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百年战争

　　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引起了当代军事学术界的关注,对汉匈双方谁是主动进攻方、谁是防守方有过许多争论,大多认为匈奴是主动进攻方。笔者认为:从战争的起因看,匈奴是主动进攻方,但从战争的实践过程和战略意图来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判断战争谁是主动进攻方,一般是根据战场的位置和双方战略决战时谁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双方主力会战的战场,无论汉胜或败,均发生在匈奴的境内,没有一回是在汉朝境内双方主力展开决战。决战前匈奴的骑兵总是抄掠汉朝边境地区后就退走。从时间上看大都是利用秋高马肥的季节侵袭汉边。从不主动与汉军主力在中原或边境地区决战,而汉朝从汉武帝起至汉和帝时止,征伐匈奴多达几十次,且不分季节,多乘匈奴内乱或自然灾害时发起攻击,使匈奴最终败于汉朝。从战争的全过程和双方主力决战的主要战场环境和地点来看,汉朝应是主动进攻方;从战争方式上,匈奴大都是“盗边”“寇边”,而且一遇汉军主力,即撤回本土,从不敢“占领汉地”,或夺取长城以内的汉朝地界。长城是用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堡垒,其主要功能是用于防守,可是汉匈之间的真正较量从未在长城或长城以内展开过,这说明匈奴的军事技术不足以攻克城池,那又何敢深入汉地,占领城池!只不过是“盗寇汉边境”而已。可是汉兵则不然,每次汉军主力骑兵攻击匈奴,都深入其境内至少几百公里,有的甚至长达5000余里,总体上看,汉军在该时期应是主动进攻方。

　　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匈奴之众,不抵汉之一郡”,汉朝可动员的参战士兵是匈奴的数倍;从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来讲,各有所长。正如晁错所言:“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出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疏与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由此可见,匈奴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不如西汉,匈奴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更比不上西汉。到了东汉,匈奴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耿夔、任尚、赵博等仅率800精骑在金微山一战,就大破北匈奴。此役,汉军出塞5000余里,“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富”。可见匈奴的军队在汉军频频的战略进攻中,军心大乱、士气萎靡,毫无招架之功,发动战略进攻更无从谈起。

　　从战争的目的和结果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大战,匈奴几被征服又数次叛离,匈奴最强大时莫过冒顿,但冒顿对汉朝的进攻并不是想使汉朝臣服,或推翻汉朝,只是掠夺财富和人口。对匈奴来讲,视战斗习以为常,只要生存就要战斗,要么同野兽搏斗,要么同其他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要么抢掠中原农耕民族财富。匈奴的骑兵四处抄掠并不限于中原,对东胡的鲜卑、乌桓,西边的月氏等26国都不断侵扰,这些国家很多都向匈奴纳贡称臣,况且这些国家资源有限,对这些游牧民族的袭扰,远不如对中原王朝定居的民族袭扰容易,这样匈奴自然将抄掠的首选对象指向汉朝。秦至魏晋时期匈奴的习俗基本上未改变,军事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其战争观仍然是“以利为战”。两汉时,只要“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只不过“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到了东汉,“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谴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谴,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可见,匈奴有时只要为了能得到利益,不惜出卖盟友,然而当赏赐不及时或没得到时就会实施武力抢掠。因此,匈奴的军事思想决定了他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只能充当挑起战争的主动方。

　　与匈奴不同,汉军对匈奴的作战目的是要使匈奴彻底臣服,像南方少数民族那样称臣纳贡。刘邦第一次与匈奴作战动用32万大军,其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原同匈奴决战的兵力,其志在于彻底征服匈奴。汉军征伐匈奴,多次苦于匈奴不敢应战,使数次征战无功而返。汉史郭吉曾羞辱匈奴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徙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在汉武帝18万精骑的威吓下,匈奴王庭不得不“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所以汉匈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匈奴“寇边”的进攻引起,战争的结束是由汉军的主动讨伐进攻,将匈奴彻底征服而止。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匈奴的骑兵战斗力强,与之相战时只有骑兵数量占优势才能取胜,汉军与匈奴作战取胜的原因皆因骑兵数量多所致。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汉军在汉武帝前对匈奴取守势,并不一定是汉军的战斗力不如匈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困七日,并不一定是因匈奴强大,而是由于以下几点:

　　(1)刘邦轻敌冒进中了冒顿的计策,被匈奴以强示弱的表象所迷惑,孤军深入被困于孤城;匈奴是有备而来击汉军于不备。

　　(2)从客观自然环境上,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利于匈奴。汉军向匈奴进攻时“会冬大寒雨雪,卒者堕指者十二三”,汉军不如匈奴人耐寒,匈奴人的穿着是以畜、兽的皮革为主,休息时“被旃裘”。在寒冷的气候下其身体素质自然比汉军强,而汉军未经交战,士兵已有十之二三的人被冻掉手指,严重影响了汉军的战斗力。

　　(3)汉军总兵力不过32万,到达白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汉军的作战习惯,辎重和重武器一般在后,先头部队一般是轻装疾进,所带辎重、粮秣不多。而冒顿投入的全是精骑达40万之众,两军的局部军事力量对比汉军显然不如匈奴。

　　(4)汉朝初期的士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其素质并不都是很高,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征调,即征调被判处徒刑和有罪的人为兵,最典型的是所谓的“七科谪”。汉初,刘邦为平定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从军”。由于这种“谪发”,士兵是社会的底层甚至是罪徒,必然导致士兵社会地位的降低,战斗力自然下降;而且汉军从未和几乎倾国而出的匈奴骑兵正面交锋。与以往不同,匈奴的骑兵按马色划分地域,队伍严整。汉军的补给不多,又被围了七日,人心有些恐惧,士气自然低落。

　　白登战役汉军最后赖以保全,并不是由于冒顿的“仁慈”,而是由以下几个原因:

　　(1)冒顿中了汉军的离间计。汉军谋士陈平在白登城中为刘邦出计,厚赂单于阏氏,匈奴人重财贪利的特点很容易被利用和收买。阏氏向单于陈说利害,并对冒顿说“汉王亦有神”。本来匈奴的军事哲学信奉神鬼崇拜,冒顿一向敬奉鬼神,自然不敢轻易进攻刘邦。

　　(2)从军事技术上讲匈奴兵不如汉兵。匈奴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刘邦多是步兵,利于守城,而且汉兵的先头部队,皆是刘邦的精锐部队,会拼死相搏。

　　(3)匈奴内部步调不一致。冒顿本来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赵利约好共围刘邦,可是王黄、赵利却没有如期而至,且超过了七天。冒顿自然怀疑韩王信与刘邦有勾结,怕受到内外夹击,所以退兵之心更加迫切。

　　(4)从客观上,正如阏氏所言:“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匈奴本是为利而战,并不想夺取汉朝城池,即便占领了城池,因其军事技术在守城上不如汉军,迟早会被汉军夺回,坚城对步兵来说是防守的堡垒,可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说,如守坚城等于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会受到合围,以至被善于攻坚的汉军消灭掉。

　　(5)冒顿对正规的步兵作战缺乏必胜的把握。按理冒顿的骑兵大大超过刘邦的先头部队,可为什么冒顿不利用野战来向刘邦进攻?为什么围刘邦于平城七日而不攻呢?主要是冒顿从来没有和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正面交锋过,过去匈奴头曼单于被蒙恬所率的强秦军队逐出朔方,对匈奴人不能不是一个震慑。刘邦虽遭冒顿的优势骑兵包围,但是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迅速据城而守,等待时机,冒顿原想等韩王信军攻城,匈奴兵做后继,韩王信军不至,匈奴军少了盟友,其攻城之心自灭。

　　白登(平城)战役后,汉朝输掉的是勇气和士气,匈奴军则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和亲”、经济上的“岁奉”。此战之后,匈奴看到了汉朝政权的软弱和军事上的弱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骑射”之长。的确,在野战中、在宽广的草原上,步兵是无法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围歼的。但是匈奴的骑兵也无法将强大的汉朝军队消灭掉。匈奴与汉朝的和亲,实际上是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政治上相互妥协的产物。

　　汉武帝后,汉军骑兵虽发展很快,但并不是每次与匈奴作战,汉军都是依仗优势骑兵取得胜利的。事实上,汉军许多次取胜都是在兵力比匈奴少的情况下取得的。如骠骑将军霍去病,御史大夫商丘成、耿夔等都以少击众取得胜利。

　　当然汉军与匈奴的作战中也有几次重大的失利。汉军失利的原因从汉军内部而言,主要是兵力分散、内部不协调、有些将领无能、对地形不熟悉和汉军的马匹不如匈奴,致使汉军骑兵机动性差。从汉军主观方面讲,汉军每次的失败,内部不团结、不协调是其主要原因。李广利本来就不是帅才,对大漠地理环境又不熟悉,在攻大宛时,其治军无法度已严重暴露出来。李广利攻大宛回军后,“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武帝由于宠爱李夫人,却“不录其 过”。这样的将领如何能统领大军深入大漠破匈奴。李广利在燕然山与匈奴作战的重大失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内部自相残杀;先是李广利贪功冒进,引起长史和其他将领的猜忌,准备将其逮捕;后是李广利知道他们的密谋后,立刻“斩长史”。汉军的内讧使军队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苏建、李广、李陵的失败主要原因,也是汉军内部协调不力(如李陵征匈奴时,本应得到路博德的协同,可是路博德却“羞为陵后”,使李陵孤军作战,兵败被俘),缺乏有效及时的联络,以致被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包围而失败。但三人都尽力而战,杀匈奴之众均超过自己损失的部队,这对汉军来说虽败犹胜。假使三人在与匈奴激战中能得到汉军主力骑兵的接应,取得胜利是毫无问题的。

　　汉军失利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匈奴的战斗力有了增强,而且战场环境有利于匈奴。匈奴经过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其军事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战争指导思想上以防守为主,实行战略大转移,空出漠南,迁置北海,不再盗寇汉境。在军事技术上开始“习骑射”,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李广利、李陵与之战斗的匈奴军,正是这批经过“习骑射”,休整后的精骑,这些精骑对付李广利以“囚徒扞寇盗”、“恶少年”为主的未经严格训练的士兵自然要胜过一筹。汉军的几次战败与汉军当时所处的不利战场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时在军事技术的发挥上,也不如匈奴全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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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华大地，其实一直缺乏培养骑兵部队的沃土，骑兵作为一种贵族部队，除了战马培养贵以外，骑兵的人才培养也是一种需要长期投入的成本。而中国历代上，能够长期延续这种贵族传统的时期本就不多。而且因为各种政治因素，出身边疆的骑士很难成为朝中重臣，朝中无人不好办事，这就导致历代中华朝代在与草原民族的对攻战斗中往往处于劣势。

　　霍去病，汉朝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内侄，汉武帝亲自调教的得意门生兼大弟子。。自幼在皇宫里长大，从上到下便流满着贵族的血，有资料记载，霍去病吃饭可谓是割不正不食，在军中行军也必带厨子。但是，正因为诸多元素成就了中华历史上一名骑兵指挥大师。

　　霍去病出生的时机刚好是汉朝最为鼎盛的时期，汉武帝正在大规模的组织骑兵部队。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骠姚校尉(故霍去病又称霍骠姚)，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斩获敌人2028人，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的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辈籍若侯产(籍若侯乃封号，名产)，并且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勇冠全军，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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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去病的初展锋芒让汉武帝大喜过望，霍去病的成功成才让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得到了展望，比如，在霍去病取得初战胜利后，汉武帝便下令改年号由元朔变为元狩，实际上便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转折点。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汉武帝改年号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比如，建元年间，是汉武帝初登大位却尚未掌权的期间，建元，着力于建的意思;元光年间，是汉武帝正式掌权的时间，元光，建元，元光，即发扬光大的意思;元朔，是纪念卫青摧毁匈奴龙城圣地的年号，元朔，意思便是期图朔方的意思，即，意在收复河套草原;元狩，重在“狩”字，意思是汉庭对对匈奴的态度倾向于“狩”，即游猎一般。从这些年号上便可以看出其中相应的战略意义。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从而调动敌军，按着敌军最不痛快的方式与敌军打仗，在机动战的支持下让敌军疲于奔命。

　　关于霍去病征西，仅率领一万余骑，这是一支从八万骑兵中选拔出来的精锐之师，霍去病仔细的计算了沿途的补给能力，恰好就够供养一万骑的兵马，在霍去病西征中，全军不带粮草辎重，一律就地取食取水。河西战役使得匈奴右贤西线诸王战败投降，匈奴失去了西边对汉庭的进攻威胁。伊稚斜单于被迫后撤，将王庭以及大部分的民众牛羊等北迁，在漠南仅留下作战部队，这是匈奴帝国的一次战略后撤。

　　这是强大的匈奴帝国走向衰亡的一次转折，长年的征战以及数次败于汉军使得匈奴全国士气低落，军心极为不稳，伊稚斜单于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给国人一个振奋的士气，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发数万骑兵，对汉庭发动报复性打击，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略千余人。 ...查看更多

　　马邑之谋:汉武帝与匈奴首战，30万军为什么一兵未发?

　　六月间，汉武帝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作为统帅统辖诸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数将共出，汉军总人数在三十万以上，分五路大军。

　　军事安排方面，韩安国、李广、公孙贺三将分别埋伏于马邑旁句注山中，准备以主力伏击;王恢、李息则伏军于代地，准备截击匈奴军队的辎重。

　　所有一切准备完毕后，汉武帝派聂壹为“诱饵”，假装成汉朝的罪人，逃入匈奴后诱引单于来攻汉地。

　　聂壹这个汉人非常有胆略，见到军臣单于后，很快得到信任，表示说可以让自己在马邑的熟人做内应，希望单于率军攻取马邑，掠取那里的财货人民。

　　聂壹

　　半信半疑间，军臣单于接受了聂壹的建议，让聂壹回马邑做内应。聂壹说，我回去后即刻杀掉马邑的汉朝长官，以人头作为信号。

　　果然，聂壹和汉朝当地官员杀了一个死囚，然后，聂壹到了城头，高举人头示意。城下匈奴间谍亲眼看到血淋淋的人头已经在聂壹手中，即刻迅速回报军臣单于，说马邑城已被聂壹控制。

　　兴高采烈，军臣单于率十万匈奴骑兵越过边界，直杀马邑而来。

　　汉军方面，也有斥候时刻报告匈奴军队动向。韩安国得到的最新情报是，匈奴大军距离马邑只有百里之遥，很快就会进入汉军伏击圈。

　　结果，等来等去，忽然，匈奴军队在距离马邑百里之遥的地方停止前行。因为，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汉朝人所放牧牛羊，千百成群，竟然没人管理，四处乱跑。此情此景，让军臣单于大起疑窦。

　　军臣单于也不傻，他由此多了一分小心，指挥大军暂停行进，派人再去侦查情况。

　　军臣单于

　　当时，汉帝国在靠近匈奴边境的县，每百里左右设置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内配备五个人，包括障塞尉一名，士史、尉史各两名。这些人，主要工作就是在自己辖区内巡边，有动静就发书信或者放狼烟报告。可巧，当时有位尉史，照例巡逻执勤之时，被匈奴尖兵抓到。此人极其胆小，没等军臣单于大刑伺候他，就马上召称：汉军已经埋伏三十万大军，在前面等着您呢……

　　饶是能征善战，军臣单于也是魂飞魄散。于是，他立刻下令全军撤回，把这位汉朝被俘的尉史也带了回去。

　　回到匈奴地界后，军臣单于把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姓名的尉史，当成上天派来拯救他的使者，封为“天王”。

　　汉朝被俘尉史

　　汉军这边，焦急在马邑城附近苦等的韩安国焦急万分，忽然接到消息，说匈奴军原路撤退了，几十万热闹大失所望。但韩安国也没敢下令追击，他担心对方有诈。

　　另外一个方向，本来负责断敌后勤的王恢，虽然他率领三万汉朝部队，竟然也不敢进攻匈奴的辎重队伍，直接就回撤了。

　　由此，劳师动众，三十多万汉军无功而返。

　　刘彻震怒。

　　特别是对王恢，刘彻恨得牙根痒痒——就属你在朝堂上慷慨激昂，信誓旦旦，要我们汉军攻打匈奴。结果，到了前线，眼睁睁看着敌人防卫最差的辎重队伍路过，连像样的出击都不敢做一次。不杀他，不仅天下人不答应，自己也没面子。于是，武帝下令把王恢抓起来审问。

　　廷尉署自然知道皇帝心意，很快作出：王恢临敌观望，斩!

　　于是，王恢被投进大牢，等待处决。

　　王恢

　　得知判决后，王恢当时觉得自己还不至于就这样没救了。他倾家荡产，凑了不少金子，向天子舅父、也是当时丞相的田蚡行贿，求他在皇帝那里救自己一命。

　　田蚡收了钱，自然大包大揽答应。但田蚡人精，知道当朝皇帝不是好说话的主儿，就先找到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也就是汉景帝皇后、汉武帝生母王娡求情，并嘴把嘴教给王娡到时如何和皇帝说情——“王恢是马邑设伏的首谋，如今匈奴未灭，先把王恢杀了，不等于给匈奴人报仇吗?”(有人可能忽然起疑，作者是否写错了，那田蚡和汉景帝皇后是同母异父姐弟?皇帝也娶二茬货?没写错。秦汉时期，风气比较开放，年青女人改嫁很普遍。)

　　刘彻听皇太后说情后，连老妈的账也不买，冷冷回答道：

　　“首为马邑事者，(王)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

　　收人家钱没为人家干成事儿，田蚡就把皇帝这话转告王恢，算是把收受的千金当传话费了。王恢得知皇帝态度如此，无可奈何，只得在狱中自杀。

　　兵法上有句话，叫“兵不空出”，汉军此次设伏三十万，一事无成，确实让汉武帝愤恨、遗憾。

　　马邑之谋

　　此次无功而大劳，究其本源，聂壹所献之计，原本不错，若能成功，肯定能给匈奴一个大大下马威。但是，我们后人感到惊讶和不解的是，三十万大军做伏兵，本来应该是奇计，属于最高军事机密，但汉军一个小小尉史竟然知情，可见，汉朝的保密工作极差。

　　所以，三十万大军无功而返，也算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王恢的脑袋，也成为大汉朝和匈奴宣战血淋淋的感叹号。从此，汉朝与匈奴，只有铁血，只有兵戎相见!

　　马邑伏击未成，汉匈之间完全丧失了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双方撕破脸皮。但是，由于匈奴在盐，铁等战略物资方面完全依赖汉地交易，加之匈奴贵族阶层对于汉朝金宝锦帛等奢侈品求之若渴，所以，他们在不时侵掠汉地边境的同时，还是不断派出商队在汉朝的各边地关市场与汉人通商。

　　汉朝隐忍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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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土地来说，匈奴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河套、阴山、河西等，接连为汉军所占领，并徙民实边，使之彻底汉化。而这些地方水草丰美，是最适于游牧之所在，失去之后，匈奴只能远遁漠北，但漠北苦寒，环境极为严苛，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匈奴生存都已经成为了问题，所以才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鸣。

　　其次，从人口上来说，中行说曾谓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匈奴列传》)，则可知匈奴即使最盛之时，人口亦不超过二百万，而在武帝数十年不间断地打击之下，其人口的损失可想而知。河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三万余人;河西之战，匈奴被斩杀及降者，近九万人;漠北之战，汉军斩杀匈奴亦近九万;西域之战，汉军歼敌亦起码在三万之上，如此算来，在元朔2年至征和三年的37年间，匈奴被直接歼灭至少二十四万以上，对于仅仅一百余万人口的匈奴来说，这种打击不可谓不沉重。

　　再者，从财产上来说，由于匈奴以游牧为生，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财产。而在武帝数十年的挞伐之下，匈奴牲畜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譬如卫青收取朔方，逐白羊、楼烦二部，“得牛羊百余万”，袭右贤王，又得“畜数千百万”。除了这种直接的掠取之外，在战争期间，匈奴往往将其民众徙往北方以避刀兵，如天汉四年李广利出朔方击匈奴时，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征和三年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以上皆《汉书·匈奴传》)，在这种远程迁徙的过程中，牲畜必然也会因为长途奔走、挤压、碰撞而大量死亡，如果在牲畜繁育季节，还会导致母畜的流产。如此巨大的损失，恐非匈奴那种脆弱的经济可以承受。

　　由此看来，武帝的对匈作战，给匈奴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汉书·匈奴传》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的确不是虚言。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汉军的确取得了极大战果，对匈奴造成了沉重打击，连得河南、河西等地，逼迫匈奴远遁，从此漠南无王庭，使得匈奴由盛转衰，为日后匈奴的彻底覆灭奠定了基础。但是，武帝的征伐，对汉匈双方都造成了损失，就汉朝而言，四十余年的对匈作战，严重消耗了汉朝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使亡秦之事复现，所幸的是匈奴综合国力远逊于汉。

　　然而此一胜利是短暂，汉匈真正的战事一直延续三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耿秉深入瀚海沙漠，出击鹿塞(内蒙古磴口县西北七十公里)三千华里，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彻底解决汉朝历时三百年之久的匈奴之患。东汉虽彻底击败北匈奴，但始终无法占领漠北之地，对领土扩张并无助益。

　　另一方面，东汉击破北匈奴，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鲜卑取代匈奴成为中国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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