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派别之间的斗争，“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什么是东林党？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党争起源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顾宪成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天启三年(1623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东林党狱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太监魏忠贤独揽大权，自称“九千九百岁”;实行血腥镇压，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杀人，施行刑罚。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如熊廷弼、袁崇焕等。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万历朱翊钧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南明时期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南北党争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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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东林党的兴起

　　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东林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这个称号。黄宗羲就曾辩驳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东林党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一般都把东林之始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认为，东林之始可追溯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夺情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人员构成与宗旨

　　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启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为数不少，顾宪成，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等，一是因为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东林党人认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道德论理问题，而且东林人士认为要拯救危局、解决危机，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复兴道德，并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以道德济世。正因这一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相似的的学术渊源，东林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这一强大的团体。

　　东林党的主要活动

　　东林党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书院建立之前，顾宪成等一批后来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在建储、税监、会推阁臣、京察等问题的论争中，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此为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顾、高等人以书院为大本营，研习道德学问之余，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论政”，最典型的就是推举李三才入阁之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复职并主持了许多重要职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时力图清算前案，这是第二阶段;“东林”与“非东林”两大派系的对立与党争愈演愈烈，由于得到熹宗的支持和信任，魏忠贤的阉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大批东林人士惨遭迫害，这是第三阶段。

　　东林党参与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储之争。建储之争历时十几年，几乎可以说是万历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东林党的骨干们脱颖而出，赢得过人的声誉和大批的支持者。在这群日后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事实上，早在张居正夺情风波中，这些官员们就已显示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反对、抨击一切违背儒家正统的行为。在建储事件上，他们的反应更加激烈，当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时，他们相互援助，通过舆论手段不断进行反击。由于东林党人把个人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惩罚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对他们道德的褒奖。东林党人最终成功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但也正因如此，万历日渐消极，对朝政几乎放任不理，明末颓势也就愈发明显。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争。明朝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两种。考核决定着这级官员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个党竞争的主要场所。在历任首辅之争及李三才任用问题上，东林党人与齐党、楚党、浙党针锋相对。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双方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尽聚其下，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而后，双方争斗不休，直至崇祯末年东林与阉党余众仍是势如水火。

　　三、抑制矿监税使之争。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金银。他们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民房，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断，矿监税使掠夺财富的总额超过了政府赋税收入总额。【7】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反抗，民变此起彼伏。东林党人本着士的“良知”，掀起舆论攻势，想逼迫万历裁撤矿监税使，其中东林党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书，言辞激烈，赢得众多东林党人支持。但万历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东林党的强大政治攻势，终究未使他屈服，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去世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东林党的失败

　　天启初年是东林党的鼎盛时期，大量东林党人复职，担任朝廷重要职位，齐楚浙党被逼到了困境。由于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许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员也被逼到了反东林阵营。与此同时，宦官魏忠贤由于深得熹宗信任，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关键人物，反东林势力渐渐聚集到他麾下。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奸臣乱政”。天启五年，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编《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阉党四处搜捕收押东林党人，先后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骨干都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并被杀害。东林之盛终成昙花一现之势，朝政完全落入阉党之手。

　　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与阉党余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

　　历史评价与反思

　　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楚、浙及阉党一样，“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不务空谈, 主张躬行实践, 不是为讲学而讲学, 而是要过问政治, 以达到经世致用”。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然而，东林党人初心虽好，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这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道德济世，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 主要体现在“清议论政”和“生民关怀”两个方面。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后果，也不难看出东林道德经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相反，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扶植同党，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欲将其一网打尽。虽然这是时势所迫，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由此看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党内派系争斗罢了。无论如何，他们平息党争，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

　　我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极端且不识变通，将大批正直的中间派官员逼入“反东林”派系中。谢国桢先生曾感慨:“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 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 都斥为异党。”

　　二、对于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济世手段的不切实际。明末社会积弊甚多，王朝可谓危如累卵，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他们意图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殊不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多大帮助。相反，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剧了党争。

　　三、士本身的局限性。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自傲，孤僻，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这一点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尤为明显)。同时，东林党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

　　四、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党同伐异，根本没有精力实行救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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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众多王朝中，明朝的灭亡是最让人惋惜的。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其中东林党和魏忠贤阉党的党争绝对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女真人数太少，根本不足以打败明朝。清兵入关时也不过才20万兵力(满人8万，蒙古2万，汉10万)，之前就更少了，这么点兵力，放在任何一个王朝眼里都不够看，可偏偏一直武运持久的明朝就被灭了。

　　要知道，当年王阳明一个人招兵，只用35天，就把宁王的10多万造反大军给消灭了;日本20多人入侵朝鲜，李如松只带三四万人就把日本人赶跑。明朝武力强大，面对后金，如果明朝廷不是步步出错，一错到底，不可能灭亡。而把持朝政的就是东林党和魏忠贤阉党，他们难脱责任。

　　有人说明朝灭亡主要原因就是阉党误国，魏忠贤等人打击东林党，把东林党骨干下大牢，残忍杀害，其余全部罢官赶回家。魏忠贤作威作福，乱认干儿子干孙子，官场乌烟瘴气，秩序混乱，导致边关没人管，后金崛起。崇祯皇帝虽然最终干掉魏忠贤阉党，但是已经太晚了，崇祯无力回天。

　　以前基本都是这种观点，但是现在网上又有人说其实是东林党误国。东林党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干的事和魏忠贤差不多，排除异己，打压良善等。对于朝政，却从来没有出过正确的意见，耽误很多大事，所以东林党必须为眀亡负责。

　　两种观点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责任，两者谁都难逃干系。因为东林党和阉党相互顷轧，党同伐异，凡是对方的人都要罢官迫害，凡是对方的政策都要改变，这就是典型的朋党之争，朋党之争绝对是朝廷之大害。

　　崇祯皇帝临死前，说“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因为崇祯在位的17年，任用的都是东林党人，现在要亡国了，当然对于东林党人失望至极。想到过去东林党文臣争权夺利，阻拦与后金议和，崇祯当然会埋怨，认为东林党是眀亡的罪魁祸首。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还下密旨收魏忠贤的遗骸厚葬于碧云寺，明显有点后悔杀魏忠贤。

　　崇祯认为东林党误国，对不对?对。但实际中却无法避免任用东林党。如果崇祯信任魏忠贤阉党，阉党极有可能灭了后金和农民军，为什么阉党有此能力?因为只要与后金议和，就可以从容消灭农民军，消灭农民军后，后金也就难成气候。东林党不议和，就是因为汉贼不两立的儒家道德，而阉党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相比迂腐的东林党，阉党对皇帝更忠心更有用。

　　但问题是，崇祯根本不可能留下阉党。崇祯继位的时候，阉党权势熏天，必须拿阉党开刀才能掌握最高权力。所以，阉党必须完蛋。阉党倒了，只能用东林党。这样的非此即彼的局面是明朝的噩梦，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东林党和阉党共同造成的朋党之争。朋党之争是所有王朝的“癌症”，参与朋党之争的两个党都对朝代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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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林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说起魏忠贤这个人，在羽翼未丰、初得恩宠之时，的确有可称道的一面。看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干吏，在边关危急之时，毁家纾难的等等作为，就知道为什么明熹宗对他会有“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评价。以袁崇焕的孤忠和耿介，都说他：“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其间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大抵不会是空穴来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阉党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树大根深，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貌合神离。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现在的一些商业文人，为了标新立异、摄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吗?!他在连续获得了昆党、宣党与及部分朝臣、戍边大将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恶罄竹难书，不是几场政治作秀、几篇锦绣文章就能遮盖的。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更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饕餮放横、并作妖孽，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为了巩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将一大批不满他的官员士子弄得惨死狱中(如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民间学院也被夷为颓垣败瓦。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串联客氏，喋血内廷，任人唯亲，严刑酷法，冒功掠财，箝制舆论，招摇挥霍已为学界共识。当代尤以韩大成、杨欣所著之《魏忠贤传》对其刻画最为穷形尽相。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谏官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除个别条陈略显酸腐无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称实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历代官家所擅长的把戏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执政集团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独霸坤纲、口衔天宪、羽翼丰满之前的所谓“亲民演义”、“英明果决”，正是以后变本加厉去蠹政害民的资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代价一：宽赋于民变成了宽赋于商，部分农民易子相食。东林党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乍一上台，就废除了工商税，可对农业税却是丝毫未减，反而有所暴增。据《明史-食货》载，东林党人得势时期，政府田赋占新饷(新饷亦称辽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的比重约95%，(换句话说，亦即是盐税、关税和杂项所缴之赋不足百分之五)远远高于阉党执政时期的63%和82%。每临前方战事吃紧，亡国之祸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税时，东林党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为借口，不向富商巨贾拿钱，反向广大百姓摊派。把明末清初的《西台漫记》、《广东通志初稿》与《陕西志》一相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矿主都富得流油(记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税赋却没有丝毫增加，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还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了，就干脆被东林党人指为“汉奸”，被罚充军戍边。理由是国家正在对满清作战，这个节骨眼上拿不出钱来等于间接助敌。

　　代价二：言论自由的主张成了当权派垄断话语权的王牌。明朝末年，有个叫张世则的官员，他为官清正，嫉恶如仇，曾弹劾陕西巡抚贪赃枉法，大快人心。后又弹劾吏部尚书卖官鬻爵，皇帝以挟私议贬，为权贵们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时，他施恩予泽，取信于白草诸番，一些少数民族纷纷自愿献地捐款，加入石泉县版籍为民。此外，他还富有文才，除公务外，便以著述为事。主要著作有《貂铛史鉴》和《大学初义》。张世则一生仕途不顺，因此对跻身宦达之事也就希望渐消，唯一所愿，不过是《大学初义》能够付梓刊行。然而最终这本书却没能得以出版，差点成了孤本残籍。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这本书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与及抨击时弊的内容了吗?都没有。是彻彻底底的正能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其学术见解与东林党首脑人物高攀龙相左而已。原来东林党所谓的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自己可以畅所欲言。草根屁民的见解与我不合，便是间接妨碍了我的言论自由，我就要让你噤若寒蝉。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

　　代价三：引义慷慨的外表成了东林党人士卖直取忠、贪墨腐败、里通外国的资本。

　　先说说李三才。据《明史》，李三才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在任上惩治矿监税使等害民之官最为得力，曾经几次上疏，言词激烈，谏请神宗皇帝“尽撤天下税使”。对于这样一位一度成为晚明党争焦点人物的封疆大吏，史传的评价是毁誉各半。一方面认为“三才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讳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关于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机权”，清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亦有评述：

　　(三才)又性豪华，疑不为清流所喜，而结客满天下。(顾)宪成之前，誉言以至，信其才真足办国家矣。或言，宪成过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陈百味。顾宪骇问，对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罗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纵类如此。

　　再谈谈钱谦益(1582年—1664年)，此人历任南明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崇祯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员，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史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这就是南明高级知识分子(东林党)的丑恶嘴脸。平常他人模狗样的教学生“食俭处贫，儒者之常”，让学生啃窝头、吃咸菜，然后自己弄一屋子金银珠宝;告诉学生“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让他们马革裹尸，为国捐躯，轮到自己以身殉节了，臭不要脸的跟妻子说“池子里水太凉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学生叨叨“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着多漂亮。然后自己秀一个比自己小三十来岁的小秘，整日介颠鸾倒凤、缠绵床第、风流快活。

　　读史至此，不得不让人浩叹：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诚正直与大义凛然，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贪墨腐败，渎乱人伦的资本。

　　代价四：一味强调自己的“先进性”，党见(禁)日深，排斥异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断。东林党主政中后期，屡次下发不准其他党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动的禁令。《明史·崔景荣传赞》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什么意思?就是说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被斥为“反政府”、“反人类”。黄克纉、毕自严、崔景荣等人，就是因为不肯加入东林党，而受其毁谤攻讦。

　　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一个政权的气运存续直接取决于帝王家们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而间接则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说如果统治阶级能自觉自愿的推进“士庶合流”，让百姓觉得自己通过努力以后，可以与士族阶级平起平坐，或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百姓能不拼死守卫这个给他带来希望的政权吗?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 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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