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人掌机要

　　南朝门阀士族衰落的过程，也就是寒人兴起的过程。寒人，又称寒族、寒门、寒士，庶族、素族，都是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分、特权的一部分。南朝寒人的兴起是有其经济原因的。这时由于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富裕起来，自耕农中也有一部分人上升为新的地主，再加上原来的地方豪强，所有这些人就构成了寒人地主的主要成分。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出身寒门的。刘裕“起自布衣”，他的孙子刘骏称他为“田舍公”。萧道成临死前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梁武帝与萧道成同出兰陵萧氏。陈霸先“其本甚微”。这些皇帝都需要加强皇权。但是皇帝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处理那么多日常政务，就要有人帮助办理。世家大族都鄙薄实际事务，也根本没有能力办理，于是皇帝就委任给寒人地主。寒人地位低，便于使唤，“皆可鞭仗肃督”;又做官心切，竭力卖命干事。所以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皇权与寒门相结合，来巩固统治。

　　南朝寒人的兴起参与政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寒人担任中书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掌握机要。东汉以来，尚书台权重。魏晋南北朝，尚书台是行政执行机关，而比它更接近皇帝的中书监令专管机密，成为实际的宰相。到南朝宋孝武帝时，中书监令的大权又旁落到中书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手中。中书舍人本是中书省下属官吏，地位并不高，晋时位居九品，但由于它能递人奏文，出宣诏命，参与决策，因而权力越来越大，成为重要职务。宋文帝初年，寒人出身的秋当、周纠为中书通事舍人，并管要务，地位开始重要。孝武帝时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务转到了中书舍人手里。戴法兴从建康仓部令史起家，做到中书通事舍人，深得孝武帝信任，“专管内务，权重当时”。他家门庭若市，资产达千金。孝武帝死后，前废帝年幼，一切政务都由戴法兴专断。民间传说:“宫中有两个皇帝，一真一假，真的是戴法兴。”此外，巢尚之、戴明宝也是权倾一时。齐明帝时，中书舍人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舍人省”。

　　当时茹法亮、吕文显等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称为“四户”。皇帝的诏令，从这四个机关发出，宰相无权过问。茹法亮权势显赫，太尉王俭常对人说:“我虽然地位很高，但权力怎及茹公。”另一个中书舍人茶母珍之，公开卖官，任意霸占民宅。有的官吏说:“宁可拒皇帝诏令，不可违反中书舍人的命令。”梁武帝时中书舍人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威震内外。他宴饮天晚，台城的城门不敢关闭。他傲视世家大族，说:“我是寒士，今天的一班贵人都依靠家中枯骨(祖先官资)来轻视我。倘我对他们谦恭，他们反会更看不起我，所以我要先做出看不起他们的样子来。”陈时中书舍人建立庞大办事机构，分为二十一局，作为尚书省二十一曹直接顶头上司。二、寒人掌握军事。北府兵一直为世家大族掌握，孙恩起义杀了谢淡后，北府兵大权落到寒人手中。刘裕就是从北府兵出身而后飞黄腾达的。南朝的一些将帅功臣，大多出自寒人。如宋之檀道济、到彦之、沈庆之;齐之陈显达、崔慧景;梁之吕僧珍、冯道根;陈之侯安都、吴明彻等都是。

　　南朝建康城中有一支不小的禁卫军，由制局监控制，权力相当大。在谋杀前废帝的宫廷政变中，制监朱幼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制局监往往由寒人掌握，齐吕文度控制制局监，掌握殿内及外镇的发兵权，权势极重;本来掌管禁卫军的领军将军成了虚位。边镇是武力集中之处，由于世家大族都不愿去，梁陈时，在外边做镇守、领大军的都是寒人，如陈伯之、邓元超等。三、用寒人为“典签”，监督地方军权。宋、齐都普遍设立“典签”，监督出任各镇的宗室和各州刺史。典签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类似后来的文书管理员。宋孝武帝后，这个职务突然重要起来，齐以后被称为典签帅、签帅或主帅，实际上成为君主控制诸王的工具，“威行州部，权重蕃君”。南朝宋多以幼少皇子出任方镇。皇帝为控制诸王，派亲信任典签到方镇，从此权重。

　　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必须得到典签的副署。有的典签一年几次回建康，汇报地方刺史情况。“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因此，刺史及其僚佐都要巴结典签，希望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一些宗室诸王在典签的严密监视下，言行都受到限制。齐南海王萧子罕想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就不敢去。后回京哭着对母亲说:“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齐武帝儿子邵陵王萧子贞做吴郡太守，想吃熊白(熊背上的肉)，问厨子要。厨子说:“典签不在，我不能给。”齐明帝大杀高帝、武帝子孙，都用典签，其力量，有时胜过甲兵。对镇守琅玡的齐武帝儿子萧子伦，齐明帝本打算派兵去收捕，典签华伯茂认为派兵去还不如把事情交给他办，后来华伯茂只用一杯毒酒，就逼得萧子伦自杀了。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写了一部(二十二史札记)，他从南朝政治历史中，得出了两条:“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齐制典签之权太重”。这两条反映出南朝政治历史中的重要变化。虽然南朝寒人兴起，但是门阀士族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士族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则是到了唐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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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曹魏)晋以来，统治集团定了九个等第来评选人才，列在上等的叫上品，下等的叫下品。评选的标准，主要是门第。上品为高门所独占;寒门出身的人，只能列入下品。等第不同，担任的官职也不同。上品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下品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由浊官出身的寒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转做清官的可能。评定人才等第的官，叫做“中正”;州有大中正，郡有小中正。中正这个官，不是门第显赫的人是当不上的。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门阀统治的产物，也是门阀统治的护身符统治阶级中的寒门，在这个制度下，处于被高门排挤的地位。

　　这种情况到南朝发生了变化唐朝李延寿写过一部南刺的历史书《南史》，其中有《恩幸传》，记述了二十多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为皇帝所爱，宫位不高，却“势倾天下”。所有的“恩幸”都是寒门出身。寒门在南朝的地位，说明了南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宋朝开始的。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寒门的地位。寒门中，有些人成了地方豪强，有些人成了富户。宋朝皇室的“崛起寒微”，又为这个变化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列在《恩幸传》的第一人叫戴法兴。他出生在会稽郡的山阴县(现在浙江绍兴县)。这个地方的生产力，东晋以来，一百多年中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戴法兴的父亲以贩丝麻为业，所以他年轻的读书，一个长于书法;他自己呢，历史书上说颇知古今”，当然也是家财三千万。人们说戴家三个儿子，抵得上这家富户的三千万钱人值一千万，身价的确不小。戴法兴开始在健康做仓部令史的小官。当然，这是个浊官高门出身的人，根本瞧不上眼。可是戴法兴这个人，从小小的仓部令史起家，一直到操纵国家大权。宋文帝时，宰相彭城王、刘义康把他从仓部令史中提拔出来后来在宋朝皇室内部争夺中，得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信任。等刘骏做了皇帝，他便参与用人行政和赏罚大事了。前废帝刘子业(孝武帝的儿子)时，有人说，宫中有两个皇帝，一真一假，真的指的就是戴法兴。戴法兴是南朝“恩幸”的一个典型。

　　宋明帝和阮佃夫，齐武帝和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度，梁武帝和朱异，陈后主和沈客卿、施文庆之间的关系，与宋孝武帝和戴法兴的关系，差不多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阮佃夫这些人，籍贯、出身和戴法兴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都做过中书舍人，权力中书舍人这个官，本来是中书省的僚属，地位并不高。宋孝武呢，又一个个都“势倾天下”这种情况，到南朝发生了变化。唐朝李延寿写过一部南朝的历史书《南史》，其中有《恩幸传》，记述了二十多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为皇帝所爱，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

　　所有的“恩幸”都是寒门出身。寒门在南朝的地位，说明了南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宋朝开始的。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寒门的地位。寒门中，有些人成了地方豪强，有些人成了富户。宋朝皇室的“崛起寒微”，又为这个变化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列在《恩幸传》的第一人叫戴法兴。他出生在会稽郡的山阴县(现在浙江绍兴县)。这个地方的生产力，东晋以来，一百多年中，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戴法兴的父亲以贩丝麻为业，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也在山阴市集上贩卖细麻布。戴法兴有两个哥哥，一个勤奋读书，一个长于书法;他自己呢，历史书上说“颇知古今”，当然也是知书识字的。这三兄弟在山阴县很有点名声。

　　当地有一家富户，家财三千万。人们说戴家三个儿子，抵得上这家富户的三千万钱。人值一千万，身价的确不小戴法兴开始在建康做仓部令史的小官。当然，这是个浊官，高门出身的人，根本瞧不上眼。可是戴法兴这个人，从小小的仓部令史起家，一直到操纵国家大权。宋文帝时，宰相彭城王刘义康把他从仓部令史中提拔出来。后来在末朝皇室内部争夺中，得到了宋孝武帝刘骏的信任。等刘骏做了皇帝，他便参与用人行政和赏罚大事了。前废帝刘子业(孝武帝的儿子)时，有人说，宫中有两个皇帝，一真一假，真的指的就是戴法兴戴法兴是南朝“恩幸”的一个典型。

　　宋明帝和阮佃夫，齐武帝和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度，梁武帝和朱异，陈后主和沈客卿施文庆之间的关系，与宋孝武帝和法兴的关系，差不多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阮佃夫这些人籍贯、出身和戴法兴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都做过中书舍人，权力中书舍人这个官，本来是中书省的僚属，地位并不高。宋孝武呢，又一个个都“势倾天下"。中书舍人这个官，本来是中书省的僚属，地位并不高。宋孝武帝开始把国家的机密要转到了中书人的手里。齐武帝时，四个中书舍人，还各设一个办事机关，称为“四户”。皇帝的诏令，从这四个机关发出来，宰相无权过问。

　　原来由尚书省管理的许多事务，也转到“四户”中来了。皇帝对于这些中书舍人，是另眼相看的。那个为江微所瞧不起的纪僧真，在齐武帝看来仪表谈吐，都比得上士大夫。齐武帝有一次送纪僧真出门端详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笑着说:“人生何必计较门户，像纪僧真这样的风采，士大夫哪里比得上对于刘系宗、吕文度，齐武帝也把他们和士大夫相比，说:“担当国家大事，一个刘系宗便够了。沈约、王融这等人，几百个也抵不上刘系宗一个。”又说:“公卿中有像吕文度这样操劳国事的，就不愁天下不太平了。”寒门和皇权的结合，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个特色。齐武帝和寒门的关系，又是其中的典型。

　　南朝皇帝，不但用寒门控制中央的政权机关，还用寒门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从宋朝开始南朝皇帝都用宗室诸王镇守地方宋、齐两朝，皇帝又通过一个叫做“典签”的官，来监视镇守地方诸王的行动典签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仿佛后来的文书管理员宋朝后半期，这个文书管理员，突然重要起来。戴法兴在刘骏当江州刺史的时候，做的便是这个官。但戴法兴还不是由皇帝直接派到江州去的，也不和皇帝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时候，典签还不过是刺史的亲信。宋孝武帝以后，皇帝就用亲信的人做典签，直接派往各个地方，作为皇帝的耳目。通常的情况是:一州派上几个，轮流往返建康，向皇帝报告情况。

　　从此，州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吏，便在典签的掌握当中。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也就进一步加强了。齐武帝的弟弟武陵王萧晔做江州刺史，和典签赵握之合不来赵渥之说:“我离开江州，你的刺史也做不成了。”赵渥之到了建康，在齐武帝面前说了萧晔许多坏话。果然，萧晔的刺史被撤掉了齐武帝的儿子邵陵王萧子贞做吴郡太守，想吃熊白(熊背上的肥肉，一种美味的食物)，问厨子要。厨子说:“典签不在，我不能给。”齐武帝和寒门的结合，在利用典签加强对诸王的控制这方面是很突出的。这个原来地位低下的典签，齐以后被称为典签帅、签帅或主帅。当齐明帝萧鸾翦除高帝、武帝子孙的时候典签的力量，有时胜过甲兵。

　　齐武帝的儿子巴陵王萧子伦，镇守琅琊齐明帝打算派兵去收捕，典签华伯茂认为派兵去还不如把事情交给他办。后来华伯茂只用一杯毒酒，便逼得萧子伦自杀了。清朝历史家赵翼，从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变化，概括出两条:一条是“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一条是“齐制典签之权太重”。李延寿把这些寒人叫做“恩幸”，贬了一下寒人，也贬了南朝的皇帝。经过了一千多年，清朝这位历史家，和李延寿的看法，还是相门阀统治，到南朝至少有了二百年的历史。出身寒门的皇帝，差不远。和高门之间，政治上的利害不尽相同，经常和寒门结合，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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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东晋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取代。刘宋初期，特别是文帝元嘉年间，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抑制豪强，奖励农耕，促使经济繁荣，史称“元嘉之治”。元嘉年间的社会风气比较好，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的生活节俭。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武帝纪下》);文帝刘义隆曾特下诏书倡导“宜存简约，务令节俭”(《宋书·文帝纪》)。

　　皇帝以身作则，因此朝廷敢于惩治腐败官员，特别是职位高的贪官，甚至连势倾朝野的吏部尚书庾炳之，也因“颇通货贿”而被免官(详见《宋书》相关章节)。刘宋政权打击腐败的力度如此之大，不仅仅出于廉政的目的，也有排挤政敌，特别是压制世家大族的用意。随着东晋王朝的覆灭，门阀政治也告结束。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世家大族的势力虽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南朝之后。

　　世家大族子弟往往盲目地自我标高，他们争着去做所谓清要的官职，鄙薄繁杂的实际事务，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干练的行政能力。他们往往高谈阔论，却无所作为，他们常常以酗酒、服药为清高的标志。其实，行政上的不作为也是吏治腐败的一种表现。更有甚者，空谈与不作为，酗酒与服药，竟熏染了社会，形成一股腐臭风气。

　　世家子弟惯于酗酒与服药，许多士大夫也竞相效仿。酗酒与服药影响颇坏，尤其是服药，危害最大。带头服药的是魏晋时期的所谓正始名士，其中又以何晏为首，王弼、夏侯玄也热衷此道。他们所服之药统称作寒食散。寒食散大多以矿物质为基本成分。其中有一种以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组成，名五石散，服用者最多，为寒食散的代表。其实，寒食散不仅毫无滋补作用，反而大有毒素。这种风气不仅仅损害了人们的身体，而且严重地腐蚀了国家行政机体。

　　刘宋以后，许多寒族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入政界的，而这也正适应了南方列朝压抑世家、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寒族是相对于世族而言的，其成分比较庞杂，包括庄园主、商人、未能进列为世家的地方豪强、富裕起来的自耕农等等。孝武帝为了压制世家大族，就重用寒人(门第低微的人)执掌机要。其中，以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等人为代表。

　　戴法兴与戴明宝在孝武帝时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任东海国侍郎，亦兼中书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属员，官品很低，但其上递奏文，下宣诏命，执掌机要，因而逐渐参与决策，权力越来越重要。戴法兴等人在掌握大权之后，便狐假虎威起来。他们利用手中权力，肆意纳贿，大行腐败，“多纳货贿，天下辐辏，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宋书·戴法兴传》)。孝武帝刘骏去世之后，戴法兴等人更加张扬，权势过于膨胀，终于招致嫉恨而被杀。

　　宋明帝刘?即位以后，继续重用寒人，于是又有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寒人操持权柄，他们较戴法兴等人的权势更有过之，贪污腐败亦不亚于戴法兴等人，他们“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宋书·阮佃夫传》)。小人得势，其贪婪之心更是毫无顾忌的。刘宋朝廷就这样迅速地被锈蚀而消亡。

　　而刘宋以后的齐、梁、陈三朝，也都经历了同样前廉后腐、终至灭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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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人掌机要”是刘宋时开始产生的政治局面，由宋武帝刘裕开创，到宋孝武帝刘骏时全面完善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局面，并被此后的南朝各代所延续。

　　形成过程

　　“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是经刘宋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三代人的努力所创造的一种政治局面，随后贯穿整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

　　刘裕时期

　　“寒人掌机要”在宋武帝刘裕时期，形成了基本的政治雏形和架构，由此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

　　东晋门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在于士族专兵，皇权丧失了军事基础无法与门阀士族对抗，因此门阀政治横行于东晋一朝。刘裕代晋建宋后，针对此问题，将自己的核心集团——晋末的北府兵由东晋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镇武力改编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屯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皇帝所亲信的寒门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令，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中央禁军也因此被称为台军。台军的构成及地域来源虽然在宋孝武帝时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团军，但台军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刘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专兵的特权，失去军事基础的门阀士族因此再也无法对抗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的刘宋皇权。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刘宋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刘宋得到重新确立。

　　因此宋武帝刘裕时期，寒门出身的武将因此执掌军权，同时刘裕在东晋义熙年间和刘宋永初年间，均推行了系列抑制豪强，重用寒门的改革措施，寒人不仅在军事上全面执掌大权，更在政治上也获得了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权力，东晋“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彻底终结，而刘裕临终前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除谢晦以外，其他三位皆出身寒门。但必须指出，宋武帝刘裕时期，仅仅是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开始阶段，这一时期门阀士族虽然已经屈服于皇权，且彻底丧失了军权，政治上的权力也被削弱，但任何政治势力的消亡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士族虽然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越来越衰落，但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故宋武帝刘裕在剥夺士族军事大权，委任寒人执掌军权，任用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限制和打压士族的政治特权的同时，又对主动臣服自己的士族进行了一定的拉拢和优待，以利用其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影响力巩固政权。

　　文帝时期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初期，曾借助门阀士族的影响扫除辅政大臣集团，王弘、王华、范晔等门阀士族一度回归了政治中心，但这只是士族最后的回光返照，因为此时刘宋的皇权力量经宋武帝刘裕的改革已经得到了壮大，具备了对除皇权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的压倒性优势，皇权的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宋文帝皇位稳固后，便开始重新回归宋武帝刘裕的政治路线，不断加强皇权的力量，抑制士族，任用寒人。宋文帝通过委任诸弟控制州镇，参与执掌朝政，又加以防范，同时配备有真才实学的寒人加以辅佐，并抬高由寒人担任的中书舍人的地位和权力，以彻底压制门阀士族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增加中央禁军及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选备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寒人担任军队统领，扩充皇权的军事基础。皇权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因此门阀士族在重获短暂的政治荣光后不得不承认现实，仅仅在回归政治中心的三年之后，王弘、王华等高门士族又被迫上表让出高位实权之职，范晔、刘湛等高门士族更是被宋文帝借机诛杀和铲除。值得指出的是，在文帝委任其弟刘义康辅政的十余年间，史载其“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用人不论门第，出现“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的局面。宋文帝在位时，由文帝本人和其弟刘义康，引用的寒人与寒士，如沈庆之、秋当、周纠、戴法兴、刘道产、邓雍之、苏宝生、王弘(此为寒门王弘，与琅琊王氏的王弘同名)、徐爰等等。此外，地方的地方州府，宗王藩府也大量招聚寒门才学之人，充任文职僚属。随着文帝统治时，南方的进一步开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通过经营土地和经营商业而致富的寒门富室，这也使得相当一批寒门有较强的经济基础，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惜私下买卖士籍，篡改籍注，寻求政治地位的上升。宋文帝在位三十年，“寒人”的力量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州府和军府，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寒人主要充任具体事务的官职，这些被破格任用的寒门，其中不乏多有善政之人，如刘道产镇守雍州期间，“百姓乐业，民户丰赡……《襄阳乐歌》，自道产始”，这一时期也是这一新型政治局面发挥了克服魏晋门阀弊政的功效，取得最大效益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孝武时期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在其父祖两代人改革努力的基础之上，大力推行集权改制，强化皇权，不仅在政治上全面削弱士族，更试图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压制士族的影响，同时全面起用寒人担任要职，门阀士族因此被彻底架空沦为边缘，寒人得以广泛参与到朝政上来。孝武帝统治时，许多门阀士族畏惧皇权的压力，纷纷离开政治舞台，寒人在朝堂则进一步得到扩充，孝武一朝形成了“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的局面，因此到宋孝武帝时，“寒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至此全面形成。

　　孝武帝刘骏即位之初，便下诏撤除“录尚书事”职衔，政事不得全部让尚书令、尚书仆射处理，责令尚书省较低级的官员尚书郎勤于政事，后甚至同时置两位吏部尚书以削弱其选举权力，并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寒人出身的戴法兴、巢尚之、徐爰、蔡闲等人以低级官职专执朝权，官员选拔、升迁、奖惩，孝武帝都要和他们商议后再作决定，由高门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署空即在公文上签名认可的权利。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 [6] 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爱等寒门士人。宋孝武帝还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此外，刘宋初年曾对魏晋以来的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且任期过长的问题进行改革，地方的郡县官开始增加了一定的寒门比例。但由于不少士族在刘宋之前就长期担任郡县官，而那些即使有理政才干的寒门往往因为入仕年限比不上那些士族而在郡县官的任免中处于劣势。孝武帝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同时重申刘宋武帝以来的官员选拔机制，寒门士人入仕升迁的渠道进一步得到了扩充。刘宋自武帝刘裕起，就一直重视学术和教育，复兴儒学，不断排抑士族所尊崇的玄学空谈之风，此前魏晋时由士族所垄断的办学、选举特权也渐渐向寒人开放，达到了宋孝武帝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孝武帝不仅在政治上全面压制士族，在社会与文化上也推出系列举措抑制士族的影响，如进一步倡导儒学，兴办教育，大力推行复兴礼乐的政策和活动，从寒门文士中征聘儒学经师，限制士族所爱好的玄学之风，试图将国家的力量向文化和社会领域渗透，门阀士族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宋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经宋孝武帝的全面完善，至此全面形成。

　　历史意义

　　“寒人掌机要”使寒门庶族势力逐步控制了政治中枢，为寒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取代士族奠定了根基，也为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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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人掌机要”是刘宋时开始产生的政治局面，由宋武帝刘裕开创，到宋孝武帝刘骏时全面完善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局面，并被此后的南朝各代所延续。不仅贯穿整个南朝，也被汉化改革后的北朝所借鉴以对冲门阀贵族对皇权的威胁，进而影响了整个南北朝历史的政局走向，并延续至隋唐。

　　“寒人掌机要”使寒门庶族势力逐步控制了政治中枢，为寒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取代士族奠定了根基，也为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历史背景

　　东晋末年，战乱不止，在先后遭受王恭叛乱、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以及因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军阀割据混战后，门阀士族遭到重创，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已经难以再继续维系下去。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势力趁势崛起，并先后平定了各个割据势力从而使混战二十余年的南方重归一统，最终代晋建宋，在此过程中，寒门庶族势力也因军功而地位不断得到上升。刘裕出身寒门，他以军功夺取天下，因而掌握政权后，集权中央，大力削弱世家大族的军政实权，并在中央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中央军(也称台军)，结束了东晋时期士族专兵的局面，同时重用寒门，于是寒门庶族士人，纷纷参与朝政。门阀士族进入刘宋后，虽仍高官厚禄，但所担任的皆为清流雅职，并无实权，因而不断被边缘化，而寒人所担任的如中书舍人之类的官职，品位虽低，但参与机要，出纳王命，具有实权。终宋、齐、梁、陈四朝，军政实权，均有寒人掌握。

　　具体内容

　　刘宋时，随着门阀士族的全面衰落和皇权的复兴，寒门庶族势力逐渐兴起，以及刘宋统治者本身就出自寒门庶族，因此采取系列抑制豪强，集权中央，重用寒门的改革措施，寒门开始在朝堂担任要职，参与执掌机要之职，于是逐步形成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寒人掌机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寒人控制政治中枢。从刘宋开始，统治者为加强皇权以制衡门阀士族对皇权的威胁，防止重现东晋士族坐大，皇权旁落的局面，大力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刘宋皇帝往往利用出身微贱而有实际才干的寒门来控制中央各部门，如尚书省的尚书令史、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实际把持了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而门阀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虽然位高，但却被完全架空，只剩下在公文上签名的权利，门阀士族人士越来越成为政治中的摆设，被剥夺了实权。刘宋开始，寒人之所以控制政治中枢，除了刘宋统治者为复兴皇权而削弱门阀士族和刘宋皇室本身就出自寒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门阀士族本身就已经越来越腐朽，在政治上不求振作，不思进取，庸碌无能，除部分热衷于政治事务但却又受到皇权压制外，大多已经丧失了理政的能力和对政治的兴趣，这在客观上为寒人控制政治中枢创造了机会。

　　第二是寒人执掌兵权。经历东晋末年混乱征战局面后，军权彻底归到了寒门庶族手中。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以寒门庶族身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凭借着与北方流民为主的北府兵组成的北府寒门军事集团，以军事起家，以军功坐大，最终改朝换代，创造了刘宋政权，此后刘裕实行军制改革，重新构造了一套中军和外军的体系，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台军。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和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刘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专兵的特权，失去了与皇权对抗的军事基础，兵权因此完全由寒人执掌。当然，士族手中的军权被彻底剥夺，也与士族在晋末“不乐武位”，“鄙薄武事”，以不过问军事为清高，抛弃了东晋早期士族以武功进取的传统，正是这些士族自身的腐朽无能，最终致使军权逐渐落入刘裕这样的寒门庶族手中，从此军权再也未落入士族之手。

　　第三是寒人出任地方典签。从刘宋开始，皇帝为集权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高府州传递文书的官员——典签(签帅)的地位，同时通过委任被选拔出来的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中央进一步了控制地方军政要务，由此出现了“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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