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将相

　　导读：“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

　　时隔2000多年后，秦帝国的崛起依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东方政治奇迹。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说，中国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而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间的200多年，为中国历史上思想火山大喷发时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最为活跃。纵横捭阖的时代，西汉人刘向所辑《战国策》33卷中，出场人物多达600余人，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无不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视改换门庭、权力嬗代为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士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无论小说《大秦帝国》还是电视剧《大秦帝国》，其意义都超越了小说与电视剧本身。小说与电视剧在重述这段遥远的历史中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使我们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唤醒我们灵魂中失去的东西。“很多读者通过《大秦帝国》蓦然发现，我们还有过那样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还有过那样高尚、朴实、壮勇的祖先。”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这样说。而在《大秦帝国之纵横》电视剧总导演丁黑看来，秦帝国崛起与形成的年代，就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在今天，重温我们这个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可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大秦帝国》电视剧第一部《大秦帝国之裂变》播出后反响热烈，第二部播出令人期待，也是我们关注这部小说、关注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秦人的命运，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注定。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以及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秦国的落后与野蛮，反而让其在大变局中拥有了某些先天优势。长期酷烈的战争，使秦国“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芝加哥大学社会历史学专家赵鼎新称战国变法运动为“战争驱动型改革”，称各国变法动力为“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各诸侯国频繁的兼并与摧毁性战争，成为各国“变法”，瓦解世袭贵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层化集权国家的肇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出于相邻地区三晋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 ...查看更多

　　刘邦，西汉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从平民逆袭成为皇帝的人，更是中国历史上最豁达大度的皇帝之一。从这点来说，可谓前无古人!因此，刘邦也被称为平民天子，其手下大臣被后人称为布衣将相。

　　刘邦自从斩白蛇起义，经历了三年亡秦、五年灭楚，终于取得了天下。八年成就帝业，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其实，刘邦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成就帝业，主要归功于他手下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也即后来的西汉开国功臣。那么，这些开国功臣究竟是什么出身呢?

　　据史料记载，刘邦共分封了143位开国功臣。因为人数过多，小编在这里就选取几位功绩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开国功臣，来与大家好好聊一下他们的出身。

　　1.一心造反的谋士

　　毫无疑问，张良就是典型代表。摇唇鼓舌，那是谋士的做派。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韩国败落贵族，因为一直对秦始皇灭掉韩国耿耿于怀，因而总想着为韩国报仇，杀掉秦始皇，从前和江湖武士用大铁锤刺杀秦始皇，结果遭到失利，流亡江湖。秦末大乱，张良留心现实，后来和刘邦一见如故，协助刘邦拟定一系列政策，总算让刘邦成就一番大业。

　　2.一贫如洗的杀手

　　韩信就是这样的人，出身贵族，不过到韩信的时候，已经家贫如洗。韩信经常蹭吃蹭喝，不过大家都看不起他。拿着宝剑，招摇过市，居然被几个混子挟制从裤裆下钻过。韩信百无聊赖，腹中空空，漂母可怜他给他吃了一顿饭。从此，前去参加反秦的武装，开始找的是项羽，让他做随从，后来跳槽，找到了刘邦，居然阴差阳错，做了大将军。从此，刘邦的事业越做越大，这与一贫如洗的韩信自然功不可没。

　　3.县衙的小吏

　　这两个人是萧何、曹参。他们当年是县令手下的秘书，曾多次主持县令收受贿赂工作，当年吕雉的父亲到县令那里家去做客，刘邦曾经贺钱万，萧何曹参从中作梗，不想吕公慧眼识才，把女儿嫁给了刘邦。从此萧何、曹参也对刘邦另眼相看，并且策动刘邦造反，成为刘邦手下重用的人物。

　　4.低贱的吹鼓手

　　周勃以编织养蚕的器具为生，经常为有丧事的人家做吹鼓手，后来又做了拉强弓的勇士。随刘邦起兵反秦，以军功拜为将军，赐爵武威侯。在随刘邦由汉中进取关中时，击赵贲，败章平，围章邯，屡建战功。后来被封为太尉，刘邦死前预言“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果然吕后专权，吕后死后，周勃与陈平等合谋智夺吕禄军权，一举谋灭吕氏诸王，拥立文帝，后官至右丞相。

　　5.屠狗的大汉

　　樊哙出身寒微，早年曾以屠狗为业。他与刘邦的交往甚密，而且是刘邦的两连襟，曾与刘邦一起隐于芒砀山泽间(今河南永城东北)。与萧何、曹参共同推戴刘邦起兵反秦。待刘邦做了沛公，便让樊哙做了他的随从副官。曾在鸿门宴上立下大功，刘邦坐天下，樊哙也被任命为左丞相。

　　辉煌的西汉王朝，就是靠这些出身卑微的人建立起来的。平民天子与布衣将相所创造的这段传奇，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部分，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实，这正好印证了“乱世出英雄”和“英雄不问出处”的道理。

　　纵观中国历史，当统治者逼得老百姓流离失的时候，就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往往成为旧社会的掘墓人。因此，休养生息息才是共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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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开国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汉初政治结构，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鞔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天地一大变局，用现代辩证眼光来看，不乏偶然中有必然、偶然与必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赵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认为，“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务益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廿二史札记》卷二)战国晚期，贵族政治体系实际上已经动摇，秦开一统之局后，虽然在任用大臣上已经打破完全世禄的传统，但是高级统治者依然是王侯世袭。直到汉初，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新兴贵族权位不再一劳永逸，只要皇帝一句话，随时可以取消，“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廿二史札记》卷二)由此可见，“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

　　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萧曹以布衣为卿相，古代贵族世袭的局面被破坏无遗，这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由于刘邦及其左右将领绝大多数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在制度建设方面毫无认识，因而机构设置一承秦制，中央政府沿袭三公九卿制，地方政权亦实行郡县制，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得以延续下来，“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以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它以王朝重建的形式保存了秦朝首次统一的历史成果，从而使大一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结构。”(晓红《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汉承秦制还表现在方方面面。汉初，萧何为相，“攥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卷二十三);叔孙通定汉诸仪法，“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卷二十三)。又张苍定章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史记》卷九十六)。钱穆先生认为：“要之汉初政局，大体因袭秦旧，未能多所改革。此由汉廷君臣，多起草野，于贵族生活，初无染习，遂亦不识朝廷政治体制。又未经文学诗书之陶冶，设施无所主张，而遽握政权，急切间惟有一仍秦旧，粗定规模。”(《秦汉史》)其分析可谓至纤至诚。这样，秦代各项典章制度得以保存下来，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由于汉廷君臣都生长于民间，具有朴实的本色和平民化的精神，再加上他们都亲眼目睹了秦的暴政并经历秦末战火的洗礼，因此政权建立之初，他们较能接近社会下层，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对劳动人民实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汉高祖刘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刘邦出身相对贫寒，当政前的时光是在民间度过的，因此，他能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同时，他又是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参与者与领导者，亲眼看到了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这使他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对秦王朝的灭亡铭记于心，力图从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当政后，悉去秦的各种苛法，采取安抚的办法，稳定整个社会，“无为而治”被确立为新的治国方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下令士兵复员回乡，免除若干年徭役，释放奴婢，调整秦王朝的高税政策，减轻赋税等。有其君即有其将相。汉初官僚阶层多崛起草野，粗朴之风未脱，谨厚之气尚在，因此作风较宽仁，崇尚恭俭无为。萧何以丞相之尊，置办田宅时，仅挑选穷僻之处，经营宅第，也不大兴土木，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史记》卷五十三)“斯则汉祖之大度，萧相之恭谨，所由以创开国弘远之模也。”(《秦汉史》)汉承秦而不类秦，“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是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其一动一静，一宽一密之间，秦政乃战国紧张局面之掉尾，而汉治则为以后元气恢复之开端。此中分界，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而惟在心情意态之有异也。”(《秦汉史》)布衣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再次，布衣将相之局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持某种布衣的朴素作风，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由于布衣将相文化程度有限，不熟悉朝廷各项繁琐的政治体制，因此汉初礼仪俭省，秦的各种仪法悉被去除，一切务在简易。史书记载，“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汉书》卷四十三)后来叔孙通定汉诸仪法，“竟朝置酒，无敢蕹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卷四十三)钱穆先生评曰：“叔孙朝仪无足论，然此等处，正可映见汉廷君臣之朴真。以平民为政府，而尤能保留其平民朴真之面目者，此在中国史上历朝君臣，惟汉初有之耳。”(《秦汉史》)

　　最后，汉初政治格局中，统治者注意纳谏和选用人才，任贤举能，惟善是用。“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资治通鉴》卷三十一)。“高祖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其求才之心时有流露，当他回到故乡时，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卷八)究其原因，除高祖自身因素外，还主要得力于君臣之间尚未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门第观念淡薄，内部关系相对融洽。这种作风，是汉初布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保证了汉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是汉初治天下的一条成功经验。由于有功即可授封，这又极大地激发了当时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直到汉武帝时还出现许多“自街鬻者”，即“毛遂自荐”式 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由平民百姓而登迁。

　　此外，汉初朝廷财计较俭简，虽然受当时经济状况的制约，但同时也应看成是布衣将相之局的一个积极方面。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政治宽简，是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一种治国特色，其积极效果反映在后来的“文景之治”中，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较理想的治国方略。但是，若一任社会世态自为流变，就不免带来一些弊患。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汉初虽也采取一些抑制商人的措施，如“重税租以困辱之”(《汉书》卷二十四)，但并没阻止新商人阶级崛起，因而导致资产集中不均，社会奢侈风气盛行，贾谊及晁错诸人的奏议可作证明。文帝时，贾谊说上日：“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晁错亦言之：“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卷二十四)其次，布衣将相之局对士人阶层产生极大的影响，禁锢了这一阶层的发展。“汉初统治阶层的主流均出身于社会下层，少文而多质，缺乏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关怀”(夏增民《汉初士人的精神历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这就决定他们对士人及知识不甚尊重。这种风俗的流行，影响了汉初以至文景诸帝时的政坛风气，形成了汉初质朴务实、轻贱士人的政治风格，在这种风气下，士人阶层自然难有进身之梯，备受冷落。如“商山四皓”等人选择隐居生活，以逃避政治，形成新的逸民阶层，其数量并不在少数，使国家丧失了一大批可以致力于新政权建设的有用人才，对汉初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的损失。另外，汉初诸将相，虽出身低下，但都是国家功臣，在外则为王侯，在内则为卿宰。由于他们多是武夫，以军功嗣侯跻高位，这又形成了他们桀骜不驯、不服约束的性格。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的结果，使一些大功臣走上了谋反这条不归路。刚刚结束楚汉战争的刘邦，又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铲除滋事叛变的功臣身上。韩信、彭越、韩王信、英布等人，谋反后要么逃亡，要么沦为阶下囚，最终难逃一死。这种下场既是他们自身的悲哀，也是布衣将相之局这一开创性政治格局的悲哀。平定这些叛乱，无疑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人民承受了更多的生死离别和颠沛流离。

　　综上所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在秦末汉初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们均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成分很杂，大部分出身低下，刘邦本人也包括在内。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颠覆了世侯世卿之局的传统格局，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对汉初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地方。但不可否认，布衣将相之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执政模式，它也带来一系列弊端。而且，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皇帝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不再代表人民的意愿，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其腐败倾向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汉武帝时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布衣”君臣贵族化的产物，它同时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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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初年，开国君臣刘邦及其主要大臣都出身寒微，被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

　　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原来只不过是秦朝的一个亭长而已，充其量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派出所所长。他的家族也并不显赫，甚至连其父母的姓名都没有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只是称呼刘邦的父亲为刘太公，也就是刘老爷子。

　　西汉功臣第一的萧何，不过是沛县的一个小吏。功臣第二的曹参，原来也是沛县小吏，和萧何是同事。刘邦时期的太尉卢绾，原来是刘邦的一个邻居。刘邦的着名将领兼连襟樊哙，原来就是狗肉的。后来担任过丞相和太尉的周勃，原来是个在丧事之中吹曲子的，闲暇时间也编织席子来补贴家用。大将灌婴原来是个贩卖布匹的。着名谋士，后来担任丞相的陈平，家境贫寒，后来娶了个富裕的寡妇日子才好起来。就连战功赫赫的韩信，原来也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一度连吃的都没有。

　　可是，就这一群布衣将相，后来追随刘邦建功立业，名垂青史。首先来说，这些人虽然出身寒微，但是自身的能力都不容小觑。比如萧何，虽然出身小吏，但后来在刘邦建国过程中，被刘邦称为功臣第一。西汉初年，担任丞相十余年，被尊为相国。曹参在刘邦建国过程中，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被定为功臣第二。后来萧规曹随，也被称为贤相。陈平早年在乡里，已经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和抱负。韩信，也是胸怀大志。

　　其次，应该来说，这也是时代使然!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四百年之后，原来的宗法贵族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项羽可以说宗法贵族最后的挽歌了。宗法贵族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迎来了一　个平民化的时代。西汉一朝，不仅开国君臣是布衣将相，整个西汉一朝文臣武将，也大多出身平民。比如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都只不过是私生子。西汉一朝，正是过去的旧贵族已经彻底没落，新的贵族阶层尚未产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平民出身的豪杰得以大显身手。而到了东汉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经历了西汉一朝的发展，一个新的权贵阶层逐渐出现，这就是宗族豪集团。东汉的开国功臣，无论是刘秀还是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出身于地方豪族。

　　再次，人的能力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实证明，刘邦君臣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之中，通过实践不断地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假如让亭长刘邦直接当皇帝，他也未必能当好。他也是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不断积累了政治经验，从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功臣们，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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