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

      王安石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是他一条都不粘。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王安石这个人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宋代，人们就不知道如何评价王安石。邓广铭在创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时便感慨说：

　　“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

　　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改变了帝国以及所有人命运的大人物视而不见。

　　这个人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读书很多，自诩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他辩才无碍，虽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可是讲起《周礼》，举朝无人比他更烂熟于心。他把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整得很惨，可是没有人敢于说自己的才华比他高。

　　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干吏，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娴熟，谁都骗不了他。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宋是一个士大夫之国，大家都穿得很体面，彬彬有礼，偏偏这个王安石不洗头、不剃须，每天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更要命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是王安石一条都不粘。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当然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参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治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

　　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19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

　　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的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何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

　　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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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关锁国”，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典型的保护主义。严格限制本国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

　　康熙年间的清朝，并不是一味的闭关锁国。是开放通商口岸，加大对外贸易;还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也一直是议政的重点。

　　顺治至康熙初年，荷兰、英国、法国、等，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一六五六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一六六三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一六六六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一六六八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一六八五年废止海禁后，清朝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一六八四年，在厦门设立洋行，一六八六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一六八八年又在定海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

　　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对海上贸易作了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与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输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铜，是清朝铸钱必需的原料，一六八五年，海关共办铜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动支税银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两八钱。后来不断增加。铜一向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输出品。其次是海产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统称表物。从东南亚输入的商品，除海产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商船带来了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购买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特产。据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一七一六年到广州的法兰西船六只、英国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全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十一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铺户代往江浙买货。可见其贸易也有相当规模。

　　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制造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厦门是对南洋的主要港口，广州是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时期南京、广州的丝织业，苏州、厦门的造船业，福建、广东的制糖业，的冶铁和制锅业的制瓷业等的发展，都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康熙帝曾说：朕南巡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清朝开海后，海外贸易日渐发展。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雍正五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这项政令是正确的。

　　闭关自守、体制落后、朝廷腐败等原因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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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末年，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那闭关锁国政策后果有什么呢，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第一，闭关锁国在不知不觉中约束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让我国的资本主义萌发受到制约。第二，闭关锁国加深了统治者妄自尊大的想法，还自豪的以为我国物产丰富，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朝贡。殊不知，远洋在外的国家已进行了工业革命，因此我国工业文明的兴起从此慢了一大步。

　　第三，阻挠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令西方的近代科学和领先的技能没有办法传进我国。在清朝，我国筛选人才的方式是科举制度，认为西方的科技是“奇技淫巧”，这就致使了我国在科技方面慢了西方一大步。闭关锁国政策后果愈发的严峻起来。

　　清政府还尝试着通过闭关锁国方针来对内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加强民族“自卫”。这是一种消沉的防御方针，但由于西方列强对我国可能造成威胁，这种方针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效果。可闭关锁国方针的结果是弊大于利的，起到的效果仅仅只是一点点。它让我国长期的与外界隔绝，使我国一直都身处在世外桃源中，只知道男耕女织，彻底不知道西方国家科技与文明已有多么的强大。

　　闭关锁国方针导致的结果即是，我国没办法与外界交流学习，无法前进，也使中国掉进深渊。 ...查看更多

　　谈到闭关锁国，绝大多数人都非常痛恨清朝，觉得如果当时清朝没有闭关锁国，而是选择开放贸易，中国也不至于在近代受到屈辱。那么闭关锁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早在明朝刚建立不久，朱元璋就实行了海禁政策，当时收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再加上朱元璋本身是农民出身，认为自给自足，发展农业才是正确的，对外贸易可有可无，对国家来说并无影响。

　　到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但是对外开放的仅仅是朝贡贸易，民间商人并无权力出海。到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经常到中国沿海地掠夺骚扰，统治者为了防止沿海的反抗残余与倭寇勾结，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此时的明朝，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流。

　　朱元璋

　　明朝末年，统治者已无心管理海禁，使得中外贸易开始频繁。到了清朝，因为反清势力无法从根源上断绝，统治者担心洋人会与汉人联合起来反抗清朝，开始加强对沿海贸易的控制，。到了乾隆年间，乾隆觉得“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觉得本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完全不需要与外界搞贸易。那个时期对外开放口岸仅剩下一个，基本上是已经闭关锁国了。

　　明朝海禁有历史原因，但是清朝闭关锁国完全统治者是夜郎自大，盲目乐观。诸不知世界在进步，自己却是固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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