小山弘健曾写道：由于明治维新，“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短期间内，日本从封建的闭关自守和半从属状态，突然在眼花缭乱的国际竞争场里升到了最前列，这段历史甚至被称为‘世界史上的奇迹’”。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作“东方的彗星”，说它“象彗星那样越登历史舞台”，“经过了半个世纪，又象彗星那样消失了”。改革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动力，明治维新实现了近代日本的第一次经济腾飞，成功转型后的日本，又因为侵略战争走向悲惨的坠落，战后的改革又使日本从废墟中再度起飞，因此，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改革可谓相伴相生。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且是在“不想灭亡”的前提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日本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推翻了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幕藩领主统治，抗拒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胜利地取得了民族独立，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并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列。明治维新的巨大变革，不仅对当代日本乃至对亚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的起点。

　　但是，明治维新后，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关系，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权中占统治地位。下级武士在新政府中盘踞要职，掌握军权，拥立天皇为头目，用神权进行统治。所以，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极端反动，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勒索“赔偿费”50万两白银;1876年，用武力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开始走上疯狂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由于明治维新，日本不到半个世纪，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进而“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

　　当日本摆脱了被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对亚洲的侵略，这就注定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必定要出现其悲惨的“坠落”。日本的坠落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密切相关。

　　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的教育对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起飞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后来保守派迫使明治政府颁布了《改正教育令》，否定了《教育令》中体现的自由主义精神，否定了人民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权利，强调“尊祖训、明忠孝、学孔道”的道德教育。这一政策与明治政府压制自由民权运动，禁止学生和教员参加政治活动的高压政策相辅相成。

　　《大日本国宪法》颁布后，日本教育走上了国家主义的教育道路。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强化了天皇专制主义的教育体制。“敕语”首先指出：“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要求国民“尔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认为这才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本源”。《教育敕语》颁布后，“忠君”即等于“爱国”，“爱国”则必须“忠君”。

　　“敕语”的目的显然不仅是要加强对教育的统治，而且是对学术、思想和信仰等国民精神生活的沉重压迫，成为近代天皇制的巨大精神支柱。当军国主义分子进一步猖獗，将国家法西斯化的时候，这种教育体制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帮凶。他们利用《教育敕语》对国民进行“忠君爱国”、“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精神”等教育，麻木人民的精神，使其心甘情愿地为天皇、为国家捐躯，从而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教育的坠落是日本国家坠落的基础，一旦教育这个基础坠落了，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起来的日本这座畸形的大厦就更加倾斜了。为了配合军国主义分子对外发动侵略的需要，资产阶级政府在思想上加强统治，向人民群众灌输民族优越思想，鄙视亚洲其他人民。日本的大资产阶级还极力发展军事工业，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战争中聚敛财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逐渐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性质，在日本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并使日本逐步摆脱了民族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在促进日本社会发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速度上，也是罕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大体都要经历一二百年，而日本在大约不到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明治维新的作用。

　　明治维新告诉人们：社会是可以改造的，包括各种形式的改造，而且只有积极的改造，人类社会才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明治维新绝不是“真、善、美”的，因为它所完成的历史任务只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它没有放弃压迫和奴役，更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势力，特别是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旋即奴役和压迫邻近的亚洲国家，把本民族的独立和强盛建筑在侵略别国的基础上，就更是不足为训。

　　明治维新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有被迫的选择，也有进取的追求;有革新和除旧，也有保守和复旧;有可资称道的经验，也有足应为戒的教训。抚今忆古，明治维新留给人们的并非全是成功的经验，那些足应为戒的历史教训似乎更值得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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