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战

　　《宋史》列贾似道于《奸臣传》，其内容不少来自野史小说，且出于反对者之口，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如鄂州之战，云似道私约称臣输币，又虚诳报捷，最是坏事。然考《元史·世祖纪》，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况且《元史》里也记载了在鄂州之战后期，忽必烈曾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身为南宋守将的贾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见贾似道之才干。

　　如果说对秦桧前期的表现，史学界尚有人加以些许肯定，那么对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贾似道，就只有全盘否定。诚然，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贾似道仍不失为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单从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来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先言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发生于南宋理宗开庆二年(1259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蒙古军的最高统帅是蒙可汗之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蒙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两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种原因，蒙军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胜利。可是后人不仅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绩，反而认为正是他在这次战争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来又隐瞒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灭亡，是有罪无功。事实上，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深得当时人的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

　　著名学者王柏赋诗云：“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谁去兵?代马饮江水，舄赤司专征。”“肃肃荆楚净，汤汤江汉清。东西亘万里，齐民竞春耕。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鲁斋集》卷一《寿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认贾似道在军事上的才干，发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的慨叹。虽然贾似道在鄂州与蒙古确实有过议和活动，但双方并未签订具有实质性的和约，更无“割江”、“称臣”的承诺。

　　至于他后来扣留郝经，企图掩盖求和真相，从而为蒙古的大规模南侵找到借口，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早已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并处心积虑地想灭亡它，有无借口实在并不重要，对此明人张以宁也说：“如罪其羁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忆亡儿煊诗》后语。)因而将议和这一权宜之计，说成是贾似道对蒙古的投降行为，并进而认为这是后来招致蒙古南侵、南宋灭亡的原因，都有失允当。

　　再言公田法的问题。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阶级对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攻击得最为猛烈，如官员高斯得说：公田法是“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耻堂存稿》卷一《彗星应诏封事》)后人根据这些人留下来的记载，也对公田法加以全盘否定，并进而将它作为贾似道又一大罪状。

　　可是我们只要从公田法推行的历史背景、目的和效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绝非贾似道的罪状，而是他的一个政绩。南宋末年，战争频繁，对军粮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无力筹集粮饷，造成了军粮的匮乏。为此，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以挽救统治危机。

　　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公田法的推行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历史渊源，本意不能说不好，贾似道也带头献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决军粮短缺、减少楮币发行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由于吏治腐败，特别是这项措施极大地损害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产生了许多弊病，一般百姓也深受其害。但应该公允地说，公田法在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是被某些人有意夸大了的，即使有也不是贾似道一人之故。

　　今人否定公田法，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与认为凡是反面人物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利于人民、不值得肯定这一思想模式有关，由此也影响到了对贾似道的正确评价。

　　要之，人的一生十分复杂，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一件坏事;也不可能一辈子做坏事而没有做过或大或小的好事，《四库》馆臣有言：“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四库总目提要》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

　　在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受个人好恶和感情的支配，不能人云亦云毫无分析，不能借古人来影射时政，也不要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肆意褒贬。过去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口号：“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如果用在要求人们保持晚节上当有一定道理，而用在评价历史人物上，认为只要是反面人物，其优点和功绩都得一笔抹煞，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将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对某些反面人物的言行或事迹予以一定的记载和肯定，斥之为“给历史罪人翻案”。这种说法，恐怕有违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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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的鄂州位于湖北省会武汉的武昌，地处长江中游，扼汉水入口。它在行政区划上属荆湖北路领辖，与襄阳、江陵构成了京湖战区，隔江与淮南西路为邻，东南寿昌军(今湖北鄂州)与江南西路兴国军(今湖北阳新)接壤，形势十分险要。“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而且“荆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 早在南宋初年，名将岳飞与岳家军就驻兵此处。可见它的重要军事地理意义。

　　鄂州之战指的是发生于南宋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公元1258年～1259年)的蒙哥侵宋之战中，东路军统帅忽必烈率领蒙古侵宋军东路军进攻鄂州，最后被宋右丞相贾似道击退的作战。

　　南宋宝祐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侵宋战争，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亲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统领东路军。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后，与忽必烈的东路军攻下鄂州会师，直趋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启程。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军至汝南(今属河南)，得知蒙哥死于钓鱼城，误为谣言，遂采取招降与进攻两手，继续前进。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过淮河。二十日，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南)，宋戍兵皆遁。万户张柔率军攻最险要的虎头关(今湖北麻城东北)，先与宋军战于沙窝(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张弘彦将宋军击败，继而破守关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三十日，率军抵长江北岸。时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权臣丁大全的党羽，为政横征暴敛，当地百姓无不痛恨。及蒙古军至，渔人尽献渔舟济师，并充作向导。九月初一，从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讯，请其北归争汗位。忽必烈为立战功，仍率师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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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之战是1258年一1259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南宋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在蒙哥攻宋之战中，忽必烈率蒙古东路军攻鄂州(今武汉武昌)的作战。

　　另一次鄂州之战是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军突破鄂州(今武汉武昌)地区江防。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阳逻堡北，俯瞰大江，见江北有武湖，湖东江岸筑阳逻堡，南岸即浒黄川，宋军以大舟扼江渡，拥兵10万，战船2000，阵于江中，水陆阵容严整。蒙古军当即遣军夺大舟2艘，连夜准备舟楫，欲夺据点阳逻堡，强渡大江。

　　初四晨，风雨昏暗，诸将以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从，令扬旗伐鼓，分兵三道并进。勇将董文炳率敢死士数十百人冲其前，乘艨艟击鼓急进，直达南岸，诸军亦竟相争渡，宋军迎战，三战皆败。习水战的部将张荣实率军乘轻舟鏖战于北岸，获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斩宋将吕文信。水军万户解诚部将朱国宝，率精兵与宋军战于中流，凡17战，夺宋船千余艘，杀溺宋兵甚众。宋军三道皆败，阳逻堡防线也累遭失败，蒙古军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轻舟渡江，向忽必烈报捷。忽必烈闻报大喜，传令全军进围鄂州城，同时以一部兵由郑鼎率领袭江西;另遣兵于湖南接应绕道大理而攻击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军。

　　忽必烈渡江后，驻营于浒黄州，下令”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纵之”。初六，派人前往招谕鄂城。使者行至东门，宋军箭如雨下。忽必烈知道宋军有所准备，于是在初九率军将鄂州团团围住。因为蒙哥进攻四川的缘故，枢密使贾似道、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等人率领的大军都在支援长江上游，鄂州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兵力十分空虚，守备顿时危急起来。

　　十一日，忽必烈登城东北压云亭，立高楼观察城中军情，见城中出兵，即遣兵迎战，俘宋军2人。后遣将携宋降人至城下劝降，张胜杀死降人并遣兵出击，又被击败。张胜遂以缓兵之计，佯称归附，诱劝蒙古军东撤。蒙古军中计后撤，张胜趁机将城周围民居焚毁，使鄂州城防成为一体。这时宋将高达、邛应从江陵率军入援。蒙古军百户长巩彦晖迎战，高达埋下伏兵后假意撤退，一举擒杀巩彦晖。鄂州之战处于相持状态。

　　宋理宗一面组织义勇，一面命各制司进兵赴援。二十八日，宋廷诏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立即援助中流，以增强抵抗蒙军进攻的能力。

　　十月，贾似道自汉阳(今湖北汉阳)进入危急的鄂州城内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宋理宗也派使者拜贾似道为右丞相。

　　蒙古军包围鄂州后，在城外造起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每日在上面指挥攻城。由于久攻鄂州不克，又听说宋援军到来，忽必烈下令抓紧攻城。蒙古军遂组织敢死队，由勇将张禧、张弘纲父子率领，自城东南角入战，高达率诸将力战，张禧身负重伤而退。忽必烈见状，对张柔说：“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张柔乃命部将何伯祥造鹅车，掘洞入城，又选勇士登城，经激烈战斗后破城东南隅。高达率军奋力抗击，并组织人力修城墙，随破随修，使蒙古军不得入。

　　为防止蒙古军再穴城而入，贾似道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仅一夜时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听说后，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感慨地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士人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当即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州。尤其是吕文德部自重庆沿江而下，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击败张柔部的拦截后，于十一月初一日遣抵鄂城，使“(城)守愈坚”。

　　虽然鄂州暂时可保，但是宋朝的军事形势仍不容乐观。绕道云南的蒙古军兀良合台尝试攻击柳州(今广西柳州)与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失败，星夜从小路北上，杀到了宋荆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江西一带也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南方腹地四面开花，这一情况引起了宋廷的极大震惊。监察御史饶应子认为：“今精兵健将咸在阃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虽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连捍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入。”于是宋理宗在十一月初一日下诏，命贾似道突围移司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以便更好地指挥宋军全局战斗。然而从鄂州突困到黄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吕文德遣部将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途中遭遇蒙古军，幸亏都是老弱残兵及所掠金帛子女，孙虎臣率军将其打败后，贾似道才得以顺利地入黄州。贾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始振”。

　　时间进入冬季。蒙古军屡屡向鄂州发起强攻，但是疫病、缺粮使围城部队减员十之四五;宋军死伤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余人，鄂州之战初期的守将张胜也英勇地牺牲在了城头上。令忽必烈更加担心的是，妻子察罕寄来书信说忽必烈的汗位将被夺取。

　　这时贾似道向蒙古派出了使者，忽必烈拒绝了贾似道乞和之请。后忽必烈迫于形势，答应了贾似道的卖国请求。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所谓“鄂州和议”之事，容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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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决定撤军，从牛头山出发后，一面声言趋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继续围鄂。一面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闰十一月初一，还驻青山矶。第二天，忽必烈在长江岸边，派张文谦告谕诸将，6天后撤离鄂州;自己率军北返，开始了争夺蒙古汗位的斗争。

　　南宋方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作为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只字不提议和的事情，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亲自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下诏加其少傅、卫国公衔，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权臣的道路。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

　　历史认识

　　关于贾似道是否曾提出过这么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自宋代以后的历史文献都言之凿凿，称贾似道先是准备对蒙古割地赔款，但突然赶上忽必烈撤军，因此他趁机对宋理宗谎称大捷，不承认曾经答应过向蒙古承诺过割地赔款之事。后来为了掩饰这段罪行，贾似道还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经，不让他与宋理宗相见。如《中国史纲要》中就称：“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

　　对这种说法，学者屈超立提出质疑，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古方称贾似道提出以称臣和‘割江焉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认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翻旧账， 寻找口实、制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混淆事实，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蒙古军全力攻打鄂州却无功而返，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古军开脱。

　　可以试想，假设贾似道真的给蒙古开出了这么优惠的条件，那么蒙古在撤军之后理应遣使过来要求兑现，或者在以后侵宋时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书都不见这种记载。如果说因贾似道隐瞒住了真相，那么南宋不见记录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无记载就不合情理了。再有，当时贾似道仅仅是宋军的前敌主帅，还不是后来一手遮天的权臣，割地、赔款、称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请示宋理宗。秦桧在权势熏天时，主持绍兴和议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况这时的贾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为一个颇有政治手腕的人，难道会去和无权做主的敌方大臣达成和议吗?

　　在此提出一种观点：真实的历史情况应是有“鄂州议和”，但无“鄂州和议”。贾似道鉴于双方力量达到平衡，就遣使劝蒙古退兵。宋朝历来有议和传统，贾似道象征性地提出岁币只是权宜之计，但所谓的划江、称臣并不存在，这既是贾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问：为何贾似道不乘胜追击呢?这种想法颇有纸上谈兵、强古人所难的味道。鄂州之战只是守城战，而宋军在战役前后一直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防御尚且困难，追击野战恐怕更无胜算。

　　抛去贾似道执政后期的过错，他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作为当朝宰相，率军入援硝烟弥漫的鄂州城，亲临战斗第一线指挥作战，历史有几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关押于大都(今北京)时，曾评价贾似道“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客观地指出了贾似道在鄂州之战时的勇敢表现。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战后过分抬高贾似道，令他产生了飘飘然的心态，从此将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后世之所以认定贾似道在鄂州有过卖国行为，估计是因为贾似道的名声太臭。加上贾似道在南宋晚年实施“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触犯了大批士绅、官僚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投降元朝后，写出的笔记小说中便大用春秋笔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则一无是处，贾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权相，绝不可立功，那就只能卖国了。不过，南宋末年贾似道倒台后，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而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殆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兵、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针，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使节的错换行动，可谓公允。

　　1274年战争始末

　　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军突破鄂州(今武汉武昌)地区江防，击败宋军的渡江进攻战。

　　至元十年,元军攻占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率水、步、骑军20万，分兵三路攻宋。伯颜居中路，率主力沿汉水南进。次年九月,伯颜军至郢州(今钟祥),绕过宋将张世杰部的阻截，南下攻取复州(今仙桃市沔阳)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蔡店(今武汉汉阳西)，进逼汉阳。时宋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万艘，控扼长江要口;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 州;都统王达守阳逻堡(今武汉东);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祀孙率游击军巡江策应。二十五日，伯颜见宋军战舰密布，阻遏入江通道，遂采纳部将建议，拟过沦河(今府河)由沙芜口(今武汉汉口东北)入长江。因夏贵已在沙芜口布兵设防,伯颜便以部分兵力佯攻汉阳,声言取汉阳渡江，诱夏贵调水军往援。十二月初四，元军乘隙占领汉口，继派兵一部袭占沙芜口;并在汉口北凿开汉水堤坝，引战舰入沦河，转沙芜口入江，将全部兵力屯于江北岸。夏贵见势急率水军主力增援阳逻堡，企图阻止元军东下。十一日，伯颜督军进围阳逻堡，连攻三日未下。十三日晚，命右丞阿里海牙以一部兵力继续攻城，牵制宋军;暗遣平章阿术率骑兵3000，利用雪夜乘船溯江西上40里，至青山矶(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对岸停泊，拟从防御薄弱处乘虚渡江。次日晨，阿术遣前军强渡至中流，遭宋水军阻截，死伤300余;遂亲率后军继至，击败宋都统程鹏飞所率水军，获船千余艘，立即架浮桥，保障大军渡江。伯颜闻讯,督军急攻阳逻堡。夏贵闻元军已渡江,率战舰300艘东逃,余舰大溃。元军乘势拔阳逻堡，王达及守城将士大部战死。朱孙率部退回江陵(今属湖北荆沙)，鄂州江防至此瓦解。元军包围鄂州，焚宋战舰3000艘,切断汉阳与鄂州联系,两城遂相继请降。伯颜留兵4万驻守鄂州，继率主力沿江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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