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一直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成为汉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签，一个代名词，这件事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被后人讨论得沸沸扬扬，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有人早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理论的第一个提出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是汉代权臣，也是汉武帝的心腹亲信。

　　他在刚刚上位的时候就向汉武帝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提出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为了提出这个理论还曾经专门研究过黄老之学，把黄老之学和孔子学说中的一些糟粕和精华集中在一起，构成了董仲舒本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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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董仲舒之外，也有人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借了董仲舒的手和嘴来为自己做个掩护，很多人对此表示非常不理解，因为汉武帝作为皇帝本来没有必要亲自提出一个学说，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在后来也有积极的一面，汉武帝根本没有必要掩饰，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就是董仲舒本人。

　　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的同时，也广泛借鉴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所以在日后汉武帝采取的理论中，有很多别的学派的影子，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提出者不只是董仲舒一人，还有很多的理论大家。

　　一直以来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历史学家一个难解的话题，现在很多人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了质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也成为后来人热议的话题，其实历史学家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很复杂，其中包括来自汉武帝方面的因素，也包括当时汉代刚刚建国，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

　　在所有构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当时汉武帝已经统治了汉朝很久，在他的经营下汉朝国力强盛，并且还曾远征漠北，所以汉武帝野心膨胀起来，想通过思想专制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就有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的提出，董仲舒是根据孔子的学说和汉代之前的一些先秦学说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能帮助汉武帝完成大一统大业的只有儒家，第二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本人是一位儒学大家，汉武帝上台后，他成为汉武帝的心腹亲信，他敏锐地感觉到，汉武帝想加强大一统的趋势，并且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 ...查看更多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春秋战国，争霸战争层出不穷，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争当天下霸主，百姓苦不堪言。　

　　百家争鸣画像

　　不过政治上的分裂，往往早就文化上的大发展，大繁荣。由于各国诸侯们都需要人才来辅佐他们实现称霸的梦想，所以对人才尤其是有真才实学的士子都给与很好的礼遇，像齐国的齐桓公就在宰相管仲的建议下设立稷下学宫，专门供各国才子们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百家齐鸣的开放局面;燕国的燕昭王专门筑黄金台招揽各国人才，因此才吸引了著名将军乐毅前来投奔。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人员往来很畅通，基本没有什么障碍，那些有才华的各流派的人物终日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寻找欣赏他们能够让他们实现理想抱负的君主，孔子就曾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他的儒家思想。而且，由于是诸侯纷争的分裂时代，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所以对思想学术的禁锢很小，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好往往要著书立说，宣传自己。苏秦张仪这些人靠着一副能说会道的嘴巴就能搅得天下局势的转变，这大大鼓励了民间学术的发展以及一大批思想流派的涌现。只要能被诸侯赏识采纳，往往就是朝为布衣暮为宰相，荣华富贵就是只争朝夕的事情，这极大的促进了当时先进的地主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对这一局面的客观描述。 ...查看更多

　　百家争鸣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当时周王室衰微，周天子已经没有了实质上的威信，各地的诸侯们纷纷崛起。他们不约而同地招揽人才，改革变法，希望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继而迫使周边小国臣服他们，实现他们称霸天下的梦想。　　

　　百家争鸣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国处于分裂时期，但是这恰好为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创造了宽松的坏境。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与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斗争非常激烈，于是各种代表不同阶级的学说也就应运而生了。

　　比如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希望恢复周王朝的礼制，维持社会现有的等级制度不变。

　　老子的道家学派就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是比较温和的一种学派。

　　相比之下，韩非子李斯代表的法家就是激进的改革派，他们主张严刑峻法，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以军功来受爵位，改革赋税制度，这就是说一个平民甚至是一个奴隶，只要在战场上立下军功，便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成为贵族，这显然威胁到了现有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所以孔子周游列国也郁郁不得志，没有人会使用他那一套理论，但是韩非子的弟子商鞅和李斯就在秦国收到重用，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查看更多

诸子学主要指活跃在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九流十家。汉武帝既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世学者出于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维护，长期视诸子学为异端。除部分内容被儒家吸收利用外，诸子学整体则逐渐走向了式微。

明末清初汉族士大夫怀有亡国之恨，为了批判空疏学风而倡导实学，主张经世致用，诸子学因之一度大放光彩。康熙中叶之后，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迫使士子多拥入埋头考据，皓首穷经之途。然而峰回路转，考据学的兴盛也恰为诸子考证的兴起创造了契机。全国知识分子趋于考据一途，皓首穷经，但前人已经遍注诸经，可供自己发挥的余地所剩无几。先秦诸子书多未经整理，大有可为，诸子成为考据学家们的另一重要战场。如汪中提倡荀、墨，焦循主张排除门户习见，会通诸家。

(顾炎武)

嘉道以后，社会颓败，西方给中国带来极大震荡，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有识之士利用诸子学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需求。西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作用也开始逐步凸显。出于经世致用，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有识之士研治诸子已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文字校释，而是深刻发掘诸子学说中与近代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思想主张。在晚清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以陈澧、曾国藩为代表的新理学家，都注重利用诸子的思想，但这两家受传统儒家影响较深，对于西学的浸染并不十分深厚。因此，他们的学术结构中，还是儒家本位的基调。而以黄遵宪、郑观应、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则用心良苦地倡导“西学中源说”甚至是“西学源于诸子学”之说，以使西学贯通诸子学，破除“夷夏之辩”，减少社会革新的阻力，寻找嫁接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根基。

在19世纪晚期，虽然儒学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虽然西学尚未深入到更新诸子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程度，但西学的浪潮的确创造了一种推重诸子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因此，西学是推动晚清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西学源于诸子说’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迟至20世纪初至五四之际，诸子学已经全面复兴了，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诸子学大家。而且诸子学研究的整个学界标准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义理学取代考据学成为了诸子学研究最主要的内容；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西学对诸子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界标准不再是“西学中源说”式的论调，此时甚至出现将汉学、诸子学强行比附西学的状况即“中西会通说”。严复的老庄研究就基本建立在进化论思想上，西方思想的引入推动了诸子“义理之学”的发展和深入，也影响了研究者的价值评判和阐释。不仅研究者，整个社会的也认同了西方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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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孔子创立以来，儒学就一直不受待见：孔子周游列国，虽受各国礼遇，却没有真正的施政机会;孟子的待遇跟孔子差不多，沿路还多了对儒家冷嘲热讽的法家、纵横家等诸士;到了秦朝，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不喜儒生，还焚书坑儒;西汉初年，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儒生辕固被投入野猪圈徒手搏猪，差点丧命，怎一个惨字了得。那为何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突然就得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尊荣呢?

　　韬光养晦的董仲舒

　　董仲舒

　　这个影响儒学命运的人叫董仲舒。董仲舒历仕文、景两朝，是当时知名的儒生，不过文帝和景帝“无为而治”，他的学识也无用武之地，因此潜心治学，并不参与国政议论，最终躲过了窦太后清算儒家的那场风波。在治学期间，他将阴阳家、道家、法家的思想杂糅吸收，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全新儒学体系，最终得以一鸣惊人。

　　少年壮志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

　　彼时的汉武帝刘彻，还只是一个少年。首先，汉武帝是认可儒家学说的，登基没多久就提拔了一些儒生，但是当时窦太后还在世，这些行为触怒了信奉黄老的太皇太后，儒生被严厉打压。直到登基后第六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终于独掌大权。翌年，急于建功的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蛰伏已久的董仲舒终于出动，在大殿之上的策问环节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天人三策称圣意，一举成名天下知

　　董仲舒著作春秋繁露(有争议)

　　第一策，天命。引入阴阳家和道家思想，将上天意志与人间意象联系起来，提出天人感应说，行善政则天降祥瑞，行恶政则天降惩罚，若不知悔改，则国君为天所弃，丧邦失国。最后一句话让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有了完美的解释：皇权正统不再源自血缘，而是天授，秦无道则汉代之，天意也，这套理论无疑令汉武帝非常满意。

　　第二策，调和。不再将黄老学说、法家学说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这些学说只是治理国家的不同工具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具体之别。这种解释方法，消除了汉武帝对儒家治国方略的疑虑，从汉武帝实际统治手腕来看，他其实更赞同法家理念，只不过董仲舒将法家的方法也加入了他的新儒家体系，使得汉武帝更加容易接受。

　　第三策，选贤。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建太学，明教化，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拥护董仲舒儒学理念的人才，那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董仲舒的学生了。这体现了董仲舒的高明之处，如果国家的主要官员都是儒生，何愁儒家不兴?

　　汉武帝几乎是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马上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汉武帝从三策中极受启发，但是从后来的发展轨迹来看，儒家却是真正的大赢家。中国朝代更替频繁，以血缘来宣誓统治权明显是不可行的，这就导致后世皇帝都必须用儒家“天人感应”的这套说辞来树立合法性，儒家讲“天道即仁道”，那么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就不得不按照儒家仁政思想执政，儒家自此掌握了制衡皇权的利器，举例来说，仅汉朝就有15位皇帝由于天灾人祸颁布过罪己诏，而且由于儒生成了官宦阶层的主流，使得儒学在朝堂和民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就持续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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