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国

　　扶余国，又作“夫余国”等，公元前2世纪-公元494年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国家。前期王城在长春市宽城区小城子村，一说吉林省吉林市，后期王城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那里谷物丰盛，余粮颇多。其国故城叫濊城，本属濊貊之地。夫余统占其中的地盘，自称是“亡人”。扶余国从前2世纪立国到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为止，历时约700年。此外，沃沮、东濊都是扶余的兄弟民族。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树上有种盐可食用，古代部分东胡人到了松嫩平原，他们把食用这种盐的人叫扶余。这是扶余名称的另一解释。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濊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东北南部为古商族(汉族)系;东北西部为东胡族系;东北东部为肃慎族系;东北中部为濊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以肃慎族为主。据专家的考证，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有3万左右。古代长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肃慎族(肃慎南支)、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从原来的单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濊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西汉初年，扶余人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前期和后期的王城就在今吉林市和长春市农安县一带。扶余国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王城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

　　扶余国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扶余族所建，吉林市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之一。扶余王城是木栅城。城市形状是圆形。扶余王城分前期和后期。前期王城在吉林市，后期王城在长春市农安县。西晋以后扶余国势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鲜卑族入侵，扶余王自杀，扶余国第一次灭国。第二年晋武帝派兵帮助复国。公元346年扶余王城由喜都迁到农安。470年南部高句丽族入侵，破城54座，村落1400个。493年，北部勿吉族(满族先民一支)入侵，扶余王逃到高句丽，其国灭亡。扶余建国600多年。农安一带为高句丽所占领，又统治了200多年。到了唐朝时期，为防唐朝征讨，高句丽沿辽河南起营口，北至农安修筑了一道长长的土垒，史称千里长城。

　　北魏至唐初，东北东南部为高句丽疆域，原来的扶余故都为高句丽的扶余府。668年，唐破高句丽，这时属唐的河北道。由渤海都督府管辖。713年，肃慎族的后裔粟末靺鞨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建立了渤海国，并设5京15府62州，在原扶余都城所在地设立扶余府(一度又称为书山府、隆州府)，定为国都，其下辖有扶州、仙州。后迁都“敖东城”，但扶余府仍为渤海国文化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总人口已近50多万。

　　925年，居住在东北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女真族强大起来，首领耶律阿保机率兵征渤海，四月围扶余府，次年春攻下扶余府。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回师扶余时病故。当时城内上空出现飞升的黄龙，辽遂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并建有佛塔一座。辽国分上、中、西、南、东京等5个道，上京辖临璜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为政治中心。而黄龙府属东京道(今辽宁省辽阳市)，统5州(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雍州)、3县(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是辽的政治军事重地。

　　在军事上，黄龙府郡部署司统领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彭圣军书度使、宪州(今农安靠山乡广元店古城)怀氏军节度使、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乡万金塔古城)瑞圣军节度使、益州(今农安县小城子乡小城于古城)观察使、威州(今农安县三宝乡小城子古城)刺史。这些军队都驻在黄龙府附近。

　　黄龙府是辽金的名城。南宋名将岳飞曾誓言：“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农安古城。

　　黄龙府是各族人民聚居之地。由于辽代移民的结果，这一带不但居住着契丹人、渤海人(和女真同族，满族先民)、女真人、汉人，而且还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在黄龙府辽圣宗时代(983-1030年)修建的佛塔至今犹存。塔高43米，中实、砖造、密檐式，8角13层。年久经浸蚀，塔基破坏，但仍未倒塌，说明辽代劳动人民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才能。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1953年国家曾拨款修复到10层，在修复的过程中，于塔的上部中心一小砖室中，发现银佛2件，以及木制圆骨灰盒、骨灰布包(内有舍利子)、瓷香炉、瓷香盒、银质小圆盘、银质单线刻划的银牌佛缘各一件。1983年由国家拨款，将古塔修复如初。如今塔身每层都塑有狮子、麒麟等瑞兽，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每层各檐角都挂有风铃，一遇风雨锵锵铮铮，金铁皆鸣。

　　1114年9月，女真各部不堪辽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率兵攻下黄龙府。在攻打黄龙府的战斗中，女真大将完颜娄室立下了卓越功勋、他首先断绝了辽兵外援，控制交通要冲，并乘风纵火，督军力战，火燃战靴至足而不知，一举攻下这座军事重镇。完颜娄室是长春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它的家族墓地遗址至今还留在长春东南的净月潭山南坡上，是吉林省重要的金代遗迹之一。

　　完颜娄室从古至今引起学者的关注。据《金史》、《柳边纪略》记载：因完颜娄室攻克黄龙府有功，被封为黄龙府万户。以后，他又擒获了辽国天祚帝，战功显赫。1130年，完颜娄室病故于军中，终年53岁。金太宗亲自派队护送完颜娄室灵柩，归葬于黄龙府东南的奥吉里，即今石碑岭。

　　金国攻克黄龙府后，改黄龙府为济州，置利涉军节度使。金之所以把黄龙府改为济州，是因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南渡混同江(今松花江)时，水深无舟，便命一人在前探导，乘赫白马渡水，后续兵马按他鞭子所指的方向而行，水深仅及马腹，全军顺利过江攻入黄龙府。后来，使人测所渡之处，水深不得其底，大军无船而顺利涉过，乃是天意，正合“济州”，“涉利军’之意，后改为隆州。金末，蒙古族兴起，金为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于1140年，将隆州升为隆安府，这里又成为金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辽金这两个北方民族的国家，都曾经进入中原，用兵于长城以南甚至长江流域。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将长春地名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龙府，迁都中都(北京)之后，改称隆州“宽城府”(宽城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大金国，国富民强，从西方传来的景教(基督教)成为大金三大国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全民信仰，宽城子成为东北亚最大的基督教圣地，全城大小教堂很多，信仰民众有数十万，此时的宽城人口近百万，城市已具备规模，城墙高大分为内外两城，宫殿虽不使用但也保持的十分豪华，百姓安居乐业，有专门传道的牧师在教堂讲道，大多数信徒为富有的地主阶级，修建大小教堂，小市民在公办的最大的教堂听道。

　　此后蒙古日益强大，攻占宽城子，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下来，蒙元由于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认为这里是景教的不详之地，才会久攻不下，遂下令将宽城子城墙拆毁，百姓迁移到辽阳和中原等地，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又将废墟挖地三尺，夷为平地，所以今天几乎上找不到这座古城的任何痕迹，只有在今天小城子村附近有点留下一点残存的遗迹。

　　1234年，蒙古族灭亡了金帝国，后来统一中国，成为元帝国。在元帝国统治期间，长春属辽阳行省开元路，治所在隆安府。蒙古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元帝国力量的主要残部，败退到东北。

　　明洪武20年(1387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率师20万北伐”。同年六月，由于纳哈出的投降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初，纳哈出兵分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其中的“龙安”即今农安，“一秃河”即伊通河。当时投降的纳哈出部下20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

　　平定东北以后的明帝国，设立奴儿干都司，在长春地区设置了隶属奴儿干都司的亦东河卫和亦速河卫，地址就是现在的伊通河和饮马河流域。

　　明帝国虽然在长春附近设立了军政机构，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民族居住状况。从12世纪蒙古族由西北向东南移居开始，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除去蒙古部族之间的争夺之外，一直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

　　当满族势力在东北兴起时，蒙古族郭尔罗斯部的一支就在1633年投降了后金并参加了反明战争，因此其部族的首领在1636年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所以在长春设治以前，这里是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的封地。

　　清军于1644年入关以后，着手修筑东北的柳条边(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墙、条子边等)。这里所说的柳条边墙是指在边墙外有沟，引满了水，以阻止行人私自入边。边墙高3尺，宽3尺。墙上栽种3行柳树，以阻行人，因此称之为柳条边或柳边、边墙。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分。老边建于清初(顺治年间)，曾在辽河流域修筑了一条东起凤凰城，经开原到山海关的边墙，全长1900余里，名为“盛京边墙”。因其修筑时间较早，也叫老边。新边是指吉林省境内的柳条边。据《盛京通志》记载：“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690余里，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之柳条边，亦名新边。”

　　“老边”自东向西设边门16个。“新边”自南向北设边门4个。它主要指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河边门、法特哈边门。

　　除边门以外，还随边墙的走向设有许多边台。新边的头合在今吉林地区舒兰县法持乡东10里处的头台村，而法特哈门是二台，以松花江为天然屏障，过江后在长春地区九台县境内接着是三台、四台(今上河湾镇四台村)、五台(今上河湾镇五台村)、六台(今六台乡六台村)、七台(城子街七台村)、八台(今苇子沟乡腰八台附近)、下九台(今九台镇)。清朝对新边采取从一台排到十台，然后再重复从一台排到九台，称上十台、下九台。饮马河台也叫头台，在今放牛沟乡荆家村饮马河头台屯。二台在今放牛沟乡腰站村二台屯。在九台县境内共有边台达9处，全长262华里。

　　从九台县放牛沟乡任家屯村北双项子向西南走去，柳条边就出了九台县境，进入长春郊区三道镇四合村东南盛家岗子和双阳区泉眼乡岗子村后屯交界处。这是进入长春市郊的一个边台(后台屯)，向南一华里到西边屯、净月乡小河台(第二个边台)。过幸福乡的靠边吴屯、新立城乡的靠边孙、靠边王到邢家台径直向南进入今新立城水库。在乐山乡同永春乡交界点的东面(今新立城水库内)向西南转向处，即新边的伊通边门旧址。在长春郊区范围内有柳条边的一个边门——伊通边门、三个边合、全长80华里。总计柳条边在长春地区为342华里，路经九台县、双阳县和长春市。清代柳条边每个边台设台丁150名至200名，台厂是“由汉人入籍人充之，种地免税”，俗称“边台人”。边台并不像墩台与烽火台一类的土台子，而是柳条边区域性的行政管理机构驻地。经过修筑清代的柳条边，进一步明确了的长春市，以及农安、德惠和九台币的部分乡镇都处于边外(新边以西)，是属于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

　　清军入关并在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后，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有一批批“罪犯”及其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柳条边沿边的各个门、台。旧志中有：“有流人居边门，父子葺破屋以栖，尝大雪，老者僵卧，其子晕绝尸旁……询所苦，知初从关内来者。”由此可知300多年前就有清代人流入到这里。但在清初，流入还是比较少的。

　　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遭到清帝国的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的叛乱，也被平定了。因此，就有了大批的“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送到东北。其中包括闽、浙、鲁等沿海省份和慎、黔、湘、桂、粤等省的民人。

　　明清交替之际，沙俄势力达到了黑龙江上游的中国边境地区。在平定“三藩”之后的1682年春，康熙皇帝东巡到达船厂和大乌喇虞村等地，开始策划反击侵略者的边境战争。

　　1683年春天，康熙皇帝下令考察辽河的航运办法，派遣“吉林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门、伊尔门河口，验视水势。到迫使侵略者签订尼布越条约为止的几年中，伊通河上的航运相当繁忙。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通过这条水道，运往雅克萨前线。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沿线居民，流人出身的水手和造船工匠，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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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扶余国和松原扶余县没有直接关系，古代扶余国在北魏时期就灭亡了，而扶余县是民国三年(1914年)设立的。硬要说有关系，只能说扶余县属于古代扶余国的范围之内。我们分别看一下扶余国和扶余县的历史就知道了。

　　一、扶余县

　　扶余县现在应该叫扶余市了，属于吉林省。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闯关东”之前，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人烟稀少。清初，这里只有一个驿站，名叫伯都讷站。康熙三十二年，驿站之南设立了一个伯都讷新城。民国成立后，这里改为新城县。后来由于叫新城县的地方太多，河北、山东都有，于是就改成了扶余县。

　　二、扶余国

　　扶余国，又称为夫余，夫于，是我国古代东北部族濊貊的分支。扶余一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先秦典籍)，名凫庾，是九夷之一。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树上有种盐可食用，古代部分越人到了松嫩平原，他们把食用这种盐的人叫扶余。这是扶余名称的另一解释。

　　扶余最早在史书出现的地方是《史记》，在卫满朝鲜于前108年被灭国时就已存在。据《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西汉时期，扶余被划入玄菟郡。汉武帝年，扶余开始向汉朝进贡。高句丽建国后，两国关系恶化，常有边境冲突。高句丽大武神王时期北伐，成功诱杀扶余国王带素，之后扶余开始衰落。

　　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扶余王曾来到洛阳，晋书记载永和二年夫余为百济所侵西徙近燕。三国时代，辽东半岛被公孙氏支配，后来扶余受到鲜卑的攻击，进一步衰弱。到了晋太康时，为慕容氏所破，旋即复国(扶余王自杀，子弟亡走沃沮，子依罗后即位)。346年慕容氏又攻击扶余,最后在北魏时期，扶余国被勿吉(满族的先祖)所灭。

　　以上只是史书的记载，具体怎么回事，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考古证据，现在很难搞清楚当时的情况了。古代的扶余人也许在现在的扶余县土地上生活过，但是在之后约1600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要说关系，如果从怀古的角度来讲，也能勉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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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余国是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国祚绵延600多年。那么，扶余国为啥消失了呢?

　　在中国东北，古时候有四大族系，华夏族系也就是，现在的汉族族系。东胡族系，也就是当时为了抵抗匈奴而组成的联盟体系、后来鲜卑、乌桓强大，曾经建立国家。再者就是肃慎族，后来发展成为满族，曾经建立过后金国和清朝。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秽貊族系，在东北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权----扶余国。

　　濊貊[huì mò]是中国东北最古老的一个民族。早在西周时代，就是周王朝的臣属国。春秋时期，齐桓公曾经发动过对濊貊的战争。战国时期，濊貊族从事农业和渔猎业，黍成为濊貊人的主要食粮。也就是说，与其他民族相比，濊貊族是比较先进的，已经学会了农耕。

　　因为先进，濊貊族最先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国家---扶余国。

　　扶余国建国还有一个传说。

　　据说，索离国王的随身婢女怀孕了，国王要杀死她，婢女说：“有一团象鸡蛋那样大的气体，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我怀孕了，国王因此没杀死她。后来，她生了个孩子，被迫扔到了猪圈里，猪用嘴巴向孩子哈气，孩子被移致马厩中，马又向孩子哈气，所以孩子能不死。国王却迷惑地以为这孩子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就叫他母亲收养他，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东明”，经常叫他去放马。东明善于射箭，国王怕他夺了自己的江山，于是想杀掉他。东明便逃跑了，向南逃到掩施水边，用弓拍打水面，鱼鳖便浮出水面架成桥，东明才得渡过河去。他过河后鱼鳖散去，追兵便不能过河了，东明就在夫余国建都称王。

　　扶余国建国的历史资料非常短缺，不过已经有很多资料证明，扶余国建立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最开始的王城是长春市宽城区小城子村，后来迁移到吉林省吉林市，后期王城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

　　扶余国强大的时候，疆域非常辽阔，南到长城以北，东南达高句丽、东达挹娄(满族先祖)、西接鲜卑，几乎囊括了今日东北大部分地区。然而，扶余国在公元494年被高句丽灭国。那么，扶余国为啥会被灭国呢?

　　高句丽国其实是扶余国的分支，根据资料记载，高句丽国的建立者朱蒙原本是扶余国太子，因为受到迫害外逃建立了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扶余国一直将高句丽当做小兄弟看。但是，到扶余国晚期的时候，开始欺负高句丽。

　　资料记载，夫余王带素向高句丽派遣使臣，强使高句丽交质子，琉璃王惧怕“夫余强大，欲以太子都切为质，都切恐不行，带素患之。”于是同年冬十一月，带素率兵五万进攻高句丽，适逢大雪，人多冻死，无功而还。此后，扶余国还曾多次出兵征讨高句丽。

　　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高句丽开始暗自练兵，最后在打败了扶余国。公元494年，扶余国覆灭，这个在东北存在600多年的国家正式覆灭。

　　扶余国灭亡后，大部分国民投降了高句丽，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融入到满族、东胡等民族中，不过最后扶余国的濊貊还是融入汉民族中居多。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度农耕化的濊貊族，在历史舞台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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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夫余的崛起。从传承上来看，夫余是不同于肃慎(挹娄，勿吉)、东胡(乌桓、鲜卑之属)的，而是与肃慎、东胡共存的族系。夫余居北部偏中，肃慎居北部偏东，东胡居北部偏西。当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与夫余并存的民族还有高句丽(亦称句丽，后称高丽)、乌桓、鲜卑、挹娄(后称勿吉)、秽、貉等。“夫余一族，与秽貉有关。”“濊貊”一词，最初是单独出现的。应该分别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其中它们还各自包括很多部族。“濊”在北，貊”在南，相对来讲，“貊”族由于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的先进文化，因而所受到的中原经济文化影响比较深，社会发展程度也较高。

　　“濊貊”的发展衍生出夫余、高句丽、沃沮等族，这些族虽然几经迁徙，但仍然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中心。夫余建国的地方是“秽”(通“濊”)地，西团山文化是目前史学界一致认可在松花江流域的典型的秽人遗存，它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松花江中上游和伊通河流域，向西可以到达东辽河流域，东至张广才岭南端威虎岭，北至拉林河上中游的左岸，南至辉发河、饮马河、伊通河上游，是西周到秦汉时期分布在中国东北吉林至长春地区的一种文化。

　　有学者考证，西团山文化与夫余文化在地域以及年代、出土器物等诸多方面有很强的一致性，因而推断西团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夫余文化之源”。对此，我们认为西团山文化应该是夫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陶壶为例，夫余文化的陶壶以夹砂(或砂质)褐陶、素面、折沿、有颈、鼓腹、平底、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桥状横向圆耳(也有少部分无耳)为其基本特征，也是白金宝文化、西团山文化墓葬中随葬器物最主要和最富特征的器物。

　　此类陶壶在西团山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以喇叭形口为基本特征，渐次发展演变为直口(或称直颈)、侈口直颈或斜颈，而明显的颈部是早期遗存中所不见的。如果把西团山文化的陶壶与夫余文化的陶壶相比较，则西团山文化晚期陶壶与夫余文化的陶壶有着更多的一致性。有颈陶壶是白金宝文化的此类陶壶的固有因素，而喇叭形口的陶壶是西团山文化此类陶壶的固有因素。“从夫余的此类陶壶的外部轮廓上看，其颈部以上(包括颈部)更多地反映了白金宝文化的此类陶壶的特征;而颈部以下则具备了西团山文化同类陶壶的特征。最明显的差异是耳部，西团山文化的陶壶为板耳，而夫余文化的陶壶为圆耳，这大概是受白金宝文化较为盛行圆耳的影响。”西团山文化中的长颈、圆腹、双桥耳陶壶与早期夫余文化的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陶壶很相似。

　　而其他考古发现的器物也有一致的特征。在夫余和西团山文化中，陶鬲的变化也都是趋于简单;陶豆发现较多都是浅盘或碗形豆盘、高柄，个别也见罐式豆盘。柄部基本形制为圆柱状，大体分为近双曲线形，近直圆柱形和略呈外弧形，其中有实心和空心之分;西团山文化的陶豆，豆盘基本是碗形，豆座基本是覆碗式的大圈足，不见明显的豆腰。夫余文化的早期那种双曲线豆柄很像是被抻长了的西团山文化陶豆的豆腰。这里似可以看出夫余文化与西团山文化的渊源关系。杯、碗的形制十分相像;陶罐中的深腹和大口罐也能找到一致的特征。青铜剑所反映出的共性更是令人信服。从以上的考古因素分析，夫余文化和西团山文化的承袭关系不容质疑以考古资料分析，在北夷“橐离”与秽人的西团山文化之间，夫余文化确立之前，尚有过渡文化的出现。这样的过渡区间使得这里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倾向性，即靠近白金宝文化的分布区域，其陶器就更多地具备了白金宝一望海屯的文化特征，如扶余的北长岗子遗址;而越是靠近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其陶器则更多地具有西团山文化的特征，如农安的田家坨子遗址挹娄，西与鲜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卑接，……”

　　夫余文化南部很可能受到高句丽的影响，东部则有挹娄文化的因素西部的文化受到东胡鲜卑的影响。其中“鲜卑的分布范围大体在东北的西部草原地带，其东与夫余当在今大安、乾安、双辽一线接壤”。在吉林省西部的长岭、梨树、四平、辽源以及北部的扶余、德惠、榆树等地的夫余文化都有鲜卑文化影响的痕迹，此现象也是在考古资料中给予了证实夫余建国以后，创立了自己的文化。这里既有“橐离”旧的文化内核。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定辽东、辽西4郡;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置苍海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4郡。此后，旧燕之地一东北地区南部开始有“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这是史料中关于夫余最早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夫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就已经建国，如以西岔沟墓地的年限来推断，其建国当在秦汉之交。而“夫余本属玄菟”，恰恰说明夫余是一个隶属于汉朝玄菟郡下的一个方国，也是一个地方民族自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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