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

　　白莲教为元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秘密宗教，由于信徒易于聚众，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乾隆末年社会矛盾加剧，白莲教徒不断增多。清廷视其为邪教对其教徒进行大肆搜捕，川楚陕交界的白莲救徒酝酿的起义一触即发。嘉庆元年(1796年)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引发了清立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各地起义军以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为最强，参加者一度达到四五万人。面对清军的围剿，他们采取“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战术，展开大规模的流动战。各地教民不断加入，波及川、楚、陕、豫、甘五省，使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

　　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先后调遣湖广总督永保，湖北巡托惠龄、陕甘总督宜绵。湖广总督勒保统兵征剿，但清军将领观望避战，战果甚微。最后，以副都统额勒登保出任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上任后，推行了坚壁清野，想方设法把起义军引出老林，集中歼灭，同时又对起义军内部招降纳叛，使起义军屡遭重创，实力大大削弱。嘉庆三年王聪儿牺牲，起义军主力失败。此后，起义军转移到四川，其余部转战各地，直至嘉庆八年。

　　这场白莲教大起义。历经9年，清廷先后调集全国16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2亿两，才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清王朝也从此走上一条难以逆转的衰落之路。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使已经归政的乾隆帝十分忧虑。此记载是乾隆帝作为太上皇谕令调集兵力镇压白莲教起义。虽然当时苗民起义尚来完全平定,但他仍迫不及待地从镇压苗民起义的清军中抽调兵力来镇压白莲教起义。

　　清军对起义军采取密集布防的清剿战术，可从此图中反映出来。嘉庆元年(1796年),清廷命乌鲁木齐都统、西安将军、湖广总督.杭州将军，湖北巡抚，四川总督分别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围堵起义军，以便层层设防，步步紧逼。从这张布防图可以看出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军的庞大规模。

　　此奏折写于嘉庆元年(1796年)四月十四日。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明湖北竹山县白莲教起义军进人陕西活动的情况，还奏明各路官兵为邀功请赏而争夺所获教首曹海扬以及查获的白莲教传单中有关安抚百姓等内容的情况。

　　活动于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军，由几支队伍组成，张汉潮领导的起义军是其中较重要的一支。 张汉潮的队伍在湖北襄阳起义后，转战于陕南地区，发布了一些布告。这则布告是嘉庆三年(1798年)五月初三日起义军在陕西兴安发布的。

　　白莲教农民起义爆发以后，由于其起义的宗旨表达了受压迫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嘉庆七年11802年)九月十五日，湖广总督吴熊光奏报川陕百姓支持白莲教起义军的奏折，其中反映了当地百姓帮助起义军的情况。

　　此奏折记载成都将军德愣泰、西安将军恒端、湖北巡抚惠龄等清军大将，采取围堵的战术围剿起义军。其中有皇帝的朱批。

　　姜晟，字光宇，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嘉庆元年(1796年)，姜晟随额勒登保和德楞泰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加总督衔。

　　王文雄，字叔师，贵州玉屏人。嘉庆元年(1796年)以直隶通州协副将身份被调往襄阳镇压白莲教起义军。嘉庆四年，王文雄积劳成疾，仍然竭力督战。次年，他在士门关与杨开甲起义军战斗中，断臂坠马，死前仍高呼“不能仰报君恩矣”。嘉庆帝闻讯后十分震撼，封其为三等子爵，祀昭忠祠，谥“壮节”，谕慰其母，赐银千两。

　　德楞泰(1749-1809年)，字惊堂，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嘉庆二年(1797年)后，转战川、陕，鄂三省，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三年追袭王聪儿、姚之富，迫使二人跳崖而死。嘉庆五年被起义军所围，几乎被歼，最后才反败为胜。

　　勒保(1740-1819年)，满洲镶红旗人。在任四川总督时，连败起义军于丰城寨、白沙河等处，使起义军退至达州。生擒起义军首领王三槐，受到嘉庆帝的褒奖。清廷授其为经略大臣，总统川、陕、楚、豫、甘五省军务，终于将白莲教起义军镇压下去。后应召回京，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勒保碑为嘉庆二十四年御笔，碑文表彰他镇压起义军的“功德”。

　　杨遇春(1761-1837年)，字时斋，四川崇庆人。嘉庆二年(1797年)随额勒登保到湖北，转战川陕，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从那颜成军镇压林清、李文成起义，攻破滑县。此画像为紫光阁功臣像。

　　额勒登保(1748- 1805年)，字珠轩，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被正式任命为经略大臣，是嘉庆时期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第五任清军统领，斩杀起义军首领林之华，生擒覃其耀，罗其清。额勒登保运用剿、堵，扰的策略，坚壁清野，剿抚兼施，使白莲教起义军逐渐走向绝境。此为诸大臣恭和嘉庆帝所制额勒登保战功诗，卷首有嘉庆帝对其剿净白莲教起义军的惑慰赠言。

　　此册是嘉庆帝于嘉庆五年(1800年)对额勒登保奏报进军得胜的赞赏。文中叙述清兵将茅坪一带起义军截为两段，进而剿散，并将义军首领杨开甲击毙的过程。叙述中嘉庆帝不时加人一些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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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如果一个地方官跟皇帝说：我们那里出了白莲教，那皇帝怕是要气得吹鼻子瞪眼。如果说普通的造反只是伤风感冒，可以做到药到病除，那白莲教就可能是致命疾病。历史上几次改朝换代的大型造反中，都可以看到白莲教的身影。元朝末年，最先掀起反抗暴元旗帜的韩山童、刘福通，便是白莲教中的首领人物。后来朱元璋率领的明军，多少也参杂了白莲教的身影。

　　白莲教起源宋朝时期，当时白莲教只是佛教中的一支，并不算起眼。在宋代的时候，民间结社念佛的做法十分普遍，并不稀奇。他们在教徒中，宣扬的也是“劝人为善”的理念。

　　也因此，朝廷对这些结社念佛的人，并不加以打压，反而多加帮扶。宋仁宗还曾赐给他们“白莲”这两个字的匾额。参加结社念佛的人，不只是平民百姓和僧人，很多读书人，甚至是宰相，都已加入这样的组织作为荣耀。

　　南宋的时候，因为国家随时都面临刀兵困境的局面，念佛的人更多了起来。当时的白莲教，还只是被称为“白莲宗”，跟后来那个造反的白莲教，还是有一些不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元朝的时候。元朝初期，对于白莲教并不禁止。因为并不妨碍。但却有人借着白莲教的名头招摇撞骗，甚至是造反。

　　元朝皇帝一看，干脆就下令，禁止白莲教。这样一来，自然招来了白莲教的反抗。更何况，元朝中后期，上层统治者十分残暴，老百姓苦不堪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白莲教造反的理念，许多人都愿意加入他们。这就有了前面讲到的，韩山童、刘福通的起义。

　　值得一提的地方在于，朱元璋本人虽然跟白莲教的起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韩山童的儿子，“小明王”韩林儿，曾是朱元璋的领导。白莲教在起义中，也对朱元璋有一定的帮助。即便如此，朱元璋在坐上皇位后，还是下令，严禁白莲教。而且，朱元璋使用手段的严厉，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的帝王。

　　朱元璋现在是皇帝，对于造反，有着天然的恐惧。可白莲教并没有因为朱元璋的镇压而消失。虽然他们吸收了不同的教派，使用了其他的名字。但他们仍是白莲教。

　　在白莲教的信仰中，有一个便是“弥勒佛”。弥勒佛在佛教经典，被认为是未来佛的存在。这些信奉白莲教的人，大多是认为现实已经足够的糟糕，才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换句话说，只要现实还糟糕，这些白莲教的教徒还会席卷而来。明朝灭亡后，白莲教依然没有消散。而且，在他们的口号中，还加上了一句“反清复明”。

　　不过，在清朝前期，因为生活还算稳定，所以，白莲教并没有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浪。直到乾隆后期，当时四川、甘肃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流民。这些人没有饭吃，没有地住，许多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在茫茫大山中谋求生存。而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白莲教最佳的成长起义。

　　这一情况，最终也导致了在嘉庆年间那场规模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前后九年，清朝才平息了这场混乱。

　　这次规模浩大的造反，也几乎耗尽了白莲教的力量。虽然到了后面，白莲教也没停息过，但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值得一提的地方在于，朱元璋本人虽然跟白莲教的起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韩山童的儿子，“小明王”韩林儿，曾是朱元璋的领导。白莲教在起义中，也对朱元璋有一定的帮助。即便如此，朱元璋在坐上皇位后，还是下令，严禁白莲教。而且，朱元璋使用手段的严厉，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的帝王。

　　朱元璋现在是皇帝，对于造反，有着天然的恐惧。可白莲教并没有因为朱元璋的镇压而消失。虽然他们吸收了不同的教派，使用了其他的名字。但他们仍是白莲教。

　　在白莲教的信仰中，有一个便是“弥勒佛”。弥勒佛在佛教经典，被认为是未来佛的存在。这些信奉白莲教的人，大多是认为现实已经足够的糟糕，才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换句话说，只要现实还糟糕，这些白莲教的教徒还会席卷而来。明朝灭亡后，白莲教依然没有消散。而且，在他们的口号中，还加上了一句“反清复明”。

　　不过，在清朝前期，因为生活还算稳定，所以，白莲教并没有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浪。直到乾隆后期，当时四川、甘肃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流民。这些人没有饭吃，没有地住，许多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在茫茫大山中谋求生存。而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白莲教最佳的成长起义。

　　这一情况，最终也导致了在嘉庆年间那场规模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前后九年，清朝才平息了这场混乱。

　　这次规模浩大的造反，也几乎耗尽了白莲教的力量。虽然到了后面，白莲教也没停息过，但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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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都是在黄飞鸿系列电影里第一次听说白莲教，在电影里白莲教绝对就是反派的存在，也是暗示了一下白莲教的性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白莲教，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电影里那么轻描淡写，实际上白莲教从唐朝就开始有记载，毕竟唐朝时期相当开放，但是到了清朝白莲教彻底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而且教内分支也多了起来。白莲教到底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的呢?下面就为大家揭秘白莲教背后的真相。

　　白莲教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侠小说里的强力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中的龙套过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远强于教材所能给予的篇幅。类似清朝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件，其实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尤其是在体制异常僵化的明朝，白莲教众逃离内地，在边境上成为数十年的心腹大患。

　　现在普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学昌盛的北宋年间，但这些看似膜拜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他们的信仰体系起源，不仅早于北宋，也远早于佛教出现的年代。

　　弥勒佛的原型实际上是来自内亚的拜火教神--米特拉。作为一种从有文字记载前就出现的宗教体系，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改变。当古代印欧人带着米特拉神崇拜，驾着战车去征服印度。新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了印度教中。以至于在更晚期出现的佛教中，就有了进一步转变的弥勒佛。

　　米特拉信仰向西也影响了欧洲。他们先是在小亚细亚等地，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合体，成为新的太阳神标志。接着又一路向西，以原始的狮子形象和善战之名，成为了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米特拉神在罗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结果，米特拉神在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后，又以天使长米迦勒的形象，继续活跃下去。

　　在古典时代后期--中世纪早期的波斯，脱胎于原本拜火教信仰的摩尼教又孕育而生。这种结合了部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的“波斯异端”，重点向东发展，一路从西亚传入东亚。他们也将米特拉作为主神之一，并逐步同在当地站稳脚跟的佛教产生了联系。以至于隋唐时代的东亚人都分不清两者的严格区别。米特拉神与弥勒佛也在东土完成了主题与分身之间的合二为一。

　　摩尼教在中亚遭到伊斯兰打击后，又在东亚被唐朝的灭佛运动重创。但作为一个有较完整组织体系的教派，还是分散在了民间，继续传播。到了两宋时期，摩尼教虽然摆不上台面，却也是民间非常盛行的教派之一。原先的太阳神标志，逐步被印度化的莲花取代，米特拉神形象也彻底融入弥勒佛体内。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最终以白莲教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官府的持续打压和佛教派系的不断攻击，已经相当本土化的白莲教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牵扯到很多事件中去。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就有他们大力协助的因素。大量底层民众，因生活的困苦而拜倒在弥勒佛下，让他们很难被官府彻底消灭。

　　元朝一统长江南北后，白莲教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一方面是继续信仰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上层人士不屑，一方面是地方上儒家大族们的本能敌视。所以白莲教依然被限定在底层人群中，发展维度有很大局限。但也是利用南北交通的联动，这种在江南完成重生的小教派，一路到了北方各地。

　　元末，一系列的天灾与大规模瘟疫，摧毁了整个王朝的脆弱基础。以底层人士为主的白莲教，自然出现在了风起云涌的叛军之中。他们以教团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红巾军。最后协助朱元璋在江南有了立足之地。这段历程在几百年后，还启发了创作《倚天屠龙记》的金庸。

　　惨遭清算

　　利用白莲教的朱元璋很快就对他们大开杀戒

　　但就和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上位的朱元璋很难不忌惮拥有自发组织的白莲教。尤其是这些教团已经在民间发展数百年之久，很难不有悖于朱元璋的高压管制理念。于是，在他开始东征苏州时，就已经发布了攻击和取缔白莲教社团的命令。

　　在新的明朝基本占据长城以南的区域后，白莲教在当时京师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相反，倒是位于边区的北方各地，有了逐步壮大的趋势。尤其是在山地众多的山西，大量长期接受内亚宗教影响的民众，很容易就接受了相同起源的白莲教。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事，基本上就以山西为核心展开。战争破坏与明朝的奇葩经济政策，都让更多人陷入了贫困。白莲教的潜在市场也逐步增加。

　　15世纪初的朱棣叛乱，又引发了规模不小的靖难之役。虽然战争基本上就在燕京到江淮直接的运河流域展开，却也一度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躲避战乱的人群，大量逃入附近省份。很多从卫所制中脱离的失地军户，也不自觉的进入山西和直隶，再次壮大了白莲教的规模。对此也无可奈何的明朝朝廷，只能怪小民无知，容易被“妖人”煽动。

　　更为不妙的处境，来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其中又以山西地区，遭灾特变严重。原本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当地农民，被明朝强制进行单一的生产模式，对灾害的抗击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不少人铤而走险，开始同边境另一边的蒙古人做了走私贸易。白莲教团的组织性与协作能力，正好符合走私商团的必须。

　　结果，这些在山西的白莲教众，就成为了北方边区的主要走私力量，堪称后来著名的晋商集团先祖。他们和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商一样，必须同内地的官宦大族联系，形成了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样的局面在整个15世纪后期都愈演愈烈。当广东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在地方官护佑下出海贸易。在山西也有不少白莲教徒出关，同掌握北亚贸易路线的蒙古人交易。

　　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南一北的两大走私商人集团，也在同期遭到新的非难。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是对权力及控制欲非常看重的君主。他周围的主要谋士也基本以最正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为主，对地方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先是接着屯门海战的冲突，以驱逐葡萄牙人为名，整顿了广州沿海。接着又以余姚的血案为契机，消灭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和几大海商集团。类似的模式也在山西发生了。

　　1545年，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因获罪而被取消了爵位。因不满被册封在当地的代昭王朱充耀，未替其向朝廷说情，决心发动叛乱。除了自己能动员的少量驻军外，他还向关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援，约定一起夹攻边防重镇的大同。

　　来自应州的白莲教领袖罗廷玺，在这场叛乱中也表现活跃。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明军镇压，蒙古骑兵也来去匆匆，但还是让嘉靖的朝臣们开始注意其山西边境的情况。在又一轮高压清洗后，很多白莲教徒决定出逃，到长城以北地区另谋生路。他们以各自的小教团为核心，也吸纳了一些不堪忍受明朝剥削的农民，一起翻阅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长城防线。控制着漠南与河套大部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们之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长城以北的地区并非都是贫瘠的荒原。距离大同不远的丰州一带就水草较为丰美，还适合农业生产。早在辽金时代，当地就是一个控制草原南部的重镇。蒙古帝国崩溃后，这里的城市被废弃，只有少量人口存在。以白莲教为首的越境集团，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他们在蒙古王公阿勒坦汗的庇护下，开始对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开发。

　　短短几年内，总计有1万山西的白莲教众逃到了丰州。他们以原先的独立教团为单位，开始在当地建立堡垒并拓殖田地。随他们一同奔走塞外的还有4万多非白莲教信仰的普通难民。一些周边的蒙古牧民也选择在崛起的新城区附近常驻，人数约有2000左右。这个没有中心的大城区，也就成为了当时蒙古南部和明朝北部最有活力的地方。其地位与浙江舟山的双屿岛类似。

　　在山西不断遭灾的同时，临近的河套与漠南也是气候灾害频繁。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顿。由于明朝的建立与锁国体制，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同内地轻松贸易。这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有很大打击。加上陆上丝绸之路正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退期，来自内亚腹地的商队也大量减少。愈发贫瘠的草原也陷入了各方争夺稀缺资源的战场。可以说，在白墙以北的草原，生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然而，在白莲教徒和众多逃亡的流民看来，丰州一带却是他们的乐土。在摆脱了明朝各级官吏的管束与盘剥后，他们的生产所得中的绝大部分留作自用。除了基本的口粮外，也可以参与长城以北的走私贸易。不仅将粮食卖给蒙古人，也会运到内地贩售。依靠过去就已建立的地下贸易网络，各种其他商品也由他们之手，流通在白墙南北。

　　土默特蒙古人也非常看重他们的这些才能，在一开始就赐予了大量畜群，保证其基本的生活维持。阿勒坦汗后来又进一步对他们委以重任，让白莲教徒担任自己的顾问、间谍和贸易代理人。通过这些丰州的内地流民，恢复和发展了漠南蒙古地区的经济。白莲教徒甚至于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药材和稀缺的医疗人员，并奉大汗之名在偷偷去长城以南采购。

　　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说，丰州的白莲教集团还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些人来自内地的各行各业，可以帮助蒙古人制造各类武器，并提供内地的具体地理情报。由于本身以教团为基础组织，这些白莲教众还可以组织单独的部队来协助蒙古人作战。

　　有了丰州白莲教徒的帮助，土默特蒙古人很快就向明朝边境发难。他们希望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边境市场，重新建立横跨长城南北的经济活动。这也让他们和白莲教徒一起，成为了明朝中期的最大边患来源。

　　1550年的庚戍之变，就是获得白莲教帮助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从鄂尔多斯的草场南下，号称有骑兵10万之众，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边境的大同。当地总兵仇鸾与白莲教方面获得联系，给阿勒坦汗送去了贡金。蒙古军队于是直接饶开大同，向东从古北口和通州等地逼近北京。

　　嘉靖皇帝下令京军整队出战，却发现花名册的军队其实有很多人根本不存在。仓促出战的残余部队，也在北京附近被厉兵秣马的蒙古人击溃。至于从其他地区赶来的勤王部队，还慢吞吞的走在路上。但由于蒙古人的目的是逼迫明朝开市，而不是真的来占领地盘。所以当嘉靖皇帝的态度软化后，入侵者便匆匆撤退。这场险些酿成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的闹剧，以大明朝的灰头土脸而收场。

　　第二年，大同的马市终于开市。阿勒坦汗甚至给嘉靖皇帝贡献了良马，期望缓和对立情绪。但基层的鸡同鸭讲，很快就让马市在1552年被明朝关闭。而给蒙古人纳贡的仇鸾也被人揭发处理。

　　明朝人很快就意识到是丰州地区的白莲教众，帮助蒙古人攻略长城以内的地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反击行动。1560年，3000边军突袭了丰州的一处白莲教营地。由于大批蒙古人马已经在夏季北上避暑，留守部队近千余人。但明军在草草砍得83个人头后就迅速回撤。被焚毁的营地也只是当地群落的冰山一角，丝毫不能动摇白莲教集团的地位。

　　发现无法硬来的明军，于是开始以财产为诱惑，对丰州当地进行招降。但除了少量在内斗中实势的人外，很少有白莲教徒选择回归。而对几个首领的重金悬赏，也让蒙古人送还了几个用处不大的骗子，从明朝这里又捞得一笔赏银。

　　随着白莲教集团在丰州的日渐壮大，他们还继续怂恿蒙古人南下山西等地，将明朝势力从当地驱逐。1567年，也就是嘉靖执政的最后一年，白莲教首领之一的赵全就为阿勒坦汗制定了详细的计划。6万蒙古与白莲教部队，分兵四路，杀入山西。当地的明军根本无力抵抗，在野战中大败而归。只能依托城墙防御来自保。土默特蒙古人接着围攻石州，并依靠白莲教打造的攻城武器，破城而入。周边多地也遭到了洗劫和攻击。明朝在山西的防御体系则被一举摧毁。

　　赵全还鼓动蒙古人占据他们攻克的各个要塞，但却因为蒙古人没有余力和野心而作罢。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蒙古与大明议和时的筹码，被遣送会内地处死。脑袋被传首九边。但若不是嘉靖皇帝在这一年的病死，恶劣的形式可能真迫使蒙古人下决心去占据山西。

　　也是在1567年，随着嘉靖皇帝的死与隆庆皇帝的继位，明朝的政策出现了很多具有灵活性的转变。相比食古不化而刚愎自用的父亲，隆庆看待现实问题就不太以高压目的和纲常伦理来作为唯一指标。

　　今天的我们回顾他短暂统治期，发现几乎一样的两个和解在大明朝的南北边境完成：

　　对南方的海商集团和倭寇，隆庆选择了著名的开关行动。以原本海商云集的月港为中心，不再全面禁止当地人参与对外贸易。同时对已经留居澳门十多年的葡萄牙人也网开一面，允许他们继续居住沿海。

　　对北方的蒙古人和白莲教，隆庆也从实用角度出发，展开了怀柔行动。首先是同意与蒙古人进行贸易，并在大同和北京等11个地方开放了贸易关口。这样就能让长城两端的商品进行顺畅的流通。作为回报，蒙古人很快就停止了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双方的连续冲突，转变为十多年的相安无事。连明军修补边境工事的木材，都是从靠蒙古一边找来的。

　　至于丰州的白莲教众，他们也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优厚的招降待遇。部分人在乡土情节感召下，还是接受了条件并回到内地。但更多人还是选择留在长城以外，坚决不返回大明王朝的控制区生活。他们同样可以以中间人的身份，继续参与长城南北的贸易活动。隆庆与阿勒坦汗的议和通商，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威胁性。

　　以上这些措施，归结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模式。即通过对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再用大家都可以获利的方式，解决过去的争端。无论对手是不服朝廷管制的乱民，还是和明朝堪称世仇的蒙古部落，又或是同样以天之骄子自居的西洋人。这样触及人心本性的协定，都是可以有美好结果的。

　　澳门在葡萄牙人说里，成为了远东的海上中转站。丰州则在蒙古人和白莲教徒手中，成为了内地与内亚贸易的重要节点。阿勒坦汗甚至在当地常驻，并让人仿照元大都的布局结构，建造了宫殿与新城。

　　在后来的香港最终崛起前，两座隆庆时期定型的“法外之城”，托起了大明朝南北两地的经济。前者至今还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后者则成为内蒙古的省会--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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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莲教，乃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结社组织，起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是南宋的僧人茅子元，他建立白莲忏堂，号召“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作为一名广有修行的僧人，茅子元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并受到了宋高宗赵构的赐封，白莲教也开始兴盛起来。

　　白莲教重视宗门关系与师徒关系，这种特性也使得白莲教徒的结社之风愈加严重。元代以后，白莲教愈加流行，各地结社众多，宣扬“弥勒下生”、“弥陀出世”，这也使得百姓对其愈加信仰。元代末年，农民起义不断，白莲教徒韩山童也宣传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这种说法也在河南江淮地区广泛传播。而这种说法，也就是出自白莲教的经典。韩山童被杀之后，韩林儿继承父业，号称小明王，立国宋。

　　朱元璋出身卑微，17岁那年，家乡大旱，其父母均死于此灾之中，朱元璋也到皇觉寺当行童。后寺庙也难以为继，朱元璋遂出门云游，也就是在这一期间，朱元璋受到了白莲教的影响，也加入了白莲教。1531年，朱元璋离开寺庙，投奔了红巾军。随后朱元璋不断发展，最终登基称帝，建立明朝。而至于《元史》中没有提及“明王出世”一说，吴晗先生认为是“此盖明初史官为明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明代也有人说“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可见，朱元璋的兴起，与白莲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朱元璋兴兵之时，其部将多出身于白莲教，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不断扩张，他的队伍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儒生，其中向宋濂和刘基，他们对于白莲教都有着本能的厌恶，在他们的影响下朱元璋也开始了转变。出身于白莲教的朱元璋也对白莲教的影响有着清晰地认识，掌权之后也就开始了对白莲教的禁止。洪武元年，朱元璋接受了李善长的建议下诏禁止白莲教，在《大明律》中更是明文禁止白莲教，“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而白莲教在明初时期也多次举行起义，1373年，罗田县人王佛儿借白莲教起事，自称“弥勒佛降世”。1386年，福建人彭玉琳也借白莲教为工具，起事造反。这些情况的出现，也使得朱元璋更是坚决的禁止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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