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然而即便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吊诡的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伦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弘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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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 汉书· 武帝本纪》 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 )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 )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到底是否可信?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到了宋朝，班固的说法被司马光借鉴，他在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这样写道：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 汉书· 西南夷传》 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不矛盾，这里的"发"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

　　孙景坛先生则坚持建元元年之说。他认为，元光元年的诏贤良与建元元年的举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百家。《五经》对策，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如果没设置《五经》博士，是不可能用《五经》策问的，所以不可能有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张大可先生也同意孙景坛的说法，并作了补充。他认为，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袁故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记》、《汉书》记载，这五个人都是建元元年举贤良，没有一个人为元光元年举贤良。由此这两人认为，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建元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是其结果。司马迁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有可能给董仲舒"谨名分"，所以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关系到他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古代史书对这一时间的记述出现了偏差，所以导致了现在对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疑问。至于这一争议何时休止，除非出现确凿史料证明，否则将会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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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儒学发展史上，有一个上继孔子、下开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出现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董仲舒，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对这个人物做了记载。司马迁和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他还曾经问学于董仲舒。那么董仲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被汉武帝发现的?为什么汉武帝尊崇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董仲舒是广川人，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枣强县人，这个人在景帝朝已经是做了博士了。当然中国古代这个博士跟我们现在这个博士不一样，他那个时候的博士就是指他的博学，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一个顾问了，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学者。而且董仲舒读书非常刻苦，据《史记》跟《汉书》的记载，董仲舒曾经读书三年目不窥园，有三年时间他没有到过自己的后花园去，所以后来人们就出来了一个典故叫“目不窥园”。目不窥园就是指董仲舒，人们后来用目不窥园形容一个人读书非常专心、非常专注，称这个人叫目不窥园。汉武帝在继位以后，在建元元年的十月，他就下诏让天下的诸侯，让一些高官推举贤良方正，这个贤良方正的全名叫贤良方正直言敢谏，贤良方正是讲品质，直言敢谏是说他敢于说话。所以在这一次举贤良方正中间，汉武帝发现了董仲舒。董仲舒考了个第一名，就是举首，这样，他既然是第一名，是举首，汉武帝就连续向他问了三次，董仲舒就回答了三次。皇帝的问话叫策问，回答的文章叫策文，皇帝提问贤良方正回答这个过程叫对策。这就叫对策，董仲舒回答了三次，这才流传下今天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间董仲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得到了汉武帝极其的喜爱。那么汉武帝为什么喜爱董仲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间到底说了些什么问题，引发了汉武帝的重视。

　　建元元年，16岁的汉武帝刚刚继位，他还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就多次征集贤良以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汉武帝发现，并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是讲天和人的关系的，那么董仲舒到底在“天人三策”中说了什么?从而引发了汉武帝的兴趣呢?

　　第一点受到汉武帝重视的，就是董仲舒提出来了“新王改制”。什么叫新王?就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一个新登基的皇帝，这个叫新王;改制，改是改变，制就是一整套的制度仪式。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的国君登基以后，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制度。他具体提出来的这个新王改制的内容是两点：一个叫“改正朔”，二个叫“易服色”，董仲舒的原话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这个话说起来就是要改正朔，要易服色来顺应天命。当然这句话很不好懂，我们做一点解释：改就是改变、更改;正就是正月，正月是一年之首;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以改正朔按照我们现在说一个最通俗的话，就是改变历法，一个王朝建立以后把这个历法要改一下，这就叫改正朔。什么叫易服色呢?易也是改变，服色就是指那个服装。他说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改变你这个王朝的服装(颜色)，还有你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个牲口、车马，这些颜色要改变。中国古代历来是一个王朝它都崇尚一种颜色，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把前一个王朝的颜色给改它一下，换成自己的这个王朝的颜色，这个就叫易服色。那么为什么董仲舒这么强调要改变历法和服色呢?因为董仲舒有一个看法，他这个看法汉武帝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汉武帝对于他这个改正朔、易服色这么一套仪式为什么感兴趣呢?因为董仲舒这个改变仪式中间包含了一个对汉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那么你这个新王朝合法不合法?有没有什么合法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刘邦，他本来是一介草民，刘邦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中间，他是从一个布衣百姓夺得皇帝之位用的时间最短的人，他就是三年反秦，四年灭项，刘邦就用了七年从一个布衣百姓摇身一变成了大汉天子。那么你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皇帝，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你是不是合法的?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新王朝，这个新国君它合法不合法?它的合法性在哪儿?这个问题开国皇帝想不到，开国皇帝第一是他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达不到;再一个开国皇帝顾不上，开国皇帝只顾得夺人家的权，夺过来自己当。一是想不到，二他也顾不上，但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新王朝建立有没有合法性?人家凭什么要承认你?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你刘邦是一个草民，你就折腾了七八年，七搞八搞你搞了一个皇帝，那么你能这样搞个皇帝，我们能不能也这样搞?就是说你当了天子、当了皇帝建立大汉王朝，我们也能不能搞上几年把你干下去，我们再来当皇帝?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存在的两个问题：一，合法不合法?第二，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仿照你这个做法来做?如果大家都可以仿照你这个做法来做，那么你去夺秦朝的天下，我们去夺你刘姓的江山，这个天下就大乱了。

　　所以董仲舒在他的新王改制说中间，他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叫你改正朔、易服色，他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董仲舒的意思，一个人之所以最后能够当皇帝是君权神授，是天命所在，是老天让你当的，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得承认你是合法的。反过来说，其他的人不能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老天不支持你。所以董仲舒提出来这个新王改制实际上是在强调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给的，是天意，所以他做天子大家得服从，别的人不具备这个天意就不能再折腾，你再折腾的话你就是成了造反，你就不可能当皇帝。所以董仲舒这个新王改制说法一提出来，你想想汉武帝能不高兴吗?汉武帝没有这个理论水准，他不能够论证西汉王朝的合法性，但是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了西汉王朝的建立是合法的，刘邦当皇帝是天意，是天命，是神授的权利，这个当然对汉武帝来说是极为感兴趣的。但是汉武帝没有看到董仲舒这个说法中间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董仲舒这个君权神授的命题中间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是承认君权，第二是限制君权，它还有限制君权的一面。也就是说，你当了皇帝是上天给你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做了皇帝以后，你像秦始皇一样胡作非为，那么上天就会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改上天就不再支持你了。所以董仲舒后来他就用比如说出现的一些地震啊，日食啊，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他就用这些现象来告诫皇帝，这是上天对皇帝的一种警告，一旦出现这些现象你要反省自己。当然这个时候，董仲舒提天人三策的时候还没有把这一点发挥出来，所以他这一点，为汉王朝寻找合法性这一点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这是董仲舒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一点。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第一问题，就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这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这都是首要的问题，汉武帝自然对董仲舒欣赏有加。但是刚刚君临天下的汉武帝面对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还在思考什么?董仲舒的哪些想法对汉武帝来说又正中下怀呢?

　　建元元年，汉武帝刚刚继位，一心想有所作为，就多次征集贤良以求治国之道。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走进了汉武帝的视线，他的新王改制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很得汉武帝的赏识。但是刚刚君临天下的汉武帝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他还在思考什么呢?董仲舒的哪些想法对汉武帝来说会正中下怀呢?

　　董仲舒的这个博士是春秋学的博士，《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董仲舒这个春秋学属于公羊派的春秋，因为春秋有三派。公羊派春秋特别重视的就是大一统，这个一统我们也可以叫做统一，所谓的大一统就是把天下的统一看得非常大，看得非常重要，这就叫大一统。所以董仲舒这个公羊派春秋中间特别强调天下的统一是最最重要的，而这一点的话呢又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汉武帝是刚刚经过景帝朝的七国之乱以后接下来这个江山的，他接下来这个江山以后，仍然存在一个诸侯王割据的问题。汉武帝一生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集权，而董仲舒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大一统的理论，所以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理论之下公开地搞他那一套中央集权。所以董仲舒他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第三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太学，太学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建立太学而且还要提出来，要把这个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他把它制度化。兴太学、举贤良，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来的第三个重要观点。太学它的建立就是从武帝朝开始的，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到隋代又成立了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管理这个最高学府的。一个太学，一个国子监，从武帝朝开始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废除科举制为止，所以这个太学给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再一个是推举贤良，这个推举贤良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它成了汉代人才选拔，汉代的人才选拔是察举征辟，成了人才选拔的一个制度。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选拔是经过了五个制度的轮换，最早的人才选拔是选贤举能，这是上古时期。后来发展就是世卿世禄，就是你们家做官的人世世代代要做。到了汉代就改变这个做法了，要察举征辟，就是从天下的臣民中间来选拔贤才。到了魏晋南北朝是九品中正制，就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再来选拔人才。到了隋朝实行科举制，这个中国人才的选拔经过了五种制度，最终定型于隋代的科举制，科举制一实行就是一千三百年，一直到清代晚清废除科举。所以作为人才选拔来说，董仲舒是为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君主，他当了皇帝以后，他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网络人才，而董仲舒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这也是董仲舒深得汉武帝信任和喜爱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三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颁布推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这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新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的背景原因

　　①汉武帝时，王国问题继续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彻底解决王国问题，需要一个符合实际的统治思想，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

　　②过去的法家思想已经不完全适应巩固政权的需要，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不适应恢复发展后的变化。

　　③当时儒学代表董仲舒吸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主张，对儒学加以改造和发挥，提出了“君权神授”、“大一统”的思想，首倡“独尊儒术”，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与当时墨家思想形成“非儒即墨”的局面，俨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蔚然大宗。孔子倡 “仁”、重“礼”、讲“德”;孟子提倡“仁政”，并为封建制度辩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的思想主张，都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共同的缺陷是没有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秦朝建立以后，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适应了秦帝国维护统一的需要，所以秦始皇专用法家思想而焚书坑儒，结果导致儒学在秦朝遭到沉重打击。西汉初期，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马上打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当务之急是非常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封建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政治上的宽松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汉初期得以有机会逐渐复苏。因此，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时期，应运而生战国后期，蔚然大宗秦朝时候，遭到打击西汉初年，逐渐复苏”的四步历程。

　　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出现我国封建时代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

　　①南北边境不宁：主要是北方匈奴的对西汉的威胁，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被控制在匈奴手中，匈奴和西汉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其次是南方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如夜郎国妄自尊大等。

　　②王国威胁中央：汉初刘邦在基本上消灭了异姓国以后，又分封了九个同姓国，虽然在汉景帝时期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实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侯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甚至还有轻死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的威胁。

　　③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早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就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国力的上升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于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加强专制中央集权成为历史的必然。

　　另外，汉武帝的个人喜好也是关键的。儒家学说能成为统治思想，重要的关键也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和爱好。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是无上的，对确立自己权威的事情，他肯定是会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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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存在

　　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存在的。翦伯赞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中国通史纲要》写道：“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就是要求树立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思想体系。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推崇儒术，罢黜百家以外的学派，只有通晓儒学的人才能做官。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张传玺也指出，西汉前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就指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翦伯赞、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存在的。

　　郭志坤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采取了“综合的办法”，“吸收了各种学派的思想，甚至包括对立派的思想中的有用的东西，收罗进‘儒术’这个思想体系之中，然后要人们去‘独尊’，同时，对于思想上的各派别，既不‘焚’，也不‘坑’，而是让其存在”。“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而实行放宽思想限制的政策”，但“当时只是道家的思想武库里寻找无为而治的思想来作治国安民的法宝”，到“吴楚‘七国之乱’，暴露了黄老思想的局限性，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合诸说’的措施，寻求更加适应统治的思想。”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跟原始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已经糅合了各家各派的主张，成了‘博采百家，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它兼顾了各方，顺乎时务，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思想统治工具。”“董仲舒所提的‘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但实际上‘百家’并没有罢黜。相反，汉武帝的指导思想是博采百家，运用各家各派学说的长处，加以综合利用”，即“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实际上是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封建专制理论”。为什么百家没有被罢黜， “这跟汉武帝所采取的某些做法有关”：“其一，允许‘多说并存’”;“其二，鼓励‘百端之学’”;“其三，重用‘茂材异行’者”;“其四，兴太学，养贤良”。(郭志坤《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光明日报》198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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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个在汉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开启了汉代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而且也对于黄老之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就是大力发展儒学和孔子学说而贬低其他学派的学说，对于其他学派的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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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个话题，还应该分两方面来对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之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不利于汉代思想的繁荣，也不利于汉代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但是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汉武帝上任之后，大一统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而出现的，所以汉武帝在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整个汉代的大一统趋势大大加强，不仅思想文化得到统一，就连社会生活方面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出统一趋势，为汉代统治基础的奠定打牢基础。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消极影响，也有人认为有积极影响，其实这件事在汉代思想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开启了之后皇帝禁锢人民思想的先河，也使得汉代国力大大增强，开始向大一统迈进。 ...查看更多

　　一直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成为汉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签，一个代名词，这件事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被后人讨论得沸沸扬扬，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有人早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理论的第一个提出者就是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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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是汉代权臣，也是汉武帝的心腹亲信，他在刚刚上位的时候就向汉武帝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提出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为了提出这个理论还曾经专门研究过黄老之学，把黄老之学和孔子学说中的一些糟粕和精华集中在一起，构成了董仲舒本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除了董仲舒之外，也有人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借了董仲舒的手和嘴来为自己做个掩护，很多人对此表示非常不理解，因为汉武帝作为皇帝本来没有必要亲自提出一个学说，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在后来也有积极的一面，汉武帝根本没有必要掩饰，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就是董仲舒本人。

　　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的同时，也广泛借鉴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所以在日后汉武帝采取的理论中，有很多别的学派的影子，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提出者不只是董仲舒一人，还有很多的理论大家。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