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王朝时期是拜占庭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学术发展非常迅速，教育水平为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之冠，文化成果极为丰硕，出现了一大批在拜占庭文化发展史上闻名遐迩的杰出人物。现代拜占庭学家瓦西列夫认为，“这个时代经历了拜占庭文化典型特征的最清晰的展示，显现出世俗因素和神学因素紧密结合的发展，或者是古代异教智慧和基督教新思想的融合，促使普遍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大发展，最终显得缺乏原始原创的特征”。

　　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学者“数学家”利奥，据说他通过深入研究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而获得了渊博的学问。当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私塾中传授哲学、数学、天文学和音乐时，其学识为公众所认可，并被皇帝任命为国家教授，享受俸禄。后来他在宫廷官学中担任校长，继续讲授哲学，而在他任命的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和修辞学四大讲席教授中，都包括他的亲戚和资助人，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学者佛条斯(Photios)。这所皇家大学一直得到皇帝的重视，君士坦丁七世就是其积极而热心的支持者。正是由于这批著名学者的任教，马其顿王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学识超群、能力不凡的优秀人才，而这个时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诚如现代拜占庭学家曼格所说：“可以肯定地说，在9—10世纪期间，希腊文学的水平大为提升，或者说变得更为精致讲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在历史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另一位“大家”是两度担任过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佛条斯(Photios I of Constantinople，858—867年和877—886年在位)，他一生都卷入当时的帝国政治漩涡之中，身处帝国上层，却一直不懈地追求学问，完成了著名的读书笔记，涉及290部380种古代作品。其博闻强记和融会贯通的治学能力，使他完成了青史留名的《书目》(Bibliotheca)一书，其中不仅对他阅读过的每本书都作了多达几行至十几页的记录，而且附有读者对它们的评价。现代学者统计，该书涉及的作品包括有233种基督教古书，147种异教或世俗古书，不包括教科书、诗歌和戏剧，全部属于传世精品。

　　正是佛条斯的学问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并受到皇帝的赏识，一度担任皇家教师。佛条斯还是杰出的思想家、卓越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外交家，凭借其学识两度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任职期间，他提出了教会和皇帝“双头权力理论”，确定了世俗和教会权力之间理想的关系模式，一度成为教会正统派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与皇权至上的政治实践相对立，最终在886年利奥六世即位后，他被立即罢免，从此退出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圈，客死于亚美尼亚流放地。

　　作家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0年)也是马其顿文化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中等的殷实之家，其父母极为重视对他的培养，送他师从当时多位学者，故而造就了他教俗知识兼通的学问，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他属于当时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学术新星，在首都知识界脱颖而出。36岁时，他进入奥林匹斯山修道院研修，不久重返首都政界，成为宫廷学者，在多位皇帝庇护下钻研知识，并在当时的文化建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作用，曾任帝国哲学院院长，类似我国古代“翰林院大学士”。

　　普塞罗斯是位多产作家，其流传后世的作品涉及历史、哲学、神学、法学、韵律诗歌、散文、札记和书信。其《编年史》主要涉及976—1078年间的政治和军事，其文风深受古希腊历史作家的影响，即在叙述中始终强调大自然的作用，注意从现世事物中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胜败得失的原因，这在用神学理解历史事件的拜占庭作家中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人物和事物几乎都充满了矛盾，他总是力图从人性的缺陷中追寻失败的原因。普塞罗斯的作品价值还得益于他丰富的经历，许多关于皇帝和宫廷生活的描写来自其亲身近距离的观察，因而比较可靠，成为后人反复引用的资料来源。他晚年失势，在贫穷和失落中去世。

　　马其顿王朝的几位“文人”皇帝也值得提及，他们虽不是治国理政的能手，但不仅终生致力于学问，著述高深，佳作丰硕，而且由于他们对知识和学术的由衷热爱而催生了追求高雅智慧的文化热潮。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撰写文史书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他虽然生于皇家，身为皇帝亲生儿子，但却命运多舛，其皇家继承人的身份长期得不到承认，因此被排斥在王朝权力中心长达40年。

　　但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为他提供了生活条件优越而又置身权力斗争之外的环境，因此也为他追求学问，实现其好学天赋创造了条件。他一生向学，热爱古代文化，大力支持学术，褒奖各种文化活动，吸引大批学者在其周围，推动了“马其顿文化复兴”。他是真正的学者，亲自参与和撰写多种文体的作品，在其多部关于拜占庭帝国军区、政府、宫廷礼仪的著作之外，他还主持编纂了《皇帝历史》这类史籍。该书共分4卷，共20多万字，涉及813—961年间的王朝政治史。他还为后人留下了《礼仪书》、《帝国政府》、《论军区》等极其重要的文献，都成为今人研究的主要依据。

　　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图书整理编纂计划，整理出珍贵的古籍文本，例如《农书》(Geoponica)涉及古代晚期的农业，《兽医学》(Hippiatrica)涉及当时的兽医科学。君士坦丁七世还下令编纂了医学百科全书和动物学百科全书，而最浩大图书整理计划是《史典集成》(Excerpta historica)，它是从历史作品中广泛挑选出来的作品摘录集，涉及从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到9世纪修道士乔治(George the Monk)时期的所有作家。从该书主题标注的“皇帝的敕令”、“胜利”、“公开演讲”、“狩猎”、“婚姻”和“发明”等53个题目可以看出，整部书相当浩大，如此丰富的藏书编目大概只有皇帝有能力进行编纂，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我国的《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提到君士坦丁七世下令编纂的历法、众多圣徒传记(约148部)、百科全书式作品《文通》(Souda，直译“问学之道”)，后者包括大约3万个词条，按照字母排列，涉及难解的词汇、历史注释、文学诠释、谚语格言等，大部分涉及古代知识。类似于君士坦丁七世这样的皇帝还有利奥六世，其立法活动十分突出，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这个时期的文化复兴是与尚古热潮密切联系的。例如《历史》一书的作者利奥(Leo the Deacon，950—994年)就是一位尚古作家，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被比喻为古代的英雄，他笔下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被比喻成赫拉克勒斯再世，皇帝约翰则变为复生的提丢斯，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被视为阿喀琉斯的后裔。但是利奥笃信上帝的力量，确信命运是无法摆脱不能对抗的，而一切成功都体现了神意的意旨，所有的失败和灾难都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其作品中渗透的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多多少少具有古典悲剧“命运”主题的影子，只不过上帝代替了古典的神祇。像利奥这样的作家并非少数，例如编年史家“大官”西蒙(Symeon Logothete，10世纪人)、《简明编年史》作者约翰·斯基利奇斯(John Skylitzes，11世纪人)、《编年史纪》作家“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等都具有强烈的尚古精神。

　　正是在这个热潮中，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特色鲜明的模仿古典作品的时尚，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波里比阿，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等人的作品都受到了当时作家的追捧和模仿，这个时期的一批传世佳作都映射着古典文史哲作品的影子。这样的复古方式后来在拜占庭帝国衰落时期一再出现，从此没有消失，反映了拜占庭知识分子企图在古典学问中寻求精神出路的愿望。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社会相对稳定，其内政和外交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马其顿王朝之后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该王朝统治末期，由于军区制瓦解，小农和农兵阶层迅速消失，帝国赖以维系的小农经济基础被瓦解，大地主贵族势力崛起，中央集权遭到地方分裂力量的破坏，拜占庭国家因此趋于衰败。

　　1025年冬季异常寒冷，巴西尔二世偶感风寒，一病不起，12月15日去世。他的去世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拜占庭帝国从此走向衰落。其弟君士坦丁八世不仅无能，而且继承皇权不足3年也死于冬季流感。他的3个女儿或沉湎于修道生活，或热衷于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皇权旁落，军政大贵族势力乘机左右朝政，拜占庭帝国由此进入其衰亡阶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